20世纪30年代末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深入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在开展扫盲教育的同时,还通过社会教育对巫神、缠足、买卖婚姻等不良风俗进行了改造。这场教育改造运动直指旧式社会沿袭下来的传统“陋习”,而旧有传统丧失合法性被教育改造的过程,也是一个新旧文化不断碰撞与交割的过程;外来的启蒙思想和知识,不可避免地受到乡村社会内部文化基础的抵触,因此探讨这一教育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全能主义政治作为基调,这也是一场改造“人”的运动,革除民众身上的陋习,不仅意味着民众身体层面的革新,还体现出身体被模塑成为具有生产性潜力的面向。教育学是“成人之学”,是研究肉体、理智、情感等完整的活生生的人;而身体是人存在的条件,研究身体的精神和肉体发展也是研究人的一个途径,是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人”的存在。基于此,本研究以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中“人”的教育改造为线索,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对身体所受到两个层面影响的讨论。身体是“人”的身体,也就说明“身体”是有欲望和情感的身体;其次,身体除了生物性存在,还含有文化性的成分,这就意味着身体在教育活动中建构的合理性,从而才有了教育改造“人”的可能性。陕甘宁边区所具有面对民族危机时所产生的过渡型特殊社会形态,模糊了“公共”与“私人”的界限,具有对人直接支配、要求和调动的属性,这种属性对边区民众显示出的制约作用,体现为规训性权力、行政权力以及强制力表现于外的形式。2.对“解放”妇女教育改造过程的讨论。通过教育抹去缠足在文化上的正当性,这一过程旨在建构妇女的主体意识,使解放意识形成一种大众认同;其次,在身体的生产性建构中,妇女运动试图通过劳动翻转家庭旧式权力,最终因为现实困境,沦为了使命化与工具化的存在。尽管“解放”的动作没有真正完成,但由于现实处境与地位的改善,边区妇女得以参与公共生活,面对新的社会空间,她们所经历的是一场身体在压抑和喜悦之间交错的体验过程。3.对游民群体中巫神和“二流子”教育改造的讨论。巫神和“二流子”成为边区熟人社会里福柯式的“疯人”,并使之在带有区隔意味的群众运动中,通过自我审视达到教育改造的目的;其次,通过行政权力,在规训和强制下,实现他们与劳动民众身体的分离;最后,通过对巫神和“二流子”个体的组织和固定,在纪律环境里对其进行劳动教育改造,这种带有强迫性的劳动义务体现为一种伦理实践,意味着只有通过劳动教育才能真正被改造成“人”。4.在革除陋习的背景下,“人”的教育改造体现出浓厚的卫生面向。近代卫生的概念,不再只体现为个人私事,而是关涉到社会乃至民族国家的公共事务,倡导卫生起到“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身体感”决定了民众认知的视角与可能的限度,通过树立卫生观念,公权力的涉入才能让民众适应身体的拘束,不至于产生抗拒和抵触的心理,从而达到情感与理性策略的双重认同。以“身体”作为观察对象,来考察陕甘宁边区革除不良风俗的社会教育,旨在探寻思想启蒙之外的路径,从而回到历史情境中“人”的存在,这一检视也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近代身体生成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