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进程,但高速、粗犷的发展方式加之工业企业高污染、高排放的特性不但造成资源的无端浪费,而且引发严重的环境问题。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是实现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和谐共生的重要途径之一,而绿色税收政策影响工业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提高进而影响环境问题的改善。因此,研究如何调控好绿色税收政策对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双重影响效应进而提高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以往学者研究进行总结,发现以税收为影响主体研究其影响效应的文章有很多,朱平芳（2003）以税收的角度研究科技激励政策对中国工业企业专利产出的影响,李彦龙（2019）研究税收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等,可见税收和创新效率两者间存在一定的关系。此外,在对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以环境规制为核心,但是绿色税收作为环境规制的一部分,相对于环境规制而言,绿色税收政策具有合理明确的标准,严格规范的执行等优势。因此本文重点将绿色税收纳入影响绿色创新效率的指标评价体系,测度绿色税收、企业规模、技术水平、外商投资以及利润水平对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效应,同时研究其他四种因素在绿色税收政策的间接影响下对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动态变化。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选取超效率SBM模型研究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除了在指标选取时更具有针对性,还将绿色创新效率中的“坏产出”以负向的形式进行量化,以此来进一步优化超效率SBM模型,同时通过Malmquist指数分解值,观察其动态变化。在探究效率值的影响因素时,为了避免传统方法产生的有偏、非一致的问题,同时考虑到弱工具变量,故采用动态面板两阶段系统GMM方法探究。与以往参考文献影响因素的指标选取方式不同,在研究影响因素时,以一定的理论基础为框架,使得在指标数目精简情况之下保持覆盖的全面性。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基于优化超效率SBM模型和两阶段系统GMM模型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探究是合理且有意义的。以中国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首先利用优化超效率SBM模型测量绿色创新效率,从全国不同省份、地区等维度对效率值的分布特点归纳探究。然后构建两阶段系统GMM模型,测度绿色税收、企业规模、技术水平、外商投资和利润水平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方向及强度,以及在绿色税收的作用下,其他四种因素的动态变化。结果如下:第一,整体来看,绿色创新效率偏低,由东到西、从沿海到内陆发展失衡,绿色创新发展集群效应明显。分地区来看,东北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发展稍有落后。分省份来看,海南、北京等发展水平较为领先,黑龙江、内蒙古等发展较为落后。发展水平领先区域对其他区域的影响作用不足。第二,绿色创新发展态势良好,约占全国67%的省份在研究时段内效率值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广西、广东、河南、安徽上升较为明显,2017年效率值分别为2013年的2.21、1.93、1.83、1.86倍,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5.3%、18.7%、18.4%、17.6%。第三,绿色税收对中国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影响显著为正,当税收强度不断加大到一定程度时,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企业规模越大、技术水平越高、利润水平越高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发展越有利,其中,利润水平的影响力度最大。外商投资对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超出一定程度的外商投资会抑制绿色创新效率的发展。在绿色税收强度的约束下,企业规模和技术水平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正面影响效应发生改变,但工业企业的利润水平依然促进绿色创新效率的发展。依据结论,对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分布特点及影响因素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实践中,根据绿色创新效率的分布规律可以形成“政府鼓励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的模式,鼓励绿色创新发展较快的地区带动发展缓慢的地区,促进地区间优质资源交流,坚持区域、省份协同发展;在制定绿色税收政策时,应考虑包括绿色税收强度在内的因素对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同时又要考虑在绿色税收的作用下,其他影响因素的动态变化。工业企业若要谋求可持续发展道路,就必须充分考虑研发资金投入、引进外资等行为对绿色创新发展的长期影响,重点提升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