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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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研究抑郁障碍住院患者总体抑郁、焦虑程度和临床表现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力图为初级保健对抑郁障碍的预测、临床医生对抑郁障碍的诊断、患者自身及家属对抑郁障碍残余症状的辨别提供一定的依据。方法:通过查阅2016-2018年南京某三甲医院915例抑郁障碍住院患者的病历,收集抑郁障碍患者的社会人口学资料和临床资料,建立Excel数据文件;依据纳入与排除标准确定最终研究病例数;根据汉密尔顿抑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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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研究抑郁障碍住院患者总体抑郁、焦虑程度和临床表现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力图为初级保健对抑郁障碍的预测、临床医生对抑郁障碍的诊断、患者自身及家属对抑郁障碍残余症状的辨别提供一定的依据。方法:通过查阅2016-2018年南京某三甲医院915例抑郁障碍住院患者的病历,收集抑郁障碍患者的社会人口学资料和临床资料,建立Excel数据文件;依据纳入与排除标准确定最终研究病例数;根据汉密尔顿抑郁量表的总分将入组患者的原始资料分为“0-6分”、“7-16分”、“17-23分”、“24分及以上”4组,根据汉密尔顿焦虑量表的总分将入组患者的原始资料分为“0-6分”、“7-13分”、“14-20分”、“21-28分”、“29分及以上”5组,分别对患者的总体抑郁程度、总体焦虑程度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将入组患者的原始资料分为男性组、女性组,对抑郁、焦虑症状的差异进行统计分析;数据录入采取双盲录入,采用SAS 9.4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率表示,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范围）表示。单因素分析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中的Wilcoxon test和Kruskal-Wallis H test。多因素分析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利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变量筛选,以α=0.05为纳入水准,以P<0.05为结果检验水准,并计算优势比OR估计值及其95%置信区间。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依据纳入与排除标准将最终研究病例数确定为773例,在入组的773例患者中,男性224例,占28.98%;女性549例,占71.02%;男女比约为1:2.45。单因素分析表明:不同婚姻状况、有无家族精神疾病史患者总体抑郁程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表明:未婚患者与离婚患者、有无家族精神疾病史患者总体抑郁程度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未婚患者的总体抑郁程度低于离婚患者（OR=0.43,95%CI=0.19-1.00）,有家族精神疾病史的患者总体抑郁程度高于无家族精神疾病史的患者（OR=1.57,95%CI=1.00-2.46）。单因素分析表明: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患者总体焦虑程度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表明:不同性别患者的总体焦虑程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女性抑郁障碍患者的总体焦虑程度比男性患者严重（OR=1.42,95%CI=1.06-1.91）。女性抑郁障碍患者在抑郁情绪、入睡困难、紧张、感觉系统症状、心血管系统症状、胃肠道症状、植物神经系统表现上的平均秩次比男性患者高;男性患者在性症状和生殖泌尿系统症状上的平均秩次比女性患者高。因子结构方面,女性患者睡眠障碍、躯体性焦虑的平均秩次皆比男性患者高。所有入组患者以及分性别患者,其汉密尔顿抑郁量表与汉密尔顿焦虑量表总分皆具有正相关关系（P<0.0001）,相关程度较大。结论:在抑郁障碍住院患者中,婚姻质量不佳、有家族精神疾病史的抑郁障碍患者抑郁程度更严重;女性患者焦虑程度更严重,其在抑郁情绪、入睡困难、紧张、感觉系统症状、心血管系统症状、胃肠道症状、植物神经系统表现等方面比男性患者严重;男性患者在性症状和生殖泌尿系统症状等方面比女性患者严重。女性患者睡眠障碍、躯体性焦虑皆比男性患者严重;抑郁与焦虑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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