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艾兹拉·庞德在美国东方研究专家厄内斯特·费诺罗萨遗稿的基础上选译了19首中国古诗，于1915年出版了译诗集《神州集》。自其发行以来，贬损和赞誉纷至沓来。一些评论家一味指责其文字语法上的错误(其中部分错误是源于费氏的笔记)；而一些评论家则大大褒奖庞氏的创作性翻译和《神州集》浓郁的异域特色。本文将运用汉斯·威米尔和克里斯蒂·诺得的翻译目的论重新分析《神州集》的翻译策略并重新评价其翻译得失。 论文第一章为前言部分，简要地介绍了论文的框架。第二章对翻译目的论进行了阐释。值得注意的是为使理论部分更合理充实，除目的论外本文还融入了多元系统论和操纵学派的部分理论。翻译本质上是一种在特定的翻译要求指导下带有目的性的对文本进行处理的活动。译文既要与原文本有相关性(即忠实于原文)，又要与译入语环境有相关性(即可为译入语文化接受)。在目的论中，前者从属于后者，而且两者都从属于翻译要求。更为重要的是，评价一个译本的标准不是传统的“语言对等”，而是看其是否符合翻译要求。 第三章概述了庞德的文学观点。20世纪初期，庞德早已厌倦了19世纪后期维多利亚式毫无生气的文学传统。于是他从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中广泛地汲取营养。1912年，在费诺罗萨手稿中，他发现了中国文学，并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些特点与他所倡导的意象派诗歌有许多不谋而和之处。虽然庞德非常重视对意象的直接表现，但他也很欣赏中国诗歌含蓄的表现方式。这就为他翻译《神州集》打下了基础。在这章中还介绍了庞德多维度的“意象”观以及“自由体诗”观。 第四章是论文的核心部分。庞德虽然不是一个翻译理论家，但他有自己独特的翻译原则。他曾说：“我的工作(此处指翻译工作)旨在赋予一个死去的人以生命，展示一个活生生的形象。” (Ira B．Nadel，2001：205)他在翻译《神州集》时就定下了明确的翻译要求，即通过引入外国的诗学、语言和文化，为意象派诗歌寻找支持，挣脱维多利亚诗歌传统，并最终实现文化复兴。《神州集》中19首古诗的翻译都是在这一翻译要求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与其它汉学家的译诗相比，《神州集》特色鲜明。例如，《神州集》中充满密集的意象，在一些译诗中，庞德保留或创造了旋涡以增强诗歌的张力。同时原诗中大量的文化因素在翻译中被省略了。在语言方面，中国古诗严格的格律已不复存在。而语法句法中的部分特色，如名词的并置等却被引入英语中。总之，对原文本成分的保留或省略都是为了实现庞德的翻译要求。 第五章回顾了《神州集》在西方的接受情况，及其对现代文学的影响。《神州集》一经出版便受到了西方读者的欢迎，并激发了其研究学习中国文学的热情。评论家们普遍认为，《神州集》是庞德史诗性巨著《诗章》的底稿，其诗歌技巧、诗学特点和文化因素对庞德个人的文学生涯乃至美国现代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其后的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也大大受益于庞氏的创造性翻译。 第六章为结论部分。本文认为，根据目的论，《神州集》的翻译是成功的。因为它很好地实现了庞德的翻译要求，得到了西方读者的认可，并对译入语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文章进一步得出结论，即诗歌翻译首先是一种文学批评。为实现翻译要求，翻译者有权力并应有能力选择翻译对象以及翻译策略，进而译出符合翻译要求的译本。在评价译本得失的时候，传统的语言对等已经不再是翻译批评的唯一标准。翻译批评应拓宽其视域，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评价翻译得失。例如，译文是否符合翻译要求，是否实现了预期的翻译目的，是否在特定文化中发挥了预定的作用，这些都可作为评价翻译得失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