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中存在着股东与管理层之间以及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双重代理成本。据研究表明,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对缓解代理问题有一定作用,但是中国在相关法律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机制上均不完善,这类制度起到的作用有限,而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沉淀下来的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缓解代理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儒家文化中以“仁义礼智信”等为代表的优秀思想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企业家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并体现在其决策和行为中,从而对代理成本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就儒家文化对上市公司双重代理成本的影响进行研究,对基于文化情境下的公司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由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和目标利益不一致,导致管理者可能利用职务之便产生额外的在职消费以及存在“偷懒”,不积极为公司创造价值的行为,由此产生的损失是第一类代理成本。由于股权集中和信息不对称导致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产生的损失是第二类代理成本。儒家文化中道义、诚信、慎独、节俭、奉献的价值观或许可以通过塑造上市公司管理层和大股东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来约束他们的“不义”行为,从而减少以上代理成本。因此,本文采用实证的方法,选取2008年-2017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用经营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度量第一类代理成本,以其他应收款占比度量第二类代理成本,并且使用上市公司所在地的明清进士密度来衡量儒家文化,分别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以此检验儒家文化能否降低这两类代理成本。结果显示:进士密度与经营费用率呈负相关关系,进士密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公司的经营费用率减少0.91%;而进士密度与总资产周转率呈正相关关系,进士密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公司的资产周转率将会增加0.27%,因此,儒家文化影响程度越大的公司,其第一类代理成本越小。在第二类代理成本中,进士密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公司的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例会减少0.99%,儒家文化越浓厚,上市公司第二类代理成本越低。本文在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并且用替代变量法和样本清洗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不变。并且进一步研究发现,儒家文化能够显著降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第一类代理成本,但儒家文化对民营企业第一类代理问题的缓解程度要更大。儒家文化同样能显著降低民营企业第二类代理成本,但是对国有企业第二类代理成本影响不明显。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应该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形成有效的机制,以文化约束并促进公司发展。在法律这类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引导作用,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结合,互相补充。特别是在民营企业的治理上面,更要充分利用非正式制度的润滑、引导作用,弥补民营企业治理在正式制度上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