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湾历来是重要的海盐生产区,是两浙盐区中产盐能力较强的区域之一,除了舟山群岛上的盐场之外,位于杭州湾南岸的石堰盐场与鸣鹤盐场生产能力最为突出。本文即以杭州湾南岸宁波府慈溪县的鸣鹤盐场作为研究对象,对该盐场在清代的管理体系,盐课征收方式,以及盐场衰落后的发展方向这三个方面进行考察,梳理鸣鹤盐场的发展变迁情况,及其对当地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鸣鹤场建立于北宋咸平年间,之后盐场的组织管理制度经历了多次调整,才在清代实现了稳定的最终局面。清代鸣鹤场管理体系中有三部分,负责领导盐场的场官,负责组织生产的盐场团灶,和负责监管灶户的户役体制,都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善。三者中最重要的是团灶组织的调整,清代初年完成重建和整顿之后,鸣鹤盐场的团灶做到了结构明确、组织清晰,为盐场后续的生产管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过随着户役政策的改变,灶丁编审工作陷入停滞,对灶户的控制力度日益减弱,不利于团灶整合,反而为灶户摆脱煎盐生产,向“民化”发展提供了契机。在鸣鹤场的课税征收方面,主要从鸣鹤场盐课折银化的经过和“摊丁入荡”政策实施的成果这两方面进行分析。从盐课折银的过程中发现对于鸣鹤场的灶户来说,完全将实物盐课折换为白银征收并不容易。直到清代雍正年间将盐课与土地清丈工作结合,直接以土地作为盐课征收的标准,避免了无地摊派的情况,才激起了灶户为领地而纳课的积极性。也是在这一时期,“摊丁入荡”的政策开始实施,让鸣鹤场灶户的丁课悉数摊入田亩,自此灶户再没有除田赋之外的课税负担了。在这种发展趋势下,鸣鹤场向灶户征收的课税基本都与田赋结合起来,为灶户转向农业耕作提供了重要条件。真正的转变发生在清代中后期,由于食盐运销和盐务政策上的问题导致鸣鹤场长期衰落,大部分鸣鹤场灶户不得不放弃煎盐生产。恰逢清末民初杭州湾南岸掀起了种植棉花的风潮,鸣鹤场灶户一边通过农业种植维生,一边继续缴纳盐课。不仅如此,这些投身农业生产的灶户还对沿海荡地进行自发改造,修建海塘以及维护水利设施,来维护和争夺数量有限的土地和淡水资源。而鸣鹤当地重要的沈氏灶户家族依靠声望积聚了大量土地资源以后,以租佃的方式吸纳那些失去土地的灶户来耕作,用土地租赁关系重新构成了鸣鹤场的秩序。因此鸣鹤场在基本失去了食盐生产的能力和条件之后,以一种新的状态继续维持了数十年,直到杭州湾南岸的盐场迎来新一轮的迁移和整合,鸣鹤场才被正式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