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在历史化的视野下,通过对于不同劳工形象的梳理,聚焦“五四”时期文学对劳工形象的构建及其内在张力,考察启蒙语境下知识精英与劳工之间认同关系的建立以及劳工主体自我意识、阶级意识的生成过程。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有助于在“启蒙”的个人主义视角之外进一步容纳劳工解放的历史内涵,丰富“五四”文学的起源叙述。五四时期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突如其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人们对于西方制度进行反思,逐渐趋向于以“互助”、“协力劳动”的思想取代“竞争”的思想;一战中资产阶级对于资源的疯狂掠夺,也使得战后的人们将希望寄托于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将劳工群体视作是神圣的。五四时期,知识精英通过文学来塑造和想象劳工群体,但知识精英的建构存在其阶级的局限性,当知识分子们认为他们有责任对下层民众进行启蒙和教育时,这种自上而下的启蒙教育已经包含了一种阶级的优越感。而在五四时期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劳工自己书写自己,开始进行自我书写与形象建构,推动劳动者共同体的生成。劳工的自我书写,主要依托于《劳动界》中劳工的投稿、日记体小说、孙干的《华工记》等文本,虽然其语言简单甚至是粗糙,且大多书写自己悲惨的被资本家奴役的生活,但已经开始表露出工人自我反抗意识的觉醒。根据劳动者自己的书写,产生了自下而上的表达诉求,实现了劳工群体的自觉向上成长和蜕变;知识分子们也逐渐跳出了最初的固化的“同情心”维度来对劳工进行了新的观察审视,并重新发现了劳工,这具有巨大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劳动不仅具有社会生产的价值,而且参与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创造,成为一种文化、艺术、政治的情感结构,社会群体都逐渐用“劳动”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在社会上的功能。“劳工神圣”在思想层面作为一种文化认可和政治想象,通过知识精英的思想启蒙和广泛发动,劳动群体逐渐以“劳动”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以“劳动”为关键明确了自己的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价值判断。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劳工”的发现使他们找到了新的奋斗方向,发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和文化使命。同时,“劳工神圣”在现实层面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和革命实践,是一种发现社会、改造社会的前奏。但“劳工神圣”必然面临着社会化的问题,其宣扬的“神圣性”与劳动人民在现实中的处境存在不同,劳工的悲惨境遇与“劳工神圣”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巨大张力,也恰巧预示着一个新的问题在现代中国的出场,那就是“劳工问题”;工读互助运动的失败,泛劳动主义思想的脱离实际都使得劳工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劳工问题的走向也进一步推动了知识界对于劳工阶级的关心。劳动的解放,不仅仅是解决工人阶级基本的社会物质资料的困境,更表现在要让广大的劳工阶级自觉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自主、独立、自由的个体,同时他们必须具备相适应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和公民在政治上的权利,而其中最关键或者最迫切的权利莫过于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马克思主义对于劳动的相关学说,推动了劳工阶级的解放,具备着较为强烈的社会革命实践的意图,在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工人阶级发起了阶级性的斗争,而这有助于社会的新革命和人类的新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