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性,在企业内部与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资金供给方难以识别出优质企业,这在根本上导致企业面临不同程度的融资约束。为此,我国上市公司有动力提升企业透明度,一方面通过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另一方面依靠组织建设、投资者关系管理等,显然这非常依赖企业高管团队的决策。依据高阶梯队理论,高管的背景特征会显著影响他们的认知、判断与决策。而海外的教育或工作经历作为高管个体的重要特征,是否会使高管更注重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进而能够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并最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呢?本文正是在这种思考下,探究上市公司高管海外背景能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同时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研究海外背景缓解融资约束的微观作用机制。本文选取2008年-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连续10年数据为样本,利用企业微观数据,以“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衡量融资约束程度,使用企业高管中是否具有海外背景的虚拟变量、企业高管中具有海外背景的人数、企业高管中具有海外背景的比例三个指标,作为本文重点研究的高管海外背景的代理变量,通过构建欧拉方程模型、使用系统GMM回归方法,验证海外背景对融资约束的影响;进一步地,本文利用上市公司股票日交易信息计算的多个流动性反向指标,通过提取第一主成分的方法获得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代理变量,并将其纳入模型中,借助OLS回归、Bootstrap方法,探究海外背景影响企业融资约束的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可以显著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当企业高管团队具有海外背景时,相比高管中无海外背景的企业,其“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更低;当企业高管团队中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人数越多、在高管团队中的比例越高时,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低。同时高管海外背景会显著的提升企业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以上的结论同样在三个高管海外背景变量中得到验证。中介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间接效应十分显著,说明高管海外背景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缓解融资约束的,结果显示该中介效应占主导地位。在稳健性检验中,本研究通过更换“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回归模型、倾向评分匹配法、Heckman两阶段回归方法以及改变企业融资约束的测度标准等方法,以保证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上述检验方法的实证结果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是成立的。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将高管海外背景的经济后果拓展到融资约束领域,并挖掘了其中的微观作用机制,为高管海外背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企业个体层面拓展了融资约束影响因素的研究。从现实意义上,研究结论为我国上市公司缓解融资困难、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企业招聘和选拔海外高层次人才提供了证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