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工商部、司法部会同颁行《商事公断处章程》,专门的商会理案机构正式成立。商事公断处附设于商会,处于正式的司法体系之外,整合运用商人团体提供的资源,是一种社会化的断案组织。苏州商会处于商业繁盛地区,档案资料保存较为完整,从苏州商会商事公断处在1913年至1927年的断案活动入手开展研究。不同于清末商会松散、随意的商会会员理案,部订章程和办事细则明确了商事公断处的正式地位,并对评议员选任、评议组织设置和评议方式做出了细致规定,这些规定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尊重。在公断组织规范化的基础上,苏州商会商事公断处开展了有效的运作。总体上,商会审理商事案件的效率得到了提升。在断案过程中,商事公断处遵守受案范围的规定,能明确界分家事与商事案件。一些情况下,公断处并不严格遵照程序,而会为了效率而简化断案程序。在公断依据上,以息讼和解为宗旨,主要依照商事习惯,有时也会参照成案。商事公断制度在民初的商事案件理处活动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一方面,发挥了熟悉商事习惯和商情的优势,灵活解决商事纠纷,使民初的商事纠纷解决体系多元化,有效减轻了审判厅、县知事的商事案件办案压力。另一方面,在断案说理过程中,运用近代法学理论分析法律关系,还将法律规则与商事习惯相结合,推动了民商事法律的本土化进程。然而,虽然民初政府设计商事公断制度的初衷是仿效德、日建立本国的仲裁体系,但由于种种考虑,并未赋予商事公断以强制效力,商事公断的生效仍须经双方当事人同意,这导致其实质上成为仲裁与调解二者的折衷。并且,受案范围中要求双方均为商人的规定导致一方为商人的案件无法付之公断。这些局限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事公断制度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