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业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显著的规模效应和强劲的发展潜力,从全球旅游业的发展趋势来看,2019年全球旅游总人次达到123亿人次,同比增长将近4.6%,与此同时,2019年的全球旅游总收入约为5.8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产出的10%左右,全球旅游业的同比增长大幅超过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其中,中国又是全球旅游大国,2019年中国的总旅游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中国的出境游人数为世界之首,强烈影响着全球的旅游业发展。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各国旅游业都遭受到巨大冲击,全球旅游业总收入损失达到1.3万亿美元,成为“历史上旅游业最低迷年份”,将近1.2亿个与旅游业关联的工作面临风险。其中,中国旅游业在受疫情的影响下,总旅游收入约减少0.4万亿美元,同比下降25%,并且造成国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超过90%以上。但是,由于旅游业具有自身快速恢复能力,在后疫情时代旅游业必将是拉动经济内外双循环的重要产业之一。未来“十四五”期间我国已经将衣、食、住、行、用、游作为推动绿色消费的重点领域,旅游业无疑是这些方面的集中体现。过去关于旅游业对于环境的影响,一般都是研究旅游对当地环境的影响,旅游资源无序和过度开发对当地生态环境和资源承载力的影响,例如在山区、沿海等环境脆弱的地区,过度拥挤的旅游活动往往会破坏当地的自然资源和周围的景观,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可能无法跟上大量游客增加的需求,并导致空气和水等环境污染。但是从供应链、产业关联角度去研究旅游业间接的非本地环境影响还比较缺乏。旅游业虽然是一个非物质生产部门,但它的产业关联带动功能非常强,除了能直接带领第三产业的发展,还能间接拉动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此外,不仅能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还能通过供应链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些方面的发展对资源与环境的影响极为重要和深远。从环境资源角度来说,水资源和能源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最基本、相互依赖程度最高的两种自然资源,也是影响环境质量的最重要的两种投入要素。游客在进行各种旅游活动时会消耗水资源和能源。水和能也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增加分析单一资源时的复杂程度。随着旅游业快速发展,水和能源的需求也大量增加,不同于电力和工业的生产端研究,从旅游业这一消费端角度理解两者之间的联系,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并落实相关政策、措施和技术,以妥善解决不同地区的水-能稀缺风险,是值得探索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因此本研究利用旅游卫星账户（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TSA）,基于自上而下全生命周期的资源足迹理念,以影响环境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两种最重要的资源—水资源和能源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环境延展投入产出分析（Environmentally extended input-output,EEIO）方法,分别研究了两种旅游业常态和非常态情况:一种是常态情况下的国家和省级尺度旅游业经济发展和水足迹、能源足迹的关系,另一种是非常态情况下,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旅游业的经济冲击与对水足迹和能源足迹的影响分析。本论文工作的创新性与核心贡献包括:1.大多数研究采用自下向上的方法来分析某旅游景点或宾馆单一旅游水足迹或能源足迹,而本研究采用了自上而下的方法,利用旅游卫星账户和环境延展投入产出模型,从国家尺度,同时对我国旅游水足迹和能源足迹进行整体协同分析;2.本研究优化了结构分解法,来耦合分析各省用水效率改善对旅游能源足迹变化的贡献,及能源使用效率改善对旅游水足迹变化的贡献,结果表明,由于供水过程中的大量能源使用,用水效率改善可减缓能源足迹增长;3.本研究引入环境基尼系数方法,对中国旅游业资源消耗和经济收入的公平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结果表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加剧了旅游用水和能源消费强度的区域分布不平衡;4.本研究创新性探讨中国旅游业复杂的水-能源-食物系统纽带关系,结果表明,食物生产与水足迹的纽带作用更显著,通过降低水、能消耗系数和优化旅游部门的生产结构,可以有效抵消水、能足迹的增加;5.本研究评估了新冠疫情对中国旅游经济损失和资源消耗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还鲜有报导,结果表明,新冠疫情对旅游的经济损失影响大于资源消耗降低带来的环境效益。此外,旅游经济损失高的区域与水资源和能源压力缓解显著的区域并不一致。本文具体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常态情况下,本研究利用多区域环境延展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来分析计算中国各省的旅游水与能源足迹（除港澳台地区）,研究结果表明2012到2015年,中国旅游能源足迹（Tourism Energy Footprint,TEF）增长了61%,旅游水足迹（Tourism Water Footprint,TWF）增长了37%,旅游能足迹增长率是旅游水足迹增长率的接近2倍（见图1）,而同时的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分别增加了34%和60%;2015到2017年旅游能源足迹增长变缓,仅仅增长了5%,而旅游水足迹则下降了13%,而同时的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增加了24%和29%。由此可以看出在2015年之前,我国旅游业能源足迹的增长率和旅游收入规模的增长率几乎同步,旅游水足迹的增长率和旅游人数的增长率几乎同步,但是2015年之后,旅游规模增长虽然较之前增长变慢,但仍表现为增长态势,而旅游业的水足迹已开始显著下降,能源足迹增幅也非常不明显。这说明不仅是旅游业本身,包括我国其他旅游业关联行业的节水和节能技术的发展、非常规水资源和新能源的利用,都在抵消旅游经济规模的增加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我们也发现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程度,高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程度,未来能源效率的提高仍是需要重点加强的方面。本研究也与其他类似研究结果进行了对比,以旅游水足迹为例,统计发现现有文献平均每人每日游客用水量范围介于200到12,000升/人/天,由于计算范畴、研究地区和时间的不同,导致计算结果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本文测算的中国国内游客与境外游客的平均每人每日游客用水量分别约为1600升/人/天左右与6000升/人/天（升/游客/天）,大致在已有研究的平均值范围之内,但本文的重点在于研究水足迹和能足迹时空相对变化率,绝对值的意义并不是很大。为了进一步分析旅游水足迹和能源足迹的时空特征,我们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如下研究。①在2012-2017期间,本研究利用结构分解方法（Structure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对旅游水与能源足迹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主要结果表明（见图1）:游客人数的变化对2012年到2015年的旅游水足迹贡献了37%的正增长效应,对2015年到2017年的旅游水足迹贡献了89%的正增长效应,与此同时,游客人数的变化对2012年到2015年的旅游能源足迹贡献了30%的正增长效应,对2015年到2017年的旅游能源足迹贡献了96%的正增长效应,游客人数对旅游水足迹和旅游能源足迹的正增量均有显著影响。而用水效率的变化对2012年到2015年的旅游水足迹贡献了42%的减缓效应,对2015年到2017年的旅游水足迹贡献了32%的减缓效应,与此同时,用能效率的变化对2012年到2015年的旅游能源足迹仅仅贡献了2%的降低作用,对2015年到2017年的旅游能源足迹贡献了29%的降低作用。不仅是旅游业自身的用水用能效率提高,整体经济系统用水与用能效率的改善,都对中国旅游水与能源足迹的变化有明显的减缓作用。由此可知,中国旅游水与能源足迹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旅游人数规模的成长所导致,而近年来各行业采用的节水与节能设备与措施,则可成功的减缓旅游水与能源足迹增长。除此之外,基于结构分解方法与水-能耦合系数的延伸应用,本研究发现用水效率的改善不仅对旅游水足迹贡献有减缓作用,也可以改善旅游能源足迹的增长。②从区域角度来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是旅游业经济规模最大的地区,其间接水足迹主要来源之一是西北地区,而西北缺水,却由于供应东部旅游消费而增加了水资源压力,旅游水足迹的这种空间不匹配性,加剧了西部地区的水资源压力;北方地区是东部沿海地区最大的间接能足迹供应地,但和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同,北方恰恰是化石能源相对丰富的地区,这种能源关联的空间匹配特征要优于水资源。此外,本研究基于经济学中反映公平性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概念和理论,探索了资源消耗与旅游收入之间的公平关系。研究表明（见图2）,旅游水足迹消耗强度的基尼系数从2012年的0.386增加到2017年的0.432,此外,旅游能源足迹消耗强度的基尼系数从2012年的0.216增加到2017年的0.242,显示其公平性都变差;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来区分投入端与消费端的关联性,可发现公平性变差的主要原因,是旅游收入相对较低的地区（西北和东北部）,输出高耗水（农产品）与高耗能产品（石油）给旅游收入相对较高的地区（东部沿海地区）。本研究结果表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加剧了资源消耗与旅游收入分布的区域不平衡。③为了进一步探索更多部门的影响,本研究利用单区域环境延展投入产出分析方法,针对中国旅游业水、能、食物供应部门,来对旅游业的水-能-食物纽带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水、能、食物供应部门于2017年用于旅游业水足迹约为150亿立方米,能源足迹为5千万吨标准煤,其中食物供应部门占旅游业水-能-食物系统中81%的用水量,能源供应部门占旅游业水-能-粮系统中84%的能源使用量;旅游水足迹的最大贡献者,是食物供应相关部门的间接用水（65%）,而旅游能源足迹的最大比例,是来自11个旅游部门的直接能源使用（63%）,尤其是航空运输部门。因此,食品供应和航空运输部门在旅游业的水-能-食物纽带关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需要调控和重点管理的关键行业。因此,今后应把重点放在提高这些部门的水和能源利用效率,以帮助建立绿色低碳的旅游业,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2）在非常态的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下,本研究同样基于环境延展投入产出分析方法,针对新冠疫情对中国旅游业冲击进行影响评估（见图3）,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旅游消费直接损失为4240亿美元,通过供应链效应引发了9210亿美元的更大产值损失,约占2019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7%。从区域角度来看,东南沿海地区的产值损失最大,如广东、江苏和浙江省。但是此经济损失,直接和间接减少了水资源消耗约104亿立方米,同时也减少能源消耗约1.16亿吨标准煤,这些减少量分别占2019年全国总用水量和能源消耗的1.7%和2.4%。研究结果表明,与旅游业造成7%的国民生产总值经济损失相比,旅游业停顿造成的资源节约所带来的环境效益,是小于经济损失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相比,旅游业仍属于经济增加值高,而资源环境消耗低的绿色产业。此外,我们还发现,旅游经济损失高的区域与水资源和能源压力显著缓解的区域并不完全一致。例如,由于东南沿海旅游消费的减少,会引起新疆（西北）的水资源压力和海南（华南）的能源压力缓解。这些连锁反应突出了经济和环境之间的更深层次的内在联系。虽然新冠疫情大流行对旅游业产生巨大影响,但是它仍不足以改变人们消费资源和环境的方式,其对资源和环境的正向影响可能很快消失,如果我们试图回到正常生活,甚至可能产生“报复性旅游消费”。因此,迫切需要旅游业在后疫情时代的发展中,一方面大力减少当地直接水足迹和能足迹,即改造宾馆、景点、交通站点等处的基础设施,应用先进的节水与节能技术,并开发非常规水资源和清洁能源;另一方面也要关注非本地的间接资源环境影响,建立旅游业的绿色供应链,来提高旅游全行业资源利用效率。旅游业是由与其他行业高度关联的部门组成,要同时协调治理多个部门是高度复杂的,往往需要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角度来进行决策,并且通过对各部门以及各区域间跨学科的综合系统评估来实现。根据本研究成果,对中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几项政策建议。第一个政策建议是建立旅游业绿色供应链体系,通过刺激下游绿色采购,间接推动产业链上游的供应商、采购商采取节水节能措施,对产品设计、原料选择、制造过程、物流、回收以及最终处置等环节进行绿色改造,审慎选择水资源和能源匮乏地区的产品供应商,尽可能减少对资源和环境的负面影响。未来在“十四五”期间,旅游产业将更加呈现多元化融合发展、新业态层出不穷等特征,极大的重塑了旅游业的产业边界,与此同时,伴随着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提出,旅游产业的发展正朝着低碳化之路前进,旅游产业高度复杂性和分散化的内部结构,更需要发展全链条的绿色供应体系,以保障旅游业对生态环境的友好共生关系。由于旅游业是一种最终消费产业,主要的水资源和能源节约政策,也应重点关注提高消费者端产业的用水和用能效率,因此第二个政策建议是积极发展旅游相关企业的低碳绿色认证体系,制定水足迹和能源足迹的认证指标和标准,从而指导和激励旅游业相关企业,如旅馆、酒店、餐厅等,采用先进有效的节能节水设备和管理方式,改造原有的高耗水高耗能的设备,特别是向旅游企业推广使用列入国家《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设施设备;开发非常规水资源和新能源,例如加大再生水和雨水的利用,增加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源的利用,不提供一次性用品,减少布草洗涤等;同时,应该制定奖励和宣传政策,推广节水节能的理念,以鼓励游客选择经过权威机构认证的低碳绿色景区、宾馆、餐厅等旅游企业,乐于接受不提供一次性用品的企业。此外,建议地方政府利用经济手段,即旅游业相关企业如果达到节水节能的绿色认证标准,即给予奖励的补贴或者税收优惠等,推动先进的节水和节能技术和管理体系应用在旅游业中,特别是针对餐饮住宿行业;积极推行国际上最先进合同节水管理（Water Saving Management Contract）和合同节能管理（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ing）的市场化手段,选取有条件的景区和宾馆作为典型示范企业,和节水或节能服务公司签定合同,采用合同化实施水资源和能源管理的方案,进行节水节能设备的更新改造,努力通过市场化的渠道解决旅游企业节水节能面临的资金问题。总之,旅游业经过新冠疫情的洗礼后,在后疫情时代应建立一个全新的环境友好、资源利用高效的低碳绿色的旅游业,通过旅游活动这一载体,让人们体会美好的自然景色、多姿多彩的生态系统,促进人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意愿,从而改变人们的消费模式,以旅游产业为领军行业,建立绿色消费模式和先进的生活节水节能示范工程,进而推动社会整体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技术发展和意识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