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以来,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我国企业不断向民营化方向发展,企业股权结构中非国有股占比持续上升,然而,在这一主流发展方向下,政府或国有企业收购民营企业股权甚至是控股权的现象也仍然存在,尤其在一些特殊经济时期,收购现象更为频繁,实际上,从世界范围来看,特别是一些进行了民营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收购甚至控股民营企业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例如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后,采取了对部分重要行业的企业资产收归国有的措施;巴西、委瑞内拉、玻利维亚等国家的政府对其资源行业的民营企业进行收购;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对通用汽车、美国国际集团等濒危企业进行收购、重组。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广泛热议,根据目前大多数研究发现,经济危机、政治利益、资源价格、行政壁垒、产权保护等对企业国有股比例增加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度,但目前的研究仍然缺乏深度和广度。通过对多起政府或国有企业收购民营企业股份的案例进行研究,作者发现,这类被收购的民营企业往往具有较高的融资约束问题,融资约束是否会影响民营企业的国有股比例,如果有,又会是怎样的影响机制,本文就这一个问题尝试做出解答。本文研究内容和发现:（1）首先,本文通过对大量文献进行总结和分析,从企业角度探讨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国有股比例的影响;本文建立混合双寡头模型,将融资约束导致的融资成本加入到企业成本函数,从政府角度探讨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国有股的影响。本文发现,融资约束会非线性影响企业的国有股比例。当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增加时,企业和政府的行为一致:从企业角度,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高融资约束企业会主动引入国有股,低融资约束企业会选择“去国有化”;从政府角度,为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会增持高融资约束企业股份,减持低融资约束企业股份。（2）其次,在实证方面,本文构建了线性和非线性方程,以2006年到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对企业国有股比例与融资约束的关系进行验证。为缓解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避免估计不一致,本文采取了两种方式:第一,在解释变量中添加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数据,构建动态模型,并运用系统GMM进行估计;第二,本文为企业融资约束程度选取了合适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民营企业国有股比例与融资约束之间存在开口向上的“U”型关系,这与理论分析和假说基本一致。（3）最后,国有股的“帮助之手”对企业融资约束缓解的边际效应是导致融资约束对国有股比例非线性影响的重要原因。本文选用投资现金流模型（FHP）,对此进行进一步验证。将国有股比例与内部现金流的交乘项带入FHP模型中,通过企业规模、托宾Q、杠杆、SA指数等能反映不同融资约束程度的指标对样本企业进行分组并回归,通过对比组间交乘项系数,对上述观点进行验证。回归发现:第一,我国民营企业确实面临着融资约束问题,国有股比例的增加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第二,国有股对高融资约束企业的缓解效应显著高于低融资约束企业,国有股“帮助之手”对融资约束缓解的边际效应得到验证。本文的可能创新点是:（1）本文尝试从融资约束视角,揭示了我国近年来部分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股权的可能动因,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角度与思路,并且对经济转型过程中协调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促进协同效应的发挥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指导意义。（2）本文尝试运用混合双寡头模型,并将融资成本加入到企业的成本函数,不仅从政府角度研究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国有股比例的影响,同时也分析了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以及不同竞争模式下,最优社会福利的比较。（3）本文运用国有股的“转移之手”和“帮助之手”理论,以及“帮助之手”的边际作用,发现融资约束对企业国有股比例的影响是“U”型的,可能拓展了相应的研究理论与结论。本文不足:第一,鉴于数据收集问题,本文并未将未上市的民营企业纳入实证样本,这一点有待改进。第二,数理模型还可拓展到n家企业的情形,得到更为普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