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历经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时代变迁,近些年随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又跨入数字经济时代。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资源已不足以构成竞争优势的来源,知识和信息占据更加重要地位。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不仅推动生产力体系重构,还对生产关系各个层面的变革产生深刻影响。高技术制造业作为我国重要战略产业,不仅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自身的产业升级,其技术创新的外溢性还可以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产业集中度作为衡量市场结构的核心变量,其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自熊彼特起便经久不衰。本文聚焦于我国高技术制造业,运用行业和地区两种不同维度数据深入探究产业集中度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对比已有研究,本文在理论和实证分析过程中考虑到技术创新指标衡量阶段(研发效率和商业化绩效)及技术创新程度(渐进性技术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差异,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此外,考虑到时代背景的变迁,本文还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和知识管理相关如吸收能力、技术学习成本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全文总体依照“现状揭示-理论推导-实证检验-结果提炼”的顺序具体展开分析。具体来说,本文在第二章梳理了理论基础和产业集中度与技术创新相关文献,以期发现已有研究不足,确定本文的研究内容。在第三章现状分析中考察了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和与产业集中度密切相关的组织模块化程度的现状,数字经济作为本文重要的调节变量,在该部分还考察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及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第四章对产业集中度与技术创新关系理论分析中,先是从总体上把握二者关系,具体包括:从历史演化角度考察两者关系在工业革命中演进;构建消费者与生产者均衡隐含价格经济学模型,并考虑到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互动。此外,还借鉴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和社会学场域理论分别从市场和制度两个维度非均衡定性的补充分析了技术创新与产业集中度从微观个体到组织的传导。随后分别就产业集中度对渐进性技术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影响,技术创新对产业集中度影响构建不同理论模型进行探讨。最后分析了与知识管理相关的调节变量吸收能力与技术学习成本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为实证分析,利用时间序列模型和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分别从行业、地区(省份)两个维度分析我国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集中度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在运用面板数据的实证模型构建中,除引入本文研究背景数字经济指数变量的调节效应外,还考察了技术成本、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并以企业规模、企业性质分样本深入讨论产业集中度与技术创新在分类样本中两者关系。具体在面板数据实证方面的分析和写作逻辑遵循“基本模型-2SLS内生性检验及3SLS联立方程-分样本分析-调节效应分析”。本文的主要贡献与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在产业集中度与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中,不仅应用了面板数据相关分析方法,还加入了时间序列分析两者长期和短期的均衡关系。在对衡量技术创新指标的选取考虑到技术创新指标衡量的不同维度(研发效率、商业化绩效)与产业集中度之间关系存在差异,分别选取了不同类别技术创新指标(新产品销售率、发明专利综合效率等)进行分析。此外,引入数字经济指数、技术学习成本、吸收能力变量作为调节变量,现有研究关于产业集中度对技术创新影响相关调节效应讨论不多,对调节效应的讨论有助于全面把握两者之间关系,此外,本文除依据行业、地区分样本讨论外,还根据企业规模、企业性质(国有企业占比)分样本对我国高技术制造业两者关系进行深入讨论。第二,本文运用高技术产业层面数据进行研究,由于产业层面数据较少,现有文献多将产业、企业同质化,忽视影响产业的特征因素及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得出的政策建议往往自相矛盾。且在分析过程中考虑到产业集中度与技术创新绩效的相互影响,应用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寻找工具变量并利用联立方程等方法,得出结论更具参考性。此外,本文从信息通信基础资源和相关信息技术应用两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指数,可以较全面的考察数字经济的发展。第三,在对两者关系分析中简要运用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和社会学领域场域理论进行非均衡的定性分析。在对两者关系研究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中不仅从单方面考察产业集中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还考察技术创新对产业集中度的反馈影响。并在具体在分析过程中考虑到产业集中度对于不同强度下的技术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与渐进性技术创新)影响不同,为产业集中度与技术创新作用机理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