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为有宋一代之代表文学。宋代文化精致内敛,崇雅崇文,词也在不断地“去俗复雅”。这一进程正是本论文所主要考察的问题。“雅”最初是一个属于音乐范畴的概念。思无邪,放郑声,雅、颂各得其所,是儒家之理想。尽善尽美的音乐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此后,这一概念渐渐向文学领域渗透。原本“雅”“郑”之对立渐转为“雅俗之辨”,“质文之分”。词原本是逸出“文以载道”之传统的文学样式。其发展与燕乐兴盛密切相关。燕乐与传统的雅乐有很大区别,以促管繁弦代旧声清调,因此词之音乐基础本就存在许多与雅相对立的成分。民间词无所不歌,其文辞也多俚俗。《花间集》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雅化,但它的目标是以诗客之才,救言之不文的俗词,重点是在文辞的“雅俗”之对立上,并不改其“郑卫之音”的本质。而“郑”则是深层次的与儒家之“雅”的矛盾。北宋盛世繁华,处处弦管艳歌,士大夫们去俗的努力,仍主要是以高雅之笔,去俚俗之辞,如晏殊柳永之矛盾,仍可视作是诗客词风与俚俗词风的对立,其不同于前代者在于,相对于花间词风而言,晏殊吸收了南唐词的营养,使冯延巳等人开创的“堂庑特大”的士大夫词风在北宋得以延续发展。而柳永则大俗大雅。他的某些词作固然有俚俗的成分,与民间俗词相去无几,但他又屡屡以诗境入词,使由花间以来的内向视野一变而为开阔高远,从这一点上说,他的一部分雅词又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面,给予后代名家许多启发,因此不能给他直接贴上“俗”的标签。他本身就是一个“雅俗”纠缠的矛盾对立体。至中后期名家如苏轼周邦彦,词风迥异,但苏轼多直接以诗境入词,改柔媚为清旷,周邦彦多化用诗句融入词境,重法度与音律,从不同角度指出“以诗为词”的“向上一路”,开南宋无限法门。自金兵南侵,二帝北狩之后,南宋词坛复雅心态日渐高涨,以稼轩白石为代表,分出二脉,分别承继苏轼与周邦彦之词风而又有所改造。相对于北宋,南宋词尤其是以姜张为代表的风雅之词,渐渐由市井传唱转为瑶席清赏,由倡楼信笔变为文人竞笔,呈现出了不同于北宋香软柔媚的清雅瘦硬面貌。“春风十里柔情”渐变为“冷香飞上诗句”,“多情才子”渐变为“月下幽人”,而词学批评也明确提出“雅正”主张,不但远俗,而且远郑,词本以言情为最大特色,此时则要求“不为情所役”,不“邻乎郑卫”,本以繁声美听,此时则多参以琴曲,重闲雅古意。词,最终在这种矛盾中成就了自身也磨损了自身。此时“复雅”已经走向了它的极致,又孕育着崭新的变化。易代之际,优秀的词家在复古,而人世间却已处处是“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只“古音寥寥”,“雅词落落”,而是整个词的时代,都要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