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按照当时的晚婚政策，男女双方年龄加一块满50岁，单位才给出具结婚证明。我那年26岁，爱人25，总算达到了要求。
　　领导早早谈了话：“你们俩都是党员，又都在机关，要带头勤俭办婚事，不许大操大办！”那时条件差，所谓大操大办也就是大家你五毛、他一块的凑个份子，如果三人合伙买个五六块钱的暖壶，那绝对是铁哥们！主家请三桌饭，一桌带西凤酒也就15元钱，相当于我半月工资。这种形势倒逼得我们时髦了一把———旅行结婚。
　　我们把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把老妈早早缝好的红缎子被子铺上，自己剪一对大红喜字贴在门上，怀揣全部积蓄250元，就潇洒地出发了。
　　那时出门住宿，除了单位证明外，最管用的就是结婚证，甚至比我后来用了多年的记者证还管用。在火车站的旅客介绍处，始终排着不见尾的长队，时不时地挂出“没房”的招牌，只有一个“旅行结婚、革命军人”的窗口始终温情地敞开着。
　　旅行结婚的一般都安排在一起，房间经过刻意的布置，新买的脸盆、洗衣盆、搓衣板，墙上都是大红的喜字，双人床上是新被窝，新里新面新棉花。房价一般两元多，最贵的三块五。条件最差的要数上海的提篮桥了。我们一帮情侣住在悬崖一样陡峭的老旧旅馆里，冲凉房是在后院用木板搭的，四面透风，中间放一个火炉，一个大缸，把热水兑到大缸里，用瓢舀起来往身上倒。门口一块牌子上写着“一次一人”。里面的服务员都是清一色的中年妇女。那天，我清楚地听到一个小伙子往楼上喊：“我们两个人洗行不行？”
　　楼上回应：“不行！”
　　“是我媳妇！”
　　“谁管你那事！”
　　把我们听得快笑死了。
　　到杭州后，介绍处的服务员说没有双人间了，有一个四人包间住不住？我问多少钱，答曰两块。我一听，当即答应了。叫了个蹬三轮的，不是电影里的黄包车，而是北京板爷拉蜂窝煤的那种，拉上我们七拐八拐，又上了个坡才到那家小旅馆。新开张的那种，房间空荡荡的挺大，每个墙角摆一张光光的竹床，床边的毛竹有碗口粗。好粗犷！好阳刚！我们选了一张最里边的扔下了行李，心想，谁让西湖这么火呢！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唯一的任务自然是去西湖了。一天一趟，从“断桥残雪”到“平湖秋月”再到“岳坟”“小孤山”，最后是苏堤。那时西湖的荷花还没有开，春风已吹黄了柳梢，正是杜牧《江南春》的景色：“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35年弹指一挥间，留下我们体温和美好回忆的四人间、竹板床，永远消失在了岁月的长河里。苏堤还是那道苏堤，碧波如旧，垂柳依然婀娜摇曳，只是背景上平添了灰蒙蒙的一片高楼大厦。人，还是当年那两个人，只是不再年轻，矮了，粗了，步履也不那么轻盈。曾经乌黑的头发要靠染料来掩盖斑驳，折叠伞努力地举在女人手里，为忘情拍照的男人遮挡烈日。
　　还好，手仍牵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