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名人志》记载：徐森玉（1881-1971），名鸿宝，以字行。吴兴菱湖人。文物鉴定学家、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化学家。四岁随家迁居江苏泰州，八岁丧父。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毕业于山西大学堂化学科。次年任奉天高等工业学校监督。1912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1918年任教育部佥事。1933年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1933-1939年主持故宫文物转移。1938年在昆明郊区为北平图书馆寻找保存图书善本之地不幸摔伤左股骨致残。1940年底参加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朱家骅、陈立夫支持下，与郑振铎、张元济等抢购大量古籍善本。新中国成立前夕拒绝督运文物去台湾。1949年7月17日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会副主任兼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后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1960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残酷迫害，于1971年5月19日含冤去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剑指平、津，何应钦奉命来北平设立军事委员会分会。形势越来越紧迫，故宫博物院为了文物安全，策划了一个南迁计划，此计划后经南京行政院批准，并拨付了六万元迁移费。到1932年，故宫博物院的人员几乎全部投入到文物装箱上，从1933年2月6日起至5月15日止，图书馆、文献馆、故宫博物院、颐和园、国子监一共有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七箱珍宝文物分成五批运至上海法租界，存在天主堂街的仓库里。为保安全，运载文物过程中，特意从东北调遣一百名卫兵随车出发，火车顶部四周架起机关枪。为防止天津站可能会有日本兵袭击，走平汉转陇海，再回津浦南下，绕过了天津站。1935年，英国伦敦举办博览会，又从此批文物中挑选精品，派专人护送，远洋跋涉到伦敦参加展览。1936年，南京朝天宫新仓库建成，此批文物再装汽车转火车运往南京保存。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文物紧急西迁，分水、陆同时进行。水运由下关码头装船，船运至汉口再到宜昌，然后才到达重庆。陆路是从南京下关津浦铁路站装上火车，以陕西宝鸡为第一目的地，然后转汽车运至汉中。其中要翻过秦岭，路途中非常辛苦。
　　《徐森玉年谱》手稿记载，徐森玉是随第一批文物到达长沙。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南京朝天宫库房所储故宫博物院文物分三路西运：第一路，8月14日从南京装船，赴汉口，转火车运到长沙。第一路是在情况十分紧急的时候起运的，选择了最精文物装了八十箱运到长沙。后此批文物又转移至贵州安顺。前文提到，1935年，民国政府曾经组织一批文物去伦敦参加博览会，所参展的文物是从故宫博物馆迁移到上海后挑选出的精品，而这八十箱精品便是经过伦敦博览会展出的文物。第二路，用轮船装，溯江而上，共运九千三百六十九箱，运到宜昌后再运重庆，最后运到四川乐山。因为走水路，必须顾及长江水位，当时到达宜昌以后，已经是冬季，长江水枯，要等春季才行，后来到达重庆已经是第二年秋季。第三路和第二路同时运出，但是第三路走陆路，从南京装火车，沿津浦线到徐州，再转陇海线到宝鸡，由宝鸡转汽车运到汉中，再到成都，最后到四川峨眉。共计七千二百八十九箱。文物在后方分存安顺、乐山、峨眉三处，从1939年到1945年，共保存了七年。
　　第一批文物运到长沙，刚刚落脚，徐森玉又匆匆赶去天津和沈仲章碰头。《徐森玉年谱》手稿记载：“9月初，自长沙返经上海，乘海轮北至天津，与沈仲章联系，抢运居延汉简万片去香港事。”居延汉简是由瑞典人贝格满于1927至1930年在甘肃居延海地区发现并且发掘，然后带至北大研究所，抗战初期未来得及转移。全面抗战爆发，日本人已经打进北平，是沈仲章冒着生命危险潜进研究所偷运出来，然后藏在一个小庙里。沈为研究所的助教，也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干事，而徐森玉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负责人。徐森玉到达天津以后，跟沈接上头，因为再转移居延汉简至重庆已经非常困难，就商定由沈负责将汉简运到香港储存。
　　徐森玉交代完毕汉简的事情，又匆匆忙忙赶回成都，接运西迁的文物。此时，第二批西迁的文物马上要到了。
　　文物西迁刚刚完成，徐森玉又接到新的任务，他要去上海和文献保存同志会一起商定收购古籍。
　　事情起因为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和私立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以及其他学术界代表给重庆的教育部写信反映，当时上海有许多的珍贵古籍散落，如不及时抢救，有可能落入异邦;当时负责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董事长是朱家骅，他决定收购，并且同意用中英庚款董事会一百万元作购书费用。中英庚款董事会，是负责退回庚子赔款的专门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得到赔款。朱家骅拍了板，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也表示同意。
　　郑振铎1940年12月18日致张寿镛信：“昨日下午，渝有专人来，已在敝处接洽过，此君为熟友，即徐森玉君（名鸿宝），现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他们再三地托他来此一行，有许多话要谈。昨已与何先生通过电话，何先生之意，拟借贵府设备素餐与他接风，时间为本星期六或星期日上午，仅有四人，不另约他人。不知先生觉得方便否？”又云：“嘉业事及印书事，星期六均可详谈，森玉先生品格极高，且为此事而来，似无事不可对他谈也。森玉先生为版本专家，有许多事可乘便请教他，诚幸事也。”
　　郑振铎跟徐森玉初次接触，便马上发现徐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是版本专家，对许多古籍的鉴别具有丰富的知识，别人很难做到。
　　徐森玉到上海后，首先会谈的是郑振铎，然后又会见张寿镛和何炳松。郑振铎，福建长乐人，1898年生于浙江永嘉。他是“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曾经和瞿秋白一起创办《新社会》杂志，主编《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任暨南大学教授。何炳松，浙江金华人，1916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毕业，商务印书馆百科全书委员会历史部主任，1935年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张寿镛，浙江宁波人，1903年举人，光华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徐森玉年谱》手稿1941年载：森玉先生到上海，正值岁尾年初之际，此行使命极重大，肩负着运输大队长的任务，以香港为中转站，把上海小组收购的图书先装运到香港，看时局形势，再转运重庆，或运往美国寄存，所以森玉先生到上海后第一件事便是点查上海小组所收购的图书。这一方以郑振铎为代表，而森玉先生则代表重庆方面的朱家骅、陈立夫和蒋复璁，作为接受的一方。 　　徐的家眷当时住在上海福煦路（同孚路西）升平街内百花巷一百零五号。
　　徐到上海，立即参加古籍的收购和鉴定，比如选中合肥李氏的古籍十余种，其中明刊本《径山藏》两千两百册最为巨观。还有收购张元济的宋本书《荀子》。因为散落的古籍非常多，有必要鉴别真伪，这方面要求具备一定的鉴定能力。
　　收购刘承干嘉业堂图书是这次收购的一个重点，可是因为嘉业堂图书太多，而且还有许多人盯上，因此刘承干也变得含糊起来。以前刘承干去过东北，跟满铁图书馆也达成过出售的意向，他因此还心存幻想，这种情况让徐森业和郑振铎非常焦急，担心图书会被日本人收购去。1941年4月5日，郑振铎给张寿镛去信这样说：“刘书迄今未有确耗，殊为着急！见到韵秋时，请便中嘱其来敝寓一谈。主人颇懦弱寡断，颇疑有人从中作梗（此人疑是袁某）。我辈不能不着力进行也！先生以为如何？我拟抽暇去访他一次，面谈一切，或先致他一函。此事如功败悬成，实太说不过去也！”
　　1941年4月8日致张寿镛信说：“韵秋昨来谈（韵秋，即施韵秋，为刘承干聘请的嘉业堂图书馆编目部主任），说，书主已有决定，拟先售明刊本一部分，或先售宋、元、明刊本部分亦可。其批校本、抄本、稿本部分拟暂行保存。又清刊本亦拟保留完整，不欲拆售。此与原议虽大有出入，但敝意，为急于成交计，不妨允之，单购其明刊本部分（共一千二百余部），余皆暂行放弃，待后再谈……此事须立即决定。不知先生何时有暇？可否约柏丞（即何炳松）、森玉二先生一谈，以便有所决定？明日下午二时或三时，在敝寓一晤，如何？”
　　刘氏藏书最后以二十五万元成交，是嘉业堂藏书的一部分，以明刊本为主。
　　徐森玉在1940年12月17日到达上海。至1941年7月24日离开上海，然后去了香港。走的时候，他还随身带了几箱书。在沪他呆了半年多时间，每一天都非常繁忙，或者是鉴别图书，或者是估价。半年时间，他们在沪上收购了大部分古籍，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是依赖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全体朋友的努力，而徐森玉的鉴定工作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41年3月19日郑振铎给蒋复璁的信中说：“森公（指徐森玉）来此后，几无日不相见，见无不畅所欲言。森公游书肆四十年，博见广闻，当代无双。我辈得其助力，店务必能大为发达，殊可欣幸也！”
　　蒋复璁，浙江海宁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经在梁启超创办的松坡图书馆担任编辑，后又在北京图书馆任编辑，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成立时，他是筹备处主任。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立图书馆还没有正式成立，他又负责图书馆的西迁。1940年，国立中央图书馆在重庆成立，他是首位馆长。
　　郑振铎在上海曾经给蒋复璁打过电报，向其汇报古籍的收购情况：
　　1940年12月23日：重庆·密。
　　聚兴村二十一号，蒋慰堂先生并转朱、陈、杭三公：刘书亟待解决。店务正在清点中。拟刘书解决后，告一段落。续股一批，盼能即汇，以利进行。子裳、如茂、圣予、西谛同叩。
　　电报是打给蔣复璁的，蒋慰堂即蒋复璁。转朱、陈，即是朱家骅和陈立夫。刘书是指刘承干的藏书。署名子裳（徐森玉）、如茂（何炳松）、圣予（张寿镛）、犀谛（郑振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