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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日，广电总局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将正式实施。它将对中国的电视业产生深远影响。
用了几十年时间，中国电视，才刚刚走到真正成为一个复制、审视公共生活的公共媒介的拐点。而它到底向何处去，除了受制于其媒介特点、体制约束外，同样受制于中国政治社会的逻辑。
电视与现实的相互复制
如果没有以下两个大背景，显然一些电视节目虽然“过度娱乐和低俗”，但不会被认为没必要存在，或应该呆到它该呆的时间段。
一是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这个会议把“文化”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从执政的政治认同来源来说，这是对30年来过度依赖经济发展来取得认同的调整，至少是一个姿态，因为后者所制造、积累的诸多矛盾已构成对政治认同本身的严峻挑战，而且，也在慢慢地耗尽其能力。
“文化”的多维度和多内涵使它既可以被视为一种产业，视为一种精神上的关怀，也可以作为一种道德上的凝聚力手段。它能够对很多东西构成辩护。而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 和传统文化道德资源来代替一些经济发展在塑造政治认同上的功能，回应中国社会在结构和思想观念上的深刻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正是重构政治认同的核心。
这也就意味着，很多被赋予“思想文化宣传”职能的机构必须服从于这一战略。尤其是对于影响力巨大，在宣传灌输上最容易成功的电视这种公共媒介来说，逻辑上要求它必须具有相应的内容，而且，其所有的内容，看起来不能冲淡“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宏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旨。
另一个背景是，30多年来，中国社会在道德上、文化价值观上越来越陷入危机。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这不是改革开放的逻辑结果，其性质也不是当年所说的“窗子开了，难免有蚊子飞进来”。危机是系统性的。
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当社会出现道德滑坡、文化紊乱的景象时，那一定与政治系统的问题直接相关。就当下来说，公权力在一些地方的滥用及其制造的社会不公，也的确是社会道德滑坡、文化价值系统紊乱的一个根源，毕竟，当权力的行使不能提供足够的道德基础时，无法引导或说服整个社会有道德；如果权力本身就汲汲于利益和享受，更不可能让大家变得高尚。
但情况当然远比这复杂。准确地说，一个社会在道德和文化价值观上的塑造，是所有人的一种合谋，一种主动被动的“公共选择”。其中，政治、经济、娱乐等具有形塑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社会机制相互传导，相互影响。
不过，在权力的本能反应中，一个可以被放大的视角是：道德滑坡和文化价值观紊乱的“公共选择”，是通过模仿、传染来实现的。这其中，除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媒体，尤其是最大众化的电视媒体，对于形塑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至关重要。
电视中，一个拜金女“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和现实中的拜金现象当然是相互复制，但由于电视的传播优势，以及它在价值观引导上处于一个类似于催眠师一样的“权威”位置，它还是可以被权力解读为：正因为很多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和低俗”，助长或引导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而这一点的背后，恰恰是娱乐类节目挤占了本来应该用来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宏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地盘。
被打破的默契
娱乐当然是无法限制的。任何取消电视娱乐功能的企图一定会失败。电视虽然可以干很多事情，但往往就是用来娱乐和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无论是何种娱乐，也无论是何种意识形态，国家的，市场的，还是别的。
看电视并不需要思考。正是这一点，使电视遭到了很多文化精英的批判。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说法，电视并不是让人看见现实，而是看见幻象，并把幻象当成真实。而在一个人毫无批判地接受了这个幻象的时候，他把这个幻象所暗中携带的价值观念也一并接受过来了。电视改造了一个人对现实的感受和他的世界观。
无论电视对真实世界的何种景观进行了复制，它截取的永远只是真实世界的一个个片断，所有这些片断的编辑组合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存在于电视中的事实，或者说媒介事实。不幸的是，这些“事实”一旦刺激起了你的情绪、情感，你被催眠的大门就已经打开，它要你相信什么，模仿什么，你根本就无法抵抗。
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但意识具有能动性，反过来能够改造“存在”。管理部门的同志们，对此当然都懂。
如果在中国，娱乐节目必须躲躲藏藏，那只能意味着，官方和媒体所形成的某种默契已经被打破。而背后，则是官民之间更大默契的打破。和当初暗中鼓励不同，官方显然已意在改变民众“非政治的、物欲的娱乐”局面。
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过于政治化，强烈的“政治意识”一方面对稳定的集权式政治结构形成威胁，另一方面使很多人对经济发展无多大兴趣。改革开放后，这种对民众政治意识的塑造被坚决抛弃。
当“经济建设”成为“中心”时，必须要求民众的意识与之配套。其特点，就是民众少些“政治意识”，多些“经济意识”。而其逻辑延伸，就是专注于世俗物欲，对政治没有兴趣。一群政治淡漠的人，看起来当然不太可能对政治结构形成挑战。事实证明，这种状态对于“中国模式”的成功，功不可没。
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从人性的角度上，当然更愿意追逐利益，追求物欲的满足，原来表现出夸张的政治意识，其实也不过是物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补偿而已。因此一旦这种压抑被解除，追逐利益和物欲满足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具有了正当性。
官方与民间，达成了可贵的共识。以经济发展来作为政治认同的来源之一，也正是建立在这个默契的基础之上：只要生活过得越来越好，民众不对政治结构的改变提出什么可能不会被接受的要求。
但30年来，这个共识和默契，终于快走到了尽头。很简单，物欲的狂欢实在是欲壑难填，而且在社会结构的固化中，只会越来越造成更多人的失落感，而解决失落感的方式，一定是政治的。要控制其产生的风险，就必须遏制它的继续恶化。
而暗中鼓励民众专注于利益和物欲狂欢，采用的是“隔离法”，但这个世界却是一个由政治来决定利益分配的世界。对于政治认同来说，“隔离法”实在没有多大作用，远不如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来吸引民众，更能让他们产生政治认同。
微政治时代
社会变了，电视也得变。虽然这种变化因为一纸红头文件而来，带着鲜明的强制色彩，但对中国电视业来说，不一定完全都是坏事。
在娱乐至死的年代，对于中国数以千计的电视台，尤其是地方频道来说，真正日子过得好的也仅有湖南卫视等少数几家，更多的地方频道多是在山寨与模仿中艰难度日，即使没有“限娱令”，这种已然异化的娱乐化之路也早就举步维艰。
异化的源头正是崔永元多年前就喊出的“万恶的收视率”，但很多年来，社会和官方对于“万恶收视率”的声讨，一直停留在道德批判的层面，也让中国电视一次次失去改革的机会。
公共性与商业化，是电视与生俱来的特性。单独推崇公共性，抑或单独强调商业化，都不足以厘清改革的路径。中国电视的评价标准，从“长官意志”到“市场收视”，是一次进步，但对于“收视率”的简单化理解和操作，却导致这种进步大打折扣，甚至出现某种退步。
一个庞大的电视市场，多达数十家卫星电视、上千个地面频道，目前大部分只能依靠一家商业机构“央视-索福瑞”提供收视数据，无论从统计样本的布局，到统计样本的代表性，再到统计的手段，关于收视率的“真实性”一直备受业内质疑，而不断爆出的“数字造假、数字行贿”的传闻，更让市场扑朔迷离。
由于没有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只能依靠节目售卖广告，这种被垄断了的收视率指标也就成了唯一导向。当这种导向下的中国电视越来越面目可憎时，权力之手终于出面了，试图扭转电视品味的乱象。
无论是主动而为，还是作为一种附属品，“限娱令”的执行，都将为中国电视节目的改革打开一种可能性，但如果不改变单一的运营模式，因为“限娱令”而让出的晚间黄金时段，只会被另外一种类型的节目填充，如果不建立独立第三方、非盈利的节目评估体系，这种节目填充就会再次泛滥，形成另一次的山寨狂欢和同质化。
事实上，刚刚过去的四川电视节已经昭示着这种局面的开端。在这个一年一度以电视节目买卖为主的行业交流会上，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主流卫视，加大了“抢剧”的力度，17部电视大戏，被抢购一空。过去各大卫视“4 1”模式联合购剧，对抗央视的做法，早已成为历史，砸重金购买“独播剧”成为孤注一掷的选择。与此同时，电视剧新媒体版权的交易价格却在不断刷新，早已突破了每集100万元的单价。“限娱令”的效力可见一斑。
虽然，作为中国特色的行政命令，“限娱令”势必会得到严格执行，其影响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真正让中国的电视台承担其原本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最有效的现实路径仍旧在于市场。 事实上，在这一轮大规模管制之前，电视业尤其是各个省级电视台已经悄然发生了许多变化，那些以俊男美女为载体的歌舞选秀类纯娱乐节目慢慢让位于诸如讨论婚姻、家庭伦理、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劳资矛盾、邻里之间的小区公共空间之争等等现实感极强的节目。
如果有心思在黄金时段打开中国各个省级电视台，你会发现，电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已经悄然变得像个有模有样的公共空间，他们大多把舞台开放给那些普通市民，这类节目广受欢迎，收视率表现同样不错，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中国社会经历了“去政治化”的30多年后，这也是在公共空间里，重建人民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表征。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王丽萍教授曾经阐释过一个“微政治”的概念：今天的政治已与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的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
自从福山1989年那篇《历史的终结》以来，宏大的政治哲学理念映射到人类社会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时，“微政治”的特征在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日益鲜明，但中国的情形有些不一样，在微博、报刊等这类媒体上，对理念、信仰、制度的关切依然是主流，但在电视荧屏上，近年来，市场体系支撑下的节目变化趋势却很符合微政治时代的特征。
和广播一样，当电视刚在中国出现时，更多的就是在进行一种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及让民众看见最高权力和权力秩序的存在。这是权力通过媒介对民众进行影响的一种方式。电视所具有的这一功能持续到今天，中央和各地方台的新闻联播，干的就是这件神圣伟业。
今天，经济基础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宣示和文化价值体系的重建，其形式及其有效性都需要重新考量。王丽萍教授就认为，微政治源于对人们日常生活琐碎问题的关注和回应，或可理解为政治人物对难以应付的更大社会问题所进行的策略性转化。
权力发挥其影响和意识形态宣传不可能通过娱乐的方式把自己“祛魅”来传播，而人民却需要娱乐，如何让电视台也参与“讲政治”，而且是一种无害的公众参与的“政治”，这是一门庞杂待解的传媒课题，也只有在市场化的大潮中去求解，因为自从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已经在市场经济的大路上，呼啸突进，无可逆转。无论是制度革新还是文化重建，不考虑市场这一最重要的变量，都注定将无法成功。
用了几十年时间，中国电视，才刚刚走到真正成为一个复制、审视公共生活的公共媒介的拐点。而它到底向何处去，除了受制于其媒介特点、体制约束外，同样受制于中国政治社会的逻辑。
电视与现实的相互复制
如果没有以下两个大背景，显然一些电视节目虽然“过度娱乐和低俗”，但不会被认为没必要存在，或应该呆到它该呆的时间段。
一是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这个会议把“文化”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从执政的政治认同来源来说，这是对30年来过度依赖经济发展来取得认同的调整，至少是一个姿态，因为后者所制造、积累的诸多矛盾已构成对政治认同本身的严峻挑战，而且，也在慢慢地耗尽其能力。
“文化”的多维度和多内涵使它既可以被视为一种产业，视为一种精神上的关怀，也可以作为一种道德上的凝聚力手段。它能够对很多东西构成辩护。而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 和传统文化道德资源来代替一些经济发展在塑造政治认同上的功能，回应中国社会在结构和思想观念上的深刻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正是重构政治认同的核心。
这也就意味着，很多被赋予“思想文化宣传”职能的机构必须服从于这一战略。尤其是对于影响力巨大，在宣传灌输上最容易成功的电视这种公共媒介来说，逻辑上要求它必须具有相应的内容，而且，其所有的内容，看起来不能冲淡“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宏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旨。
另一个背景是，30多年来，中国社会在道德上、文化价值观上越来越陷入危机。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这不是改革开放的逻辑结果，其性质也不是当年所说的“窗子开了，难免有蚊子飞进来”。危机是系统性的。
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当社会出现道德滑坡、文化紊乱的景象时，那一定与政治系统的问题直接相关。就当下来说，公权力在一些地方的滥用及其制造的社会不公，也的确是社会道德滑坡、文化价值系统紊乱的一个根源，毕竟，当权力的行使不能提供足够的道德基础时，无法引导或说服整个社会有道德；如果权力本身就汲汲于利益和享受，更不可能让大家变得高尚。
但情况当然远比这复杂。准确地说，一个社会在道德和文化价值观上的塑造，是所有人的一种合谋，一种主动被动的“公共选择”。其中，政治、经济、娱乐等具有形塑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社会机制相互传导，相互影响。
不过，在权力的本能反应中，一个可以被放大的视角是：道德滑坡和文化价值观紊乱的“公共选择”，是通过模仿、传染来实现的。这其中，除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媒体，尤其是最大众化的电视媒体，对于形塑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至关重要。
电视中，一个拜金女“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和现实中的拜金现象当然是相互复制，但由于电视的传播优势，以及它在价值观引导上处于一个类似于催眠师一样的“权威”位置，它还是可以被权力解读为：正因为很多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和低俗”，助长或引导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而这一点的背后，恰恰是娱乐类节目挤占了本来应该用来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宏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地盘。
被打破的默契
娱乐当然是无法限制的。任何取消电视娱乐功能的企图一定会失败。电视虽然可以干很多事情，但往往就是用来娱乐和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无论是何种娱乐，也无论是何种意识形态，国家的，市场的，还是别的。
看电视并不需要思考。正是这一点，使电视遭到了很多文化精英的批判。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说法，电视并不是让人看见现实，而是看见幻象，并把幻象当成真实。而在一个人毫无批判地接受了这个幻象的时候，他把这个幻象所暗中携带的价值观念也一并接受过来了。电视改造了一个人对现实的感受和他的世界观。
无论电视对真实世界的何种景观进行了复制，它截取的永远只是真实世界的一个个片断，所有这些片断的编辑组合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存在于电视中的事实，或者说媒介事实。不幸的是，这些“事实”一旦刺激起了你的情绪、情感，你被催眠的大门就已经打开，它要你相信什么，模仿什么，你根本就无法抵抗。
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但意识具有能动性，反过来能够改造“存在”。管理部门的同志们，对此当然都懂。
如果在中国，娱乐节目必须躲躲藏藏，那只能意味着，官方和媒体所形成的某种默契已经被打破。而背后，则是官民之间更大默契的打破。和当初暗中鼓励不同，官方显然已意在改变民众“非政治的、物欲的娱乐”局面。
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过于政治化，强烈的“政治意识”一方面对稳定的集权式政治结构形成威胁，另一方面使很多人对经济发展无多大兴趣。改革开放后，这种对民众政治意识的塑造被坚决抛弃。
当“经济建设”成为“中心”时，必须要求民众的意识与之配套。其特点，就是民众少些“政治意识”，多些“经济意识”。而其逻辑延伸，就是专注于世俗物欲，对政治没有兴趣。一群政治淡漠的人，看起来当然不太可能对政治结构形成挑战。事实证明，这种状态对于“中国模式”的成功，功不可没。
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从人性的角度上，当然更愿意追逐利益，追求物欲的满足，原来表现出夸张的政治意识，其实也不过是物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补偿而已。因此一旦这种压抑被解除，追逐利益和物欲满足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具有了正当性。
官方与民间，达成了可贵的共识。以经济发展来作为政治认同的来源之一，也正是建立在这个默契的基础之上：只要生活过得越来越好，民众不对政治结构的改变提出什么可能不会被接受的要求。
但30年来，这个共识和默契，终于快走到了尽头。很简单，物欲的狂欢实在是欲壑难填，而且在社会结构的固化中，只会越来越造成更多人的失落感，而解决失落感的方式，一定是政治的。要控制其产生的风险，就必须遏制它的继续恶化。
而暗中鼓励民众专注于利益和物欲狂欢，采用的是“隔离法”，但这个世界却是一个由政治来决定利益分配的世界。对于政治认同来说，“隔离法”实在没有多大作用，远不如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来吸引民众，更能让他们产生政治认同。
微政治时代
社会变了，电视也得变。虽然这种变化因为一纸红头文件而来，带着鲜明的强制色彩，但对中国电视业来说，不一定完全都是坏事。
在娱乐至死的年代，对于中国数以千计的电视台，尤其是地方频道来说，真正日子过得好的也仅有湖南卫视等少数几家，更多的地方频道多是在山寨与模仿中艰难度日，即使没有“限娱令”，这种已然异化的娱乐化之路也早就举步维艰。
异化的源头正是崔永元多年前就喊出的“万恶的收视率”，但很多年来，社会和官方对于“万恶收视率”的声讨，一直停留在道德批判的层面，也让中国电视一次次失去改革的机会。
公共性与商业化，是电视与生俱来的特性。单独推崇公共性，抑或单独强调商业化，都不足以厘清改革的路径。中国电视的评价标准，从“长官意志”到“市场收视”，是一次进步，但对于“收视率”的简单化理解和操作，却导致这种进步大打折扣，甚至出现某种退步。
一个庞大的电视市场，多达数十家卫星电视、上千个地面频道，目前大部分只能依靠一家商业机构“央视-索福瑞”提供收视数据，无论从统计样本的布局，到统计样本的代表性，再到统计的手段，关于收视率的“真实性”一直备受业内质疑，而不断爆出的“数字造假、数字行贿”的传闻，更让市场扑朔迷离。
由于没有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只能依靠节目售卖广告，这种被垄断了的收视率指标也就成了唯一导向。当这种导向下的中国电视越来越面目可憎时，权力之手终于出面了，试图扭转电视品味的乱象。
无论是主动而为，还是作为一种附属品，“限娱令”的执行，都将为中国电视节目的改革打开一种可能性，但如果不改变单一的运营模式，因为“限娱令”而让出的晚间黄金时段，只会被另外一种类型的节目填充，如果不建立独立第三方、非盈利的节目评估体系，这种节目填充就会再次泛滥，形成另一次的山寨狂欢和同质化。
事实上，刚刚过去的四川电视节已经昭示着这种局面的开端。在这个一年一度以电视节目买卖为主的行业交流会上，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主流卫视，加大了“抢剧”的力度，17部电视大戏，被抢购一空。过去各大卫视“4 1”模式联合购剧，对抗央视的做法，早已成为历史，砸重金购买“独播剧”成为孤注一掷的选择。与此同时，电视剧新媒体版权的交易价格却在不断刷新，早已突破了每集100万元的单价。“限娱令”的效力可见一斑。
虽然，作为中国特色的行政命令，“限娱令”势必会得到严格执行，其影响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真正让中国的电视台承担其原本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最有效的现实路径仍旧在于市场。 事实上，在这一轮大规模管制之前，电视业尤其是各个省级电视台已经悄然发生了许多变化，那些以俊男美女为载体的歌舞选秀类纯娱乐节目慢慢让位于诸如讨论婚姻、家庭伦理、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劳资矛盾、邻里之间的小区公共空间之争等等现实感极强的节目。
如果有心思在黄金时段打开中国各个省级电视台，你会发现，电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已经悄然变得像个有模有样的公共空间，他们大多把舞台开放给那些普通市民，这类节目广受欢迎，收视率表现同样不错，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中国社会经历了“去政治化”的30多年后，这也是在公共空间里，重建人民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表征。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王丽萍教授曾经阐释过一个“微政治”的概念：今天的政治已与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的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
自从福山1989年那篇《历史的终结》以来，宏大的政治哲学理念映射到人类社会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时，“微政治”的特征在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日益鲜明，但中国的情形有些不一样，在微博、报刊等这类媒体上，对理念、信仰、制度的关切依然是主流，但在电视荧屏上，近年来，市场体系支撑下的节目变化趋势却很符合微政治时代的特征。
和广播一样，当电视刚在中国出现时，更多的就是在进行一种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及让民众看见最高权力和权力秩序的存在。这是权力通过媒介对民众进行影响的一种方式。电视所具有的这一功能持续到今天，中央和各地方台的新闻联播，干的就是这件神圣伟业。
今天，经济基础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宣示和文化价值体系的重建，其形式及其有效性都需要重新考量。王丽萍教授就认为，微政治源于对人们日常生活琐碎问题的关注和回应，或可理解为政治人物对难以应付的更大社会问题所进行的策略性转化。
权力发挥其影响和意识形态宣传不可能通过娱乐的方式把自己“祛魅”来传播，而人民却需要娱乐，如何让电视台也参与“讲政治”，而且是一种无害的公众参与的“政治”，这是一门庞杂待解的传媒课题，也只有在市场化的大潮中去求解，因为自从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已经在市场经济的大路上，呼啸突进，无可逆转。无论是制度革新还是文化重建，不考虑市场这一最重要的变量，都注定将无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