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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值得担忧的问题。市场主体的力量早已不受计划手段所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用行政手段的老办法自然效果不彰。
2010年11月19日,新加坡的游船上,研究政治的一些学者不再讨论政府的运作和选举等议题,谈话焦点之一就是中国内地的通胀。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麦当劳在全国进行全面提价,原因就在于食品成本急剧上升。有意思的是,相邻的深圳和香港现在悄然地对换了双方的身份。以前,深圳成为香港人周末消费的场所,不管是下馆子还是剪头发,深圳的价格都比香港的便宜一半以上。而现在的情况是,许多在深圳养老的香港老人已经花掉毕生的积蓄,不得不向香港政府寻求廉价养老服务。而一些深圳人也养成了每周来港一次购物的习惯。香港的商品货源比内地稍微丰富一些,因此有些日用产品居然比深圳便宜许多。不仅是外因
对于这一轮通胀的源头,说法还比较多。一种观点是,通胀源自于欧美为了挽救本国经济所采取的各种货币政策。第二种观点是,在美元持续贬值之下,许多大宗商品价格保持高位,引起连锁反应,主要的各种商品也开始涨价。第三种观点认为外围的宏观经济环境是次要因素,而内因更为重要。中国内部也有大量的闲散资金没有出路,因此这些资金可能推高各种商品,比如红茶热和黄龙玉。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外因的重要性无法低估。不过,过度强调外因往往是推卸责任。在过去的五六年间,中国经济层面上最受关注的就是房地产市场问题。其实在房价非理性上涨的时候,一些学者在5年前已经要求政府充分关注房地产市场过度活跃的后遗症。房价上涨之后就会带动租金上涨;而店面租金上涨就会直接推动各种与民生关系密切的服务业价格全面上涨。比如菜农的蔬菜可能不贵,不过超市因为租金增加就要求提高蔬菜的价格。在房价快速上升的时候,租金上涨刚开始并不明显。许多人错误地认为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只要控制在买房者和卖房者两个主体之间,房价上涨不会对其他行业构成威胁。很遗憾的是,租金市场的价格随后也是大幅上扬。而再过数年,所有的居民都将发现与房地产业即使是毫无相关的产品也会处于涨价之中。
房地产市场过度活跃还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本来没有买房欲望的人加入买房的行列。这被称之为“买房抗通胀”。大多数人明明知道现在的房地产价格不可能持续在高位运行,不过还是为了短期的利益加入买房的队伍。“买房抗通胀”在短期内为一些人群提供了防通胀的措施,不过从长远来看,负面作用无法估量。一是大量闲置住宅将加速泡沫的破灭,一旦发生类似于香港1997年或2003年的经济倒退,后果会比当时的香港严重得多。
二是短期内制造了大量的新贵。不过,这些新贵并不是从实体经济中获利的,因此对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太有利。在香港的房屋市场上,常有阔绰的内地客让人刮目相看。比如一次性支付大笔款项购入同一住宅小区的多个单位。这些人士中许多就是专业的炒房人员。他们在内地炒作获利之后转战资金流通更加顺畅的香港市场。从实体经济移向房地产行业,从经济层面上来看是一种效率损失。从社会层面上分析,投机而不是勤奋劳动得到更大的肯定,是一种退化。而房地产业过热就会直接作用于通胀问题。
不同学术流派的人对通胀的解释视角完全不同。不过,许多学者认为通胀实际上就是银行过度发行钞票所致。比如凯恩斯曾经说过,基于通货膨胀,政府就可以暗地里征收着国民财富。这种办法可以使大多数人变穷,而少数人因此变富。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中,凯恩斯对通胀是持宽容态度。中国的央行是否过度发放货币?官方的口径大多数情况下是否定的,在更多时候指责外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失当导致中国的热钱泛滥。不过,有些人仍然认为中国的货币发行是通胀的重要原因。比如,2000年,我国GDP是8.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后者比前者多了4.6万亿元;2009年我国的GDP为33.5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是60.6万亿元,因此后者比前者多出了27.1万亿元。一些官方机构出面否定上述比较的实际意义。通胀应对策略的难题
通胀的严重后果是现代人所熟知的。中国的话就是“通胀猛于虎”。不用说更早的年代,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多数通胀严重的年份,社会不安定的因素都会增加。比如1985年,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9.3%,1988年是18.8%,1989年是18%。最近的2008年是5.9%。虽然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近年来大多控制在5%以下,不过,其真实性备受各界质疑。2006年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1.5%的上涨,而百姓的看法是物价上涨远远不止5%。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4.8%,百姓们也不认账。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编制体现了政府应对通胀的策略。一是房地产价格被剔除出去。有些官员认为中国的做法符合国际惯例,其实并不然,中国这套计算方式是从原来计划体制延续而来。统计部门完全可以在公布一套剔除房地产价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同时,再公布一套有房地产价格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此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所调查的样品也相当重要。许多被列入抽样的商品并不是主流的商品,这样的指数往往很难全面反映通胀的程度。此外,被抽样的商品在指数中的权重也相当重要。而这些数据、计算的公式都没有很好地论证,也没有公之于众,因此各种批评也在所难免。
政府在通胀预警方面也处理得不够漂亮,即使是值得肯定的一些措施,比如要求发放价格临时补贴,也就是对各种低收入人群(比如城乡低保对象等)发放临时性的价格补贴,如果每次调整都处于滞后状态,就会削弱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实际作用。因此,预先調整最低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标准能够较好地解决贫困人群应对通胀的问题。
通胀管理的政府角色
政府文件中提到的许多措施仍然是带有计划经济色彩。比如要求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具体的措施是要求城市政府扩大速生蔬菜生产规模,增加越冬蔬菜供应。此外文件要求煤电油气运之间要建立协调机制,确保冬春季能源供应。煤炭主产区政府要组织好煤炭生产,尤其是安排好元旦、春节“两节”期间的生产,不得干预煤炭外运。煤电双方要做好明年电煤供需合同,其中煤炭行业需要加强自律,保持价格稳定。石油企业要增加柴油产量,满足市场的需求。而电力行业不能随意拉闸限电。
从实际的生活来看,公共政策重在可执行。比如政府很少自己直接经营城市蔬菜生产,增加越冬蔬菜供应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逐利的菜农们也许认为产量越少越好,这样一来菜价贵,人工成本也低,利润更加丰厚。同样的道理,石油企业在油荒的时候往往考虑如何限量生产。油价大幅上升后,单位利润就成倍地上升。这一套商业规则已经在中国运行近20年了。市场主体的力量早已不受计划手段所约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用老办法自然效果不彰。
除了上述两项直接与通胀管理有关的工作外,房地产业的问题仍然值得讨论。从这五六年的经验来看,房地产业过度活跃是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严重的问题。之所以过往稳定房价的政策大多归于无效,就在于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卖地冲动。不过,土地财政问题一时也难以解决。地方政府持续有缺钱的担忧,土地出让金就成为地方积累自信的重要渠道。因此要减少地产价格对通胀的影响,需要有更实质的动作。
在面对物价迅速上涨的时期,政府也需要出台一些能够切实解决基层民众生活的措施。比如政府要给低收入阶层进行较丰厚的补偿。对一些收入不高的工薪阶层要根据其生活负担进行各种减税和退税。对于城市居民,政府应该大力推进公共房屋建设。在通胀较高的时期,要对公共房屋进行免租。将财政盈余分一部分给民众也不失是一种好办法。
2010年11月19日,新加坡的游船上,研究政治的一些学者不再讨论政府的运作和选举等议题,谈话焦点之一就是中国内地的通胀。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麦当劳在全国进行全面提价,原因就在于食品成本急剧上升。有意思的是,相邻的深圳和香港现在悄然地对换了双方的身份。以前,深圳成为香港人周末消费的场所,不管是下馆子还是剪头发,深圳的价格都比香港的便宜一半以上。而现在的情况是,许多在深圳养老的香港老人已经花掉毕生的积蓄,不得不向香港政府寻求廉价养老服务。而一些深圳人也养成了每周来港一次购物的习惯。香港的商品货源比内地稍微丰富一些,因此有些日用产品居然比深圳便宜许多。不仅是外因
对于这一轮通胀的源头,说法还比较多。一种观点是,通胀源自于欧美为了挽救本国经济所采取的各种货币政策。第二种观点是,在美元持续贬值之下,许多大宗商品价格保持高位,引起连锁反应,主要的各种商品也开始涨价。第三种观点认为外围的宏观经济环境是次要因素,而内因更为重要。中国内部也有大量的闲散资金没有出路,因此这些资金可能推高各种商品,比如红茶热和黄龙玉。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外因的重要性无法低估。不过,过度强调外因往往是推卸责任。在过去的五六年间,中国经济层面上最受关注的就是房地产市场问题。其实在房价非理性上涨的时候,一些学者在5年前已经要求政府充分关注房地产市场过度活跃的后遗症。房价上涨之后就会带动租金上涨;而店面租金上涨就会直接推动各种与民生关系密切的服务业价格全面上涨。比如菜农的蔬菜可能不贵,不过超市因为租金增加就要求提高蔬菜的价格。在房价快速上升的时候,租金上涨刚开始并不明显。许多人错误地认为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只要控制在买房者和卖房者两个主体之间,房价上涨不会对其他行业构成威胁。很遗憾的是,租金市场的价格随后也是大幅上扬。而再过数年,所有的居民都将发现与房地产业即使是毫无相关的产品也会处于涨价之中。
房地产市场过度活跃还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本来没有买房欲望的人加入买房的行列。这被称之为“买房抗通胀”。大多数人明明知道现在的房地产价格不可能持续在高位运行,不过还是为了短期的利益加入买房的队伍。“买房抗通胀”在短期内为一些人群提供了防通胀的措施,不过从长远来看,负面作用无法估量。一是大量闲置住宅将加速泡沫的破灭,一旦发生类似于香港1997年或2003年的经济倒退,后果会比当时的香港严重得多。
二是短期内制造了大量的新贵。不过,这些新贵并不是从实体经济中获利的,因此对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太有利。在香港的房屋市场上,常有阔绰的内地客让人刮目相看。比如一次性支付大笔款项购入同一住宅小区的多个单位。这些人士中许多就是专业的炒房人员。他们在内地炒作获利之后转战资金流通更加顺畅的香港市场。从实体经济移向房地产行业,从经济层面上来看是一种效率损失。从社会层面上分析,投机而不是勤奋劳动得到更大的肯定,是一种退化。而房地产业过热就会直接作用于通胀问题。
不同学术流派的人对通胀的解释视角完全不同。不过,许多学者认为通胀实际上就是银行过度发行钞票所致。比如凯恩斯曾经说过,基于通货膨胀,政府就可以暗地里征收着国民财富。这种办法可以使大多数人变穷,而少数人因此变富。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中,凯恩斯对通胀是持宽容态度。中国的央行是否过度发放货币?官方的口径大多数情况下是否定的,在更多时候指责外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失当导致中国的热钱泛滥。不过,有些人仍然认为中国的货币发行是通胀的重要原因。比如,2000年,我国GDP是8.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后者比前者多了4.6万亿元;2009年我国的GDP为33.5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是60.6万亿元,因此后者比前者多出了27.1万亿元。一些官方机构出面否定上述比较的实际意义。通胀应对策略的难题
通胀的严重后果是现代人所熟知的。中国的话就是“通胀猛于虎”。不用说更早的年代,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多数通胀严重的年份,社会不安定的因素都会增加。比如1985年,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9.3%,1988年是18.8%,1989年是18%。最近的2008年是5.9%。虽然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近年来大多控制在5%以下,不过,其真实性备受各界质疑。2006年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1.5%的上涨,而百姓的看法是物价上涨远远不止5%。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4.8%,百姓们也不认账。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编制体现了政府应对通胀的策略。一是房地产价格被剔除出去。有些官员认为中国的做法符合国际惯例,其实并不然,中国这套计算方式是从原来计划体制延续而来。统计部门完全可以在公布一套剔除房地产价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同时,再公布一套有房地产价格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此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所调查的样品也相当重要。许多被列入抽样的商品并不是主流的商品,这样的指数往往很难全面反映通胀的程度。此外,被抽样的商品在指数中的权重也相当重要。而这些数据、计算的公式都没有很好地论证,也没有公之于众,因此各种批评也在所难免。
政府在通胀预警方面也处理得不够漂亮,即使是值得肯定的一些措施,比如要求发放价格临时补贴,也就是对各种低收入人群(比如城乡低保对象等)发放临时性的价格补贴,如果每次调整都处于滞后状态,就会削弱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实际作用。因此,预先調整最低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标准能够较好地解决贫困人群应对通胀的问题。
通胀管理的政府角色
政府文件中提到的许多措施仍然是带有计划经济色彩。比如要求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具体的措施是要求城市政府扩大速生蔬菜生产规模,增加越冬蔬菜供应。此外文件要求煤电油气运之间要建立协调机制,确保冬春季能源供应。煤炭主产区政府要组织好煤炭生产,尤其是安排好元旦、春节“两节”期间的生产,不得干预煤炭外运。煤电双方要做好明年电煤供需合同,其中煤炭行业需要加强自律,保持价格稳定。石油企业要增加柴油产量,满足市场的需求。而电力行业不能随意拉闸限电。
从实际的生活来看,公共政策重在可执行。比如政府很少自己直接经营城市蔬菜生产,增加越冬蔬菜供应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逐利的菜农们也许认为产量越少越好,这样一来菜价贵,人工成本也低,利润更加丰厚。同样的道理,石油企业在油荒的时候往往考虑如何限量生产。油价大幅上升后,单位利润就成倍地上升。这一套商业规则已经在中国运行近20年了。市场主体的力量早已不受计划手段所约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用老办法自然效果不彰。
除了上述两项直接与通胀管理有关的工作外,房地产业的问题仍然值得讨论。从这五六年的经验来看,房地产业过度活跃是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严重的问题。之所以过往稳定房价的政策大多归于无效,就在于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卖地冲动。不过,土地财政问题一时也难以解决。地方政府持续有缺钱的担忧,土地出让金就成为地方积累自信的重要渠道。因此要减少地产价格对通胀的影响,需要有更实质的动作。
在面对物价迅速上涨的时期,政府也需要出台一些能够切实解决基层民众生活的措施。比如政府要给低收入阶层进行较丰厚的补偿。对一些收入不高的工薪阶层要根据其生活负担进行各种减税和退税。对于城市居民,政府应该大力推进公共房屋建设。在通胀较高的时期,要对公共房屋进行免租。将财政盈余分一部分给民众也不失是一种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