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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延安的科学光辉引领了陕甘宁边区的技术创新、经济发展，也照亮了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道路。
说到技术创新，除了前文提到的李强，我们再介绍一位，当年延安的工程技术人员沈鸿（1906.5.19-1998.5.20）。他是中国机械工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是拥党爱党的典范，被称为“陕甘宁边区工业之父”，被誉为“多方面的、终生的工程师”。
幼年沈鸿就聪颖过人，但因家境困顿，只读了4年小学就离开家乡，只身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开始了学徒生涯。几年后，沈鸿怀着成为中国爱迪生的梦想，创办了一家五金厂，亲手设计制造了“利用”牌4芯弹子锁，一上市就打败了美国洋锁，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聪明的沈鸿不仅能够制造锁，还能修理汽车、摆弄汽车零件，他还想开办一家汽车厂。但抗日战争的爆发让他的梦想破灭了。1938年，沈鸿带上自己的7个徒弟，10台车床、钻床、铣床、刨床等母机，电动机、发电机等9部设备，千分尺等47种194件工具，131支钻头和一些其他工具，历经千辛万苦，从上海经西安抵达延安。
当毛泽东听说有位上海老板带着人员和设备投奔延安，填补了当时一穷二白的延安机械军工后，就单独约见了沈鸿，对他大加赞赏。国民党将领张治中访问延安时，毛泽东专门陪同他观看了沈鸿发明的马背工厂。
以这些设备为起步，沈鸿等人在1935年由刘志丹等人创立的陕北红军兵工厂的基础上，开始制造一些适合边区条件的、易于搬遷的新型“母机”，并用这些“母机”制造出了各种机器，如印刷厂使用的油墨机、造纸厂使用的造纸机、制药厂使用的压片机、煤油厂使用的炼油设备等，还设计生产了延安第一台造币机。现代工业文明的星星火种，在宝塔山下渐成燎原之势。
沈鸿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机械厂（兵工厂）总工程师，他每天最少工作12个小时，把满腔的热情都投入到了工作之中。在其后8年时间里，沈鸿与工人们共同设计制造了生产军火的各种成套设备，共计134种型号、数百台（套），还为石油、印刷、玻璃、肥皂等13家工厂提供了许多成套设备和重要部件。
毛泽东曾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对沈鸿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有工业家沈鸿先生自愿以其私有的10部机器迁来边区，为八路军服务，沈先生亦来边区工作。从这时起，又有许多科学技术人员先后来边区工作，使得边区聚集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作为建立工业的指导力量。”
1942年，沈鸿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军工局特等劳模。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了“无限忠诚”奖状，并称他为边区“工业之父”。
1944年，沈鸿设计了生产效率较高的翻砂、机加工一条龙生产75、82迫击炮弹的专用设备，并逐步建成迫击炮弹厂。此外，沈鸿与钱志道合作，研制出一整套火药生产线设备，由延安陶瓷厂研制供应各种耐酸陶瓷，从而建立了火炸药化工厂。
新中国成立后，沈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的总设计师。他还组织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机械工程手册》和《电机工程手册》等大型工具书，为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晚年的沈鸿依旧耕读不辍，直至1998年逝世。他将自己一生全部积蓄20万元捐赠给国家，希望用于表彰奖励优秀机械技工、教师和机械技工教育优秀成果。对于唯一的儿子，他说：“我不把钱留给你，你要自强、自立、自食其力。”
除了发展工业和技术，延安的科技工作者还致力于推动农业和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军民，对边区的气候环境、植被地貌等自然条件，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等作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发展农业、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科学种植粮、棉、油等多种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开发了延长油田，开发了南泥湾。
说到南泥湾的开发，还有一段科学开发的故事。
1939年冬，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的乐天宇（1901.1.20-1984.7.15）到延安后被分配到边区建设厅工作，成为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兼职研究人员。他向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院长李富春递交了考察森林的报告。李富春批准了乐天宇的申请报告，并指示边区财政厅对考察工作予以全力支持。
1940年6月14日-7月30日，乐天宇带领自然科学院的教员郝笑天、曹达，光华农场技术员江心，农校教员林山，农校学生王清华，组成“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由延安出发，经南三十里铺、华池口，由葫芦河到大麦河，由黑水寺到甘泉城，经杨家板、庙合，最后返回延安。整个过程历时47天，行程几百公里，考察了陕甘宁边区的森林自然状况和植被分布情况，带回了2000多种植物标本，为摸清边区的自然状况提供了珍贵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事后，考察团将考察结果形成报告，上报给李富春。乐天宇在报告中详细阐述了边区森林资源和可垦荒地的情况，提出了“开垦‘烂泥洼’以增产粮食”的建议。李富春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并上报给中央领导传阅。毛泽东接见了乐天宇，朱德亲自考察，并将“烂泥洼”更名为“南泥湾”。正是凭着上下齐心、艰苦奋斗的一股劲，南泥湾这块“实验田”，终于在以王震率领的359旅为代表的屯垦官兵手中，焕发出勃勃生机。短短3年时间，南泥湾由昔日“烂泥洼”变成了“米粮川”“好江南”，359旅也因此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被誉为“发展经济的先锋”。
新中国成立后，乐天宇任北京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校务委员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1951年，他负责筹建并担任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馆（遗传研究所）馆长，并于1954年被评为中国林科院一级研究员。此外，乐天宇还担任过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林学会第三届副理事长等职务。
1980年，乐天宇回乡自费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九嶷山学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事业发挥余热，为祖国农林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说到技术创新，除了前文提到的李强，我们再介绍一位，当年延安的工程技术人员沈鸿（1906.5.19-1998.5.20）。他是中国机械工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是拥党爱党的典范，被称为“陕甘宁边区工业之父”，被誉为“多方面的、终生的工程师”。
幼年沈鸿就聪颖过人，但因家境困顿，只读了4年小学就离开家乡，只身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开始了学徒生涯。几年后，沈鸿怀着成为中国爱迪生的梦想，创办了一家五金厂，亲手设计制造了“利用”牌4芯弹子锁，一上市就打败了美国洋锁，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聪明的沈鸿不仅能够制造锁，还能修理汽车、摆弄汽车零件，他还想开办一家汽车厂。但抗日战争的爆发让他的梦想破灭了。1938年，沈鸿带上自己的7个徒弟，10台车床、钻床、铣床、刨床等母机，电动机、发电机等9部设备，千分尺等47种194件工具，131支钻头和一些其他工具，历经千辛万苦，从上海经西安抵达延安。
当毛泽东听说有位上海老板带着人员和设备投奔延安，填补了当时一穷二白的延安机械军工后，就单独约见了沈鸿，对他大加赞赏。国民党将领张治中访问延安时，毛泽东专门陪同他观看了沈鸿发明的马背工厂。
以这些设备为起步，沈鸿等人在1935年由刘志丹等人创立的陕北红军兵工厂的基础上，开始制造一些适合边区条件的、易于搬遷的新型“母机”，并用这些“母机”制造出了各种机器，如印刷厂使用的油墨机、造纸厂使用的造纸机、制药厂使用的压片机、煤油厂使用的炼油设备等，还设计生产了延安第一台造币机。现代工业文明的星星火种，在宝塔山下渐成燎原之势。
沈鸿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机械厂（兵工厂）总工程师，他每天最少工作12个小时，把满腔的热情都投入到了工作之中。在其后8年时间里，沈鸿与工人们共同设计制造了生产军火的各种成套设备，共计134种型号、数百台（套），还为石油、印刷、玻璃、肥皂等13家工厂提供了许多成套设备和重要部件。
毛泽东曾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对沈鸿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有工业家沈鸿先生自愿以其私有的10部机器迁来边区，为八路军服务，沈先生亦来边区工作。从这时起，又有许多科学技术人员先后来边区工作，使得边区聚集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作为建立工业的指导力量。”
1942年，沈鸿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军工局特等劳模。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了“无限忠诚”奖状，并称他为边区“工业之父”。
1944年，沈鸿设计了生产效率较高的翻砂、机加工一条龙生产75、82迫击炮弹的专用设备，并逐步建成迫击炮弹厂。此外，沈鸿与钱志道合作，研制出一整套火药生产线设备，由延安陶瓷厂研制供应各种耐酸陶瓷，从而建立了火炸药化工厂。
新中国成立后，沈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的总设计师。他还组织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机械工程手册》和《电机工程手册》等大型工具书，为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晚年的沈鸿依旧耕读不辍，直至1998年逝世。他将自己一生全部积蓄20万元捐赠给国家，希望用于表彰奖励优秀机械技工、教师和机械技工教育优秀成果。对于唯一的儿子，他说：“我不把钱留给你，你要自强、自立、自食其力。”
除了发展工业和技术，延安的科技工作者还致力于推动农业和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军民，对边区的气候环境、植被地貌等自然条件，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等作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发展农业、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科学种植粮、棉、油等多种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开发了延长油田，开发了南泥湾。
说到南泥湾的开发，还有一段科学开发的故事。
1939年冬，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的乐天宇（1901.1.20-1984.7.15）到延安后被分配到边区建设厅工作，成为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兼职研究人员。他向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院长李富春递交了考察森林的报告。李富春批准了乐天宇的申请报告，并指示边区财政厅对考察工作予以全力支持。
1940年6月14日-7月30日，乐天宇带领自然科学院的教员郝笑天、曹达，光华农场技术员江心，农校教员林山，农校学生王清华，组成“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由延安出发，经南三十里铺、华池口，由葫芦河到大麦河，由黑水寺到甘泉城，经杨家板、庙合，最后返回延安。整个过程历时47天，行程几百公里，考察了陕甘宁边区的森林自然状况和植被分布情况，带回了2000多种植物标本，为摸清边区的自然状况提供了珍贵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事后，考察团将考察结果形成报告，上报给李富春。乐天宇在报告中详细阐述了边区森林资源和可垦荒地的情况，提出了“开垦‘烂泥洼’以增产粮食”的建议。李富春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并上报给中央领导传阅。毛泽东接见了乐天宇，朱德亲自考察，并将“烂泥洼”更名为“南泥湾”。正是凭着上下齐心、艰苦奋斗的一股劲，南泥湾这块“实验田”，终于在以王震率领的359旅为代表的屯垦官兵手中，焕发出勃勃生机。短短3年时间，南泥湾由昔日“烂泥洼”变成了“米粮川”“好江南”，359旅也因此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被誉为“发展经济的先锋”。
新中国成立后，乐天宇任北京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校务委员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1951年，他负责筹建并担任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馆（遗传研究所）馆长，并于1954年被评为中国林科院一级研究员。此外，乐天宇还担任过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林学会第三届副理事长等职务。
1980年，乐天宇回乡自费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九嶷山学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事业发挥余热，为祖国农林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