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和汉代人们对外貌的追求，还只停留在道德与自我修养层面，在口头上，大家总是号称自己重视的是“内美”，并不歧视那些天生丑陋的人。但到了魏晋以后，人们渐渐将容貌气质与品德才性联系在了一起。阮逸序曹魏《人物志》，提到鉴别人物的方法时说：“人性为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发于内，情导于外，而形色随之。”人的“性”决定了“情”，而“情”则影响了“形色”，因此善于观察的人，可以从形色判断一个人的素质，所谓“清雅之美，著乎形质，察之寡失”。
　　在这样的理论下，士大夫在选拔、鉴定人才时，逐渐也将容貌放在了常规的判断标准中。比如历经宋、齐两朝的重臣褚渊，就因为“美仪貌，善容止”得到宋明帝的青睐，宋明帝曾经感叹说“褚彦回能迟行缓步，便得宰相矣”。褚渊本人也特别喜欢通过外貌判断人的能力，当他第一次见到后来的齐高帝萧道成时，就觉得“此人才貌非常，将来不可测也”，褚渊因此抛弃了刘宋王朝，一心帮助萧道成夺权，最终促成了南齐的建立。
　　到了唐朝，以貌取人之风有增无减，甚至成为官员的重要选拔标准，被写入了铨选制度之中。《新唐书·选举志》载，唐代选举实行四条“择人之法”，分别是身、言、
　　书、判，其中，“身”指“体貌丰伟”，“言”指“言辞辩正”，而“书”和“判”主要指书法和公文写作的能力。在吏部选官时，先通过笔试考察官员“书”和“判”的能力，然后通过面试观察官员的“身”和“言”，最终决定其担任的职务。前去参加铨选的官员，就算在“书”和“判”两个方面都无可挑剔，只要容貌上有严重缺陷，就很可能被黜落。就连相对公平的科举考试也是如此。晚唐时有位著名诗人叫作方干，他的才学都冠绝时人，唯一的缺陷就是“缺唇”，结果这个容貌上的问题导致他连续十多次科举失败，主考们看到他的时候，都以“不可与缺唇人科名”为由将之黜落，最后方干只好去做隐士。
　　就算当上了大官，有了相貌丑陋的缺陷，也会时时受到侮辱。比如唐初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他才学出众，功劳卓著，但是身材比较矮小。后来唐太宗将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画在凌烟阁上，欧阳询就在其中，结果同僚长孙无忌写诗嘲笑他说“耸膊成山字，埋肩畏出头。谁言麟阁上，画此一猕猴”，把他形容成一只缩头缩脑的猴子。后来有好事者听了这个故事，特意写了一篇叫《补江总白猿传》的小说，把欧阳询描写成猿猴的私生子，实在非常过分。
　　又比如唐代中期著名的權相卢杞，长相也十分丑陋，《旧唐书》说他“貌甚丑，面蓝色，人皆鬼视之”。本来如此丑陋的卢杞是没有资格做朝官的，但因为他的父亲在安史之乱时当了烈士，皇帝特别恩许他入朝，后来还让他做到了宰相。卢杞当了宰相之后，经常在早晨入宫与皇帝议事。按照宫中的规定，参与议事的大臣，到了中午要在宫中一起吃饭，称为“会食”。当时与卢杞一起担任宰相的杨炎，嫌弃卢杞的容貌影响自己的食欲，每次看到卢杞来宫中，就推托生病，不参加会食。还有一次，卢杞去拜访功臣郭子仪，郭子仪接待他的时候特意屏退自己的家眷，只身与卢杞会饮，后来家人问其原因，郭子仪的回答是：“因为卢杞太丑了，怕你们见了他会忍不住发笑。”
　　从皇帝个人的感受来说，不让面貌丑恶的人做官，大概是害怕万一这个人做到了朝官，天天与自己见面，影响自己处理朝政的心情。相反，如果上朝之后与自己议政的都是容仪丰伟的美丈夫，皇帝的心情也会愉悦许多。
　　比如玄宗朝名相张九龄，史称其“风仪秀整”，是典型的美男子。《唐语林》引述唐玄宗的话，说“朕每见张九龄，精神顿生”，处理政务也有了力气。因此，美貌的男子，更加容易得到别人的照顾，在官场上获取更多机会。比如武后、中宗时的名臣张知謇，年轻时文采斐然，作风清正，而且在长相上“仪质瑰伟，眉目疏朗”，结果“公卿争进之”，得到了许多权势之人的推荐，很容易就做上了刺史。后来张知謇入朝面见武后，武后“奇其貌”，称赞他才貌双绝，命令画工将他的面容画下来，收藏在宫中，之后还多次对其进行“宠赐”，将他加官至兵部侍郎。
　　张知謇虽然凭借美貌得到了不少好处，但毕竟为人清正有才学，得处高位也并不算忝窃。但另外一些人，则看准了武后喜爱男色的特点，希望凭借色相获得权位。
　　比如《旧唐书·张易之传》中的著名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本来就“白皙美姿容”，在宫中之时又“皆傅粉施朱，衣锦绣服”，为了维持武后的宠爱，持续涂脂抹粉，终于得到武后的信任，“政事多委易之兄弟”。其他人看到张氏兄弟受宠，便也纷纷效法，有的人向武后推荐自己“洁白美须眉”的儿子，有的人则说自己的朋友足够“壮伟”，堪为侍奉，也揪起了一股男士争相美容学做美少年的风潮。
　　（摘自《像唐人一样生活》）

三里路的欢喜

　　◇ 星云大师
　　《百喻经》里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村庄，百姓所需的饮水，必须走上五里路，到村外一条河里担。走五里路，村民们个个怨声载道：“苦啊！”怨言传到皇宫，国王于是下令：这条路不可以叫“五里路”，把它改名为“三里路”吧！改名后，这个村庄的百姓再去挑水时，个个欢喜之至，连连称赞国王的德政。
　　心里不欢喜“五里路”，便怨声四起，改作“三里路”后，以为距离缩短了，便不由得欢欣快乐。可是，世间哪有绝对的欢喜，或绝对的不欢喜，不过是人心里的分别罢了。其实只要觉得为了生存生活而奋斗努力，不作五里、三里想，那么就是十里路、百里路也不足以让身心疲累了。
　　（摘自《时代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