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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中国的学者持一种非常不信任的态度，我相信一定有很了不起的人，但他们都在公众的视野之外，或者说传媒的焦点之外
如果用张立宪自己的语言写一篇《我的一天》，可能是这样的：
“白天去了邮局，提着二十多本书，坐的公交。给南京、武汉、上海、广州等地20多人寄去最新一辑《读库》。下午跟某兄弟聊天，他说《读库》把我的贱劲儿充分挑逗出来了，乐呵呵地做一件挺不容易的事。傍晚跟某某催稿，他还是拖拉机，逼得我连发6条短信：‘再不交稿，就拿弹弓子崩你们家窗玻璃’，再加叹号6个。深夜摸回家，先收邮件，又有6条读者反馈，有老读者，有第一次写来的，我幸福地哼哼了一下。编完一篇长稿，选定一帧藏书票，在心里拍拍自己肩膀：‘小张，干得不错。’哦天哪天哪，这一天多么美好!洗洗睡了。”
张立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91届毕业生，居北京，新闻业、出版业谋生，人称老六。早年西祠胡同“饭局通知”版主，网络雄文《关于毛片的记忆碎片》的作者，这两年的前缀是：办《读库》的老六。
2005年9月5日晚上，张立宪坐在从石家庄到北京的大巴上。因为起雾，车行缓慢，四周清静。他开始思考一串经常杵在人生岔路口的问题：该不该去那个有望上市的新单位上班？为什么总在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挑选？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备受折磨。
他已经在这个日渐萧条的图书出版业做了7年，他的优势在哪里他很清楚。他想做一本mook（杂志型图书），一本好看的、留得下来的书。
2005年10月28日，500本《读库0600》从河北印厂运到北京张立宪的家门口。他吭哧吭哧搬进屋，换好衣服，洗干净手，打开，满足得直哼哼。一切瓜熟蒂落。
这本试刊在朋友和发行商那里得到的反馈，使得张立宪有可能、并且有信心将他的蓝图渐次展开。一年6辑，每本320页左右、售价30元，办到今天，已整两年。他说，订户流失一部分，增加一部分，增加的比流失的多。
一个热爱文学、电影、京戏、聚众吃饭的中年男人，号称京城“交际花”，很有一些人脉和资源。他本可以用许多种方式运作它们，但他选择了最笨拙的一种。他说，这是年龄增长带来的美学观念的变化：看到孤独的人玩味自己的孤独，沉默的人张扬自己的沉默，多情的人抒发自己的多情，智慧的人炫耀自己的智慧，心里便会有一种抗拒感。他觉得活力和魅力来自反差，来自与之相反的那些特质。比如，聪明人应该笨一些，或者说，一个人能笨下来，自然就聪明了。
他已经不太喜欢看聪明人做的聪明文章；他已经习惯了不再坐出租车而是乘公交车去邮局，给长长名单上未曾谋面的遥远的读者，一本一本寄出他心目中的书——而读者似乎也懂得善待他，譬如一个叫陈永锁的就一直收着“六哥亲手写的包装袋”。
2005年末，一直在跟民间词语较劲的黄集伟整理出的年度鬼马短语是：“我到百度上去google一下。”而张立宪誓将百度、google上一搜几千几万条的人摒除在《读库》之外，他需要那些高投入高成本的采访，那些禁得起时间淘洗、有文献意义的文字。
两年下来，他打捞了些什么？
张立宪：这事对他们没什么坏的影响，风险不算太大。现在媒体号称（投资）1个亿才能做一张报纸，1000万才能做一本杂志，我觉得水分太大。做书的资金门槛没这么高，一本书主要还是智慧含量和情感含量。假如章子怡、蔡依林、李湘、张火丁4个人走到一起，绝对是前3个人向张火丁躬身致敬，尽管后者在名利场上跟她们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但京剧就是这么高级。在我心目中，图书尽管没什么钱，但就是最高级的纸媒介，因为情感含量高。
拒绝一搜索就有上百万条的名人
人物周刊：你说过《读库》要把报刊上常见的那50个或100个名人剔除在外，要百度上搜不着的人？
张立宪：我觉得那些名人都被掏空了。有天跟朋友聊天，说到现在媒体的势利眼行为：他们要关注的人，一定是在Google、百度上一搜就有上百万条的人，条数的多寡决定他们给这人版面的大小。我就突然有了个念头：《读库》更应该着眼于Google、百度上搜不出来的人，应该成为资讯的源头而不是下一级传递者。
编《读库》第一辑时，我就采取了比较极端的做法：不要序，不要跋，不要那种小膏药式的作者介绍。我相信打动读者的不是他们的名字，而是他们的文字。有些名字对《读库》来说不会有用，甚至会有害，我能够做的就是尽量不要让那些人出现。专栏化的文字，那种一扭屁股就是一篇的扯淡千字文，应该被鄙视。
人物周刊：有关你的文字品味，你的朋友陈晓卿是这么评价的，“丫喜欢大智慧，但一定要求在最平淡的语言中。”
张立宪：中国的公众人物写的文章都不好看，布满溢美之词和自我筛选。我希望保持第三者的眼光，中性的、零度情感，把一个人比较真实地展现出来。去年我跟一个作者说，我们经常写“这个可尊敬的老人永远地闭上了他的眼睛”，“可尊敬的”这4个字为什么要出现呢？如果你的文章交代够清楚的话，读者自然会知道这个老人是可尊敬的；也可能读者觉得这个老人不值得尊敬，你为什么要把他限制成“可尊敬的”呢？
斯蒂芬·金说得好：“通往地狱的路是由副词铺成的。”尽量少用那些个定语、形容词。“他忧伤地对她说”，这“忧伤地”就是作者无能的表现，因为你不能用这个人的动作、语言来表现“忧伤”。
做编辑这么些年，看多了那些圆熟的、一副聪明相的作品，就觉出那些写得滞拙、磕绊的文字的好来。这一两年，我觉得真正好看的文字，恰恰是那些非专业文字工作者写出来的。
现在《读库》的作者是稀少，这和整个国民的习惯和素质有关。我编辑《森林之歌》解说词的时候有很多感触，中国这么多人，可认认真真做事情的很少，大家都不习惯充满热爱地投入某个事情，就是说我对这事感兴趣、做着高兴，哪怕花一辈子去研究也愿意，这样的人真的很少。为什么属于中国的科研成果、发现发明少得可怜？怀尔斯研究费马大定理用了将近10年，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在做，这对一个中国教授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我就是想尽量把持住，尽量跟传媒呈现出不一样的水平线。有了异质的东西，才有理由说服读者掏钱买它。
寻找公众视野之外的牛人
人物周刊：哪些选题是你偏爱的？
张立宪：中国有太多的空白、太多世界级的选题了。比如王军的《城记》就是一个世界级的选题，这本书牛津大学出版社马上要出英文版了。那天他跟我说，为他写序、写书评的，都是他当年梦寐以求的那些牛人。他为什么能得到这种殊荣呢？是因为他选择了这个世界级的选题。中国这样的选题很多，但是有人愿意用十几年来做这样一个事情吗？太少了。中国有多少历史残片都在似是而非中，去把真相挖掘出来，留些标本吧，没人干。
《读库》有一个美国作者Peter Hessler，中文名字叫何伟，他写过一本《水城》，是他在三峡住了好几年才写出来的。《读库》收了他两篇长文：2002年写的《胡同儿因缘》，讲北京胡同里老百姓的生活；新写的这篇叫《遍走长城》，讲一个美国人怎么研究长城，用了多少年工夫，只要挣够养活自己的钱，马上就辞职来中国，徒步走长城走了300多回。他们就有因为热爱，甘愿献身的那种天真烂漫的劲儿。可我们太多的人注重的就是投资回报率、投入产出比，算得非常清楚。每个人都是效率专家，就没意思了。
不管怎么说，一定要尽快去打捞，因为属于我们自己的记忆很快都会被淡忘、被湮没，难道不该为我们亲历的这个大变革时代保留一些细节和标本吗？
人物周刊：有没有研究过《读库》的读者是些什么人？
张立宪：读书的人。其实我很害怕某一类读书人，他们因为读过书而让自己变得尖酸刻薄、自以为是，对外部世界怨气冲天，觉得自己最有资格批评这个鄙视那个。这一类读书人并非少数，我就想，《读库》最好不要落入他们眼中，我也不会去招惹他们。《读库》是给另一类读书人看的，比较老实一点的。
读书人可以分出很多种：有读完书让自己变得更刚愎的，有读完书变得很宽厚的。如果一个人读书只是为了炫耀、自鸣得意、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事物就恨不得一棍子打死，那还不如不读书。
在这个年代，太多的人抢着说话，发出很大的声音，引起很多的注意，可声音大有什么呢？他们表现出来的人品并不比一个普通老百姓更高。我想远离他们。
肚子里真正有料的人其实声音并不大，或者他不屑去发出那么大的声音。我一直对中国的学者持一种非常不信任的态度，我相信一定有很了不起的人，但他们都在公众的视野之外，或者说传媒的焦点之外。《读库》要做的，就是去找这些人，留住他们的身影和表情。
（感谢董晓丹对本文的贡献）
如果用张立宪自己的语言写一篇《我的一天》，可能是这样的：
“白天去了邮局，提着二十多本书，坐的公交。给南京、武汉、上海、广州等地20多人寄去最新一辑《读库》。下午跟某兄弟聊天，他说《读库》把我的贱劲儿充分挑逗出来了，乐呵呵地做一件挺不容易的事。傍晚跟某某催稿，他还是拖拉机，逼得我连发6条短信：‘再不交稿，就拿弹弓子崩你们家窗玻璃’，再加叹号6个。深夜摸回家，先收邮件，又有6条读者反馈，有老读者，有第一次写来的，我幸福地哼哼了一下。编完一篇长稿，选定一帧藏书票，在心里拍拍自己肩膀：‘小张，干得不错。’哦天哪天哪，这一天多么美好!洗洗睡了。”
张立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91届毕业生，居北京，新闻业、出版业谋生，人称老六。早年西祠胡同“饭局通知”版主，网络雄文《关于毛片的记忆碎片》的作者，这两年的前缀是：办《读库》的老六。
2005年9月5日晚上，张立宪坐在从石家庄到北京的大巴上。因为起雾，车行缓慢，四周清静。他开始思考一串经常杵在人生岔路口的问题：该不该去那个有望上市的新单位上班？为什么总在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挑选？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备受折磨。
他已经在这个日渐萧条的图书出版业做了7年，他的优势在哪里他很清楚。他想做一本mook（杂志型图书），一本好看的、留得下来的书。
2005年10月28日，500本《读库0600》从河北印厂运到北京张立宪的家门口。他吭哧吭哧搬进屋，换好衣服，洗干净手，打开，满足得直哼哼。一切瓜熟蒂落。
这本试刊在朋友和发行商那里得到的反馈，使得张立宪有可能、并且有信心将他的蓝图渐次展开。一年6辑，每本320页左右、售价30元，办到今天，已整两年。他说，订户流失一部分，增加一部分，增加的比流失的多。
一个热爱文学、电影、京戏、聚众吃饭的中年男人，号称京城“交际花”，很有一些人脉和资源。他本可以用许多种方式运作它们，但他选择了最笨拙的一种。他说，这是年龄增长带来的美学观念的变化：看到孤独的人玩味自己的孤独，沉默的人张扬自己的沉默，多情的人抒发自己的多情，智慧的人炫耀自己的智慧，心里便会有一种抗拒感。他觉得活力和魅力来自反差，来自与之相反的那些特质。比如，聪明人应该笨一些，或者说，一个人能笨下来，自然就聪明了。
他已经不太喜欢看聪明人做的聪明文章；他已经习惯了不再坐出租车而是乘公交车去邮局，给长长名单上未曾谋面的遥远的读者，一本一本寄出他心目中的书——而读者似乎也懂得善待他，譬如一个叫陈永锁的就一直收着“六哥亲手写的包装袋”。
2005年末，一直在跟民间词语较劲的黄集伟整理出的年度鬼马短语是：“我到百度上去google一下。”而张立宪誓将百度、google上一搜几千几万条的人摒除在《读库》之外，他需要那些高投入高成本的采访，那些禁得起时间淘洗、有文献意义的文字。
两年下来，他打捞了些什么？
张立宪：这事对他们没什么坏的影响，风险不算太大。现在媒体号称（投资）1个亿才能做一张报纸，1000万才能做一本杂志，我觉得水分太大。做书的资金门槛没这么高，一本书主要还是智慧含量和情感含量。假如章子怡、蔡依林、李湘、张火丁4个人走到一起，绝对是前3个人向张火丁躬身致敬，尽管后者在名利场上跟她们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但京剧就是这么高级。在我心目中，图书尽管没什么钱，但就是最高级的纸媒介，因为情感含量高。
拒绝一搜索就有上百万条的名人
人物周刊：你说过《读库》要把报刊上常见的那50个或100个名人剔除在外，要百度上搜不着的人？
张立宪：我觉得那些名人都被掏空了。有天跟朋友聊天，说到现在媒体的势利眼行为：他们要关注的人，一定是在Google、百度上一搜就有上百万条的人，条数的多寡决定他们给这人版面的大小。我就突然有了个念头：《读库》更应该着眼于Google、百度上搜不出来的人，应该成为资讯的源头而不是下一级传递者。
编《读库》第一辑时，我就采取了比较极端的做法：不要序，不要跋，不要那种小膏药式的作者介绍。我相信打动读者的不是他们的名字，而是他们的文字。有些名字对《读库》来说不会有用，甚至会有害，我能够做的就是尽量不要让那些人出现。专栏化的文字，那种一扭屁股就是一篇的扯淡千字文，应该被鄙视。
人物周刊：有关你的文字品味，你的朋友陈晓卿是这么评价的，“丫喜欢大智慧，但一定要求在最平淡的语言中。”
张立宪：中国的公众人物写的文章都不好看，布满溢美之词和自我筛选。我希望保持第三者的眼光，中性的、零度情感，把一个人比较真实地展现出来。去年我跟一个作者说，我们经常写“这个可尊敬的老人永远地闭上了他的眼睛”，“可尊敬的”这4个字为什么要出现呢？如果你的文章交代够清楚的话，读者自然会知道这个老人是可尊敬的；也可能读者觉得这个老人不值得尊敬，你为什么要把他限制成“可尊敬的”呢？
斯蒂芬·金说得好：“通往地狱的路是由副词铺成的。”尽量少用那些个定语、形容词。“他忧伤地对她说”，这“忧伤地”就是作者无能的表现，因为你不能用这个人的动作、语言来表现“忧伤”。
做编辑这么些年，看多了那些圆熟的、一副聪明相的作品，就觉出那些写得滞拙、磕绊的文字的好来。这一两年，我觉得真正好看的文字，恰恰是那些非专业文字工作者写出来的。
现在《读库》的作者是稀少，这和整个国民的习惯和素质有关。我编辑《森林之歌》解说词的时候有很多感触，中国这么多人，可认认真真做事情的很少，大家都不习惯充满热爱地投入某个事情，就是说我对这事感兴趣、做着高兴，哪怕花一辈子去研究也愿意，这样的人真的很少。为什么属于中国的科研成果、发现发明少得可怜？怀尔斯研究费马大定理用了将近10年，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在做，这对一个中国教授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我就是想尽量把持住，尽量跟传媒呈现出不一样的水平线。有了异质的东西，才有理由说服读者掏钱买它。
寻找公众视野之外的牛人
人物周刊：哪些选题是你偏爱的？
张立宪：中国有太多的空白、太多世界级的选题了。比如王军的《城记》就是一个世界级的选题，这本书牛津大学出版社马上要出英文版了。那天他跟我说，为他写序、写书评的，都是他当年梦寐以求的那些牛人。他为什么能得到这种殊荣呢？是因为他选择了这个世界级的选题。中国这样的选题很多，但是有人愿意用十几年来做这样一个事情吗？太少了。中国有多少历史残片都在似是而非中，去把真相挖掘出来，留些标本吧，没人干。
《读库》有一个美国作者Peter Hessler，中文名字叫何伟，他写过一本《水城》，是他在三峡住了好几年才写出来的。《读库》收了他两篇长文：2002年写的《胡同儿因缘》，讲北京胡同里老百姓的生活；新写的这篇叫《遍走长城》，讲一个美国人怎么研究长城，用了多少年工夫，只要挣够养活自己的钱，马上就辞职来中国，徒步走长城走了300多回。他们就有因为热爱，甘愿献身的那种天真烂漫的劲儿。可我们太多的人注重的就是投资回报率、投入产出比，算得非常清楚。每个人都是效率专家，就没意思了。
不管怎么说，一定要尽快去打捞，因为属于我们自己的记忆很快都会被淡忘、被湮没，难道不该为我们亲历的这个大变革时代保留一些细节和标本吗？
人物周刊：有没有研究过《读库》的读者是些什么人？
张立宪：读书的人。其实我很害怕某一类读书人，他们因为读过书而让自己变得尖酸刻薄、自以为是，对外部世界怨气冲天，觉得自己最有资格批评这个鄙视那个。这一类读书人并非少数，我就想，《读库》最好不要落入他们眼中，我也不会去招惹他们。《读库》是给另一类读书人看的，比较老实一点的。
读书人可以分出很多种：有读完书让自己变得更刚愎的，有读完书变得很宽厚的。如果一个人读书只是为了炫耀、自鸣得意、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事物就恨不得一棍子打死，那还不如不读书。
在这个年代，太多的人抢着说话，发出很大的声音，引起很多的注意，可声音大有什么呢？他们表现出来的人品并不比一个普通老百姓更高。我想远离他们。
肚子里真正有料的人其实声音并不大，或者他不屑去发出那么大的声音。我一直对中国的学者持一种非常不信任的态度，我相信一定有很了不起的人，但他们都在公众的视野之外，或者说传媒的焦点之外。《读库》要做的，就是去找这些人，留住他们的身影和表情。
（感谢董晓丹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