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宪 盯住那些google不到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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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对中国的学者持一种非常不信任的态度,我相信一定有很了不起的人,但他们都在公众的视野之外,或者说传媒的焦点之外
  
  如果用张立宪自己的语言写一篇《我的一天》,可能是这样的:
  “白天去了邮局,提着二十多本书,坐的公交。给南京、武汉、上海、广州等地20多人寄去最新一辑《读库》。下午跟某兄弟聊天,他说《读库》把我的贱劲儿充分挑逗出来了,乐呵呵地做一件挺不容易的事。傍晚跟某某催稿,他还是拖拉机,逼得我连发6条短信:‘再不交稿,就拿弹弓子崩你们家窗玻璃’,再加叹号6个。深夜摸回家,先收邮件,又有6条读者反馈,有老读者,有第一次写来的,我幸福地哼哼了一下。编完一篇长稿,选定一帧藏书票,在心里拍拍自己肩膀:‘小张,干得不错。’哦天哪天哪,这一天多么美好!洗洗睡了。”
  张立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91届毕业生,居北京,新闻业、出版业谋生,人称老六。早年西祠胡同“饭局通知”版主,网络雄文《关于毛片的记忆碎片》的作者,这两年的前缀是:办《读库》的老六。
  2005年9月5日晚上,张立宪坐在从石家庄到北京的大巴上。因为起雾,车行缓慢,四周清静。他开始思考一串经常杵在人生岔路口的问题:该不该去那个有望上市的新单位上班?为什么总在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挑选?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备受折磨。
  他已经在这个日渐萧条的图书出版业做了7年,他的优势在哪里他很清楚。他想做一本mook(杂志型图书),一本好看的、留得下来的书。
  2005年10月28日,500本《读库0600》从河北印厂运到北京张立宪的家门口。他吭哧吭哧搬进屋,换好衣服,洗干净手,打开,满足得直哼哼。一切瓜熟蒂落。
  这本试刊在朋友和发行商那里得到的反馈,使得张立宪有可能、并且有信心将他的蓝图渐次展开。一年6辑,每本320页左右、售价30元,办到今天,已整两年。他说,订户流失一部分,增加一部分,增加的比流失的多。
  一个热爱文学、电影、京戏、聚众吃饭的中年男人,号称京城“交际花”,很有一些人脉和资源。他本可以用许多种方式运作它们,但他选择了最笨拙的一种。他说,这是年龄增长带来的美学观念的变化:看到孤独的人玩味自己的孤独,沉默的人张扬自己的沉默,多情的人抒发自己的多情,智慧的人炫耀自己的智慧,心里便会有一种抗拒感。他觉得活力和魅力来自反差,来自与之相反的那些特质。比如,聪明人应该笨一些,或者说,一个人能笨下来,自然就聪明了。
  他已经不太喜欢看聪明人做的聪明文章;他已经习惯了不再坐出租车而是乘公交车去邮局,给长长名单上未曾谋面的遥远的读者,一本一本寄出他心目中的书——而读者似乎也懂得善待他,譬如一个叫陈永锁的就一直收着“六哥亲手写的包装袋”。
  2005年末,一直在跟民间词语较劲的黄集伟整理出的年度鬼马短语是:“我到百度上去google一下。”而张立宪誓将百度、google上一搜几千几万条的人摒除在《读库》之外,他需要那些高投入高成本的采访,那些禁得起时间淘洗、有文献意义的文字。
  两年下来,他打捞了些什么?
  
  张立宪:这事对他们没什么坏的影响,风险不算太大。现在媒体号称(投资)1个亿才能做一张报纸,1000万才能做一本杂志,我觉得水分太大。做书的资金门槛没这么高,一本书主要还是智慧含量和情感含量。假如章子怡、蔡依林、李湘、张火丁4个人走到一起,绝对是前3个人向张火丁躬身致敬,尽管后者在名利场上跟她们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但京剧就是这么高级。在我心目中,图书尽管没什么钱,但就是最高级的纸媒介,因为情感含量高。
  
  拒绝一搜索就有上百万条的名人
  
  人物周刊:你说过《读库》要把报刊上常见的那50个或100个名人剔除在外,要百度上搜不着的人?
  张立宪:我觉得那些名人都被掏空了。有天跟朋友聊天,说到现在媒体的势利眼行为:他们要关注的人,一定是在Google、百度上一搜就有上百万条的人,条数的多寡决定他们给这人版面的大小。我就突然有了个念头:《读库》更应该着眼于Google、百度上搜不出来的人,应该成为资讯的源头而不是下一级传递者。
  编《读库》第一辑时,我就采取了比较极端的做法:不要序,不要跋,不要那种小膏药式的作者介绍。我相信打动读者的不是他们的名字,而是他们的文字。有些名字对《读库》来说不会有用,甚至会有害,我能够做的就是尽量不要让那些人出现。专栏化的文字,那种一扭屁股就是一篇的扯淡千字文,应该被鄙视。
  人物周刊:有关你的文字品味,你的朋友陈晓卿是这么评价的,“丫喜欢大智慧,但一定要求在最平淡的语言中。”
  张立宪:中国的公众人物写的文章都不好看,布满溢美之词和自我筛选。我希望保持第三者的眼光,中性的、零度情感,把一个人比较真实地展现出来。去年我跟一个作者说,我们经常写“这个可尊敬的老人永远地闭上了他的眼睛”,“可尊敬的”这4个字为什么要出现呢?如果你的文章交代够清楚的话,读者自然会知道这个老人是可尊敬的;也可能读者觉得这个老人不值得尊敬,你为什么要把他限制成“可尊敬的”呢?
  斯蒂芬·金说得好:“通往地狱的路是由副词铺成的。”尽量少用那些个定语、形容词。“他忧伤地对她说”,这“忧伤地”就是作者无能的表现,因为你不能用这个人的动作、语言来表现“忧伤”。
  做编辑这么些年,看多了那些圆熟的、一副聪明相的作品,就觉出那些写得滞拙、磕绊的文字的好来。这一两年,我觉得真正好看的文字,恰恰是那些非专业文字工作者写出来的。
  现在《读库》的作者是稀少,这和整个国民的习惯和素质有关。我编辑《森林之歌》解说词的时候有很多感触,中国这么多人,可认认真真做事情的很少,大家都不习惯充满热爱地投入某个事情,就是说我对这事感兴趣、做着高兴,哪怕花一辈子去研究也愿意,这样的人真的很少。为什么属于中国的科研成果、发现发明少得可怜?怀尔斯研究费马大定理用了将近10年,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在做,这对一个中国教授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我就是想尽量把持住,尽量跟传媒呈现出不一样的水平线。有了异质的东西,才有理由说服读者掏钱买它。
  
  寻找公众视野之外的牛人
  
  人物周刊:哪些选题是你偏爱的?
  张立宪:中国有太多的空白、太多世界级的选题了。比如王军的《城记》就是一个世界级的选题,这本书牛津大学出版社马上要出英文版了。那天他跟我说,为他写序、写书评的,都是他当年梦寐以求的那些牛人。他为什么能得到这种殊荣呢?是因为他选择了这个世界级的选题。中国这样的选题很多,但是有人愿意用十几年来做这样一个事情吗?太少了。中国有多少历史残片都在似是而非中,去把真相挖掘出来,留些标本吧,没人干。
  《读库》有一个美国作者Peter Hessler,中文名字叫何伟,他写过一本《水城》,是他在三峡住了好几年才写出来的。《读库》收了他两篇长文:2002年写的《胡同儿因缘》,讲北京胡同里老百姓的生活;新写的这篇叫《遍走长城》,讲一个美国人怎么研究长城,用了多少年工夫,只要挣够养活自己的钱,马上就辞职来中国,徒步走长城走了300多回。他们就有因为热爱,甘愿献身的那种天真烂漫的劲儿。可我们太多的人注重的就是投资回报率、投入产出比,算得非常清楚。每个人都是效率专家,就没意思了。
  不管怎么说,一定要尽快去打捞,因为属于我们自己的记忆很快都会被淡忘、被湮没,难道不该为我们亲历的这个大变革时代保留一些细节和标本吗?
  人物周刊:有没有研究过《读库》的读者是些什么人?
  张立宪:读书的人。其实我很害怕某一类读书人,他们因为读过书而让自己变得尖酸刻薄、自以为是,对外部世界怨气冲天,觉得自己最有资格批评这个鄙视那个。这一类读书人并非少数,我就想,《读库》最好不要落入他们眼中,我也不会去招惹他们。《读库》是给另一类读书人看的,比较老实一点的。
  读书人可以分出很多种:有读完书让自己变得更刚愎的,有读完书变得很宽厚的。如果一个人读书只是为了炫耀、自鸣得意、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事物就恨不得一棍子打死,那还不如不读书。
  在这个年代,太多的人抢着说话,发出很大的声音,引起很多的注意,可声音大有什么呢?他们表现出来的人品并不比一个普通老百姓更高。我想远离他们。
  肚子里真正有料的人其实声音并不大,或者他不屑去发出那么大的声音。我一直对中国的学者持一种非常不信任的态度,我相信一定有很了不起的人,但他们都在公众的视野之外,或者说传媒的焦点之外。《读库》要做的,就是去找这些人,留住他们的身影和表情。
  (感谢董晓丹对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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