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旗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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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基本上可以肯定,我没法和Miriam成为好朋友,是因为她太积极向上了。
  Miriam,一个德国女生,身材高挑,举止优雅。长得嘛,这么说吧,大家说起她的时候,都不叫名字,直接说“我们系那个德国美女”。她比我低一级,03年夏天考我们系的“过关考试”,听说我前一年distinction,跑来找我探讨,就这么认识了。
  那个时候,我对美国的新鲜劲还没有完全过去,对于交朋友,还有一种“收藏癖”。各个国家的朋友,都想收藏一枚。看着对面浅笑盈盈的美女,又在脑子里走了一遍朋友地图,决定插上她这面美丽的德国小旗。
  那个周末正好请朋友吃饭,把她也叫上了。
  过了一段时间,她去听歌剧,又叫上了我。
  然后我又叫了她喝过一次咖啡。
  然后她又叫了我去她家开一个party。
  多好的开端啊。接下来,应该是一个德国女孩,和一个中国女孩,在纽约这个世界都市,谱写一曲世界人民心连心的新篇章。
  全不是这么回事。好不容易把中德友谊加温到30度,温度就再也上不去了。再多的柴也不管用了,就是眼泪给熏出来,也不管用了。
  她这个人太积极了!谈到我们系某个教授,我刚想说他坏话,她就说:Oh,he is great…谈到某个学术会议,我刚想说很乏味,她就说:It’s so interesting…说到写论文,我还没来得及说It’s killing me,她就说:It’s so much …
  而我觉得,检验友谊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两个人能否凑在一起说别人坏话。
  跟她在一起,我越来越惭愧。生活对于她,光明、灿烂、积极的她,好比一件量身定做的小旗袍,穿得到处服服帖帖;穿在我身上,却是要波没波,要屁股没屁股,真是,真是糟蹋了好布料。
  就算我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中国,这样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和德国,这样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出非常不同的性格,有其历史必然性。可还是,看她穿着有前有后的小旗袍,羞愧难当。
  昨天,在系里碰见她,刚从印尼调查回来,照例满面春风。我问,调查做得怎样?Great!去那样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家,会不会孤单?Not,not at all!这个学期忙吗?Oh,I have two conferences,and I am teaching a class…振奋的声音噼噼啪啪在我眼前开放。在她艳若桃花的声音里,我又看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虫子,怀着自己那点焦虑,就像揣着万贯家产,贴着墙角,灰溜溜地,往自己虚构的、安全的阴影里爬。
  
  小献仙迹
  周之江
  
  小献姓任,其人近仙。
  之所以这样说,当然是因为他有些不同于凡俗的行迹。比如,大学时代小献极能挨饿。这在中国古代的神仙家那里,原本也是一门学问,通常称为“辟谷”。
  小献是外县人,家境还算殷实,每两月寄一次生活费,数量可观。他的哲学大约总如“使我有一月食,不如尽一日欢”那种及时行乐派。于是,每每钱一到手,便呼朋唤友,胡吃海塞,不几天功夫便荷包告罄,往往弄到衣食无着的境地。不过,小献并不因此而显出窘态,其方法大抵有二,一日蹭,二日挨。
  蹭者,无非吃饭时摸到食堂,逢人便借饭票。小献的诀窍是绝不贪多,每人只借一毛两毛,一旦聚沙成塔,总数也颇为可观。债主们还在打大锅菜,小献反倒能吃上小炒,于是招致大家的不满。久之,蹭虽然还能蹭,水准却下降了许多。好在小献还有“挨”之一技,据说要诀在于不吃米饭吃馒头,盖后者胀胃且不易消化也。一两枚馒头下肚,迅速裸身上床,俯身而卧,其要旨是以腹部紧紧抵住床板,尽量减少胃的蠕动,据说能比常人多挨上几个时辰。
  小献最有名的段子便出于此:某日,小献狠睡至中午,偶梦家乡之名小吃猪脚粉一大碗。正当垂涎之时,却被同室惊醒,推被而起,喟然长叹曰:“早知吃上一口亦好。”
  同寝室的小查为此曾做诗嘲之,我现在犹能默诵后四句:“无奈诗内油频打,难止口中鸟乱飞;才捧家乡猪脚粉,雄鸡一唱梦魂归。”“鸟乱飞”者,典出《水浒》鲁智深语,“洒家嘴里淡出鸟来”。
  小献的另一桩经典故事也与“吃”脱不了干系。当年每至寒冬,学校总要号召同学报名参加相当变态的冬泳活动。平素小身板并不强健的小献也去报名,倒让同学颇刮目相看了一番。数日后,某老师上课时突然岔开话题,说是前几天冬泳活动,居然见到有学生领完巧克力便溜之大吉,始终没有下水,由是慨叹人心不古,并威胁,此人倘是自己的学生年终考试绝不让其及格云云。讲至此处,但见某老师目光如炬,四下环顾,再看小献,已勃然变色矣。
  期末,小献果不幸被某老师斩落马下。乍闻噩耗,小献悠悠直起身来,摇头不迭:“人在床上坐,祸从天上来。”
  学校中文系楼前有一座鲁迅半身塑像,手持如椽之笔,冷对千夫之指。某次小献同乡来校探他。两人同去食堂打饭回来,边走边吃,路过塑像旁。同乡不知是真天真还是假天真,竟冒然发问:“此何人也?”小献继续往嘴里塞饭菜,也不抬头,“我们前任校长”。
  
  “匹萨”的故事
  杨 挺
  
  那年我16岁,刚从几千里之外来到毛乌苏沙漠深处,满眼是“平沙漫漫黄人天”的瀚海苍凉。在队长的带领下,我安置好自己的行李之后,就走进了号称是大队伙房的那间破旧的草房子。
  “匹萨”是我在那儿遇到的第一个人。那家伙正在一口大锅前蹲着,手里端着一个巨大的黑陶饭碗,脑袋埋在里面,呼噜呼噜地吃着。见我进来他抬起头来,一张极其南方的脸庞,虽然已经被大漠的风吹得黑黑的,但是那种只有江南人才有的细腻是无法在经年之间被消磨掉的。
  “嘿,又来了一个拣牛屎的。还没有吃饭吧?我锅里还剩了半碗粥呢!”这家伙在碗里冒出一句南腔北调的话来。队长说“这是叶斯夫,上海知青。”队长的汉语我只能够听懂个大意,于是我说:“谢谢叶师傅了,您就自己慢慢吃吧!”扭头出去了。这个时候叶斯夫追了出来,说:“我不是什么大师傅,我姓叶,名斯夫。你不愿意吃这些剩饭,我给你做匹萨吃。”我停了下来,看看队长,队长瞪了叶斯夫一眼,说:“你这个家伙,就知道吃。今天新社员来了,放你一马。去领一斤黑面吧!”
  那天叶斯夫先是在面饼上堆了些干奶豆腐,又找了些大葱,抹了些辣酱,最后是把这些一股脑堆在烤得焦黄的面饼子上面。我没有想到这个瘦小的家伙竟然如此能吃,那块硕大的“匹萨”他又吃掉了大半个。
  在此之后,我们就成为了最为要好的朋友。“匹萨”这个饕餮之徒,是上海大户人家的子弟出身,他总是在我们饥肠辘辘的时候,放肆地讲述他曾经在上海著名的“红房子”吃法国大餐、意大利美食的经历。一到这个时候,我就一脚踢在他的屁股上,说:“现在你去吃屁去 吧!”
  爱吃的人总要在贪吃上吃些亏,叶斯夫也在所难免。我们在毛乌苏的第二年就是一个可怕的大旱之年,千里瀚海,一片焦黄。每天我们只能是以玉米碴子充饥。这对于叶斯夫来说真是生不如死。在这个春天,我得了很重的病,有一天叶斯夫对我说:“哥们,咱们得弄点好吃的,要不然首先死的就是你。”我已经只有出气的精神,连骂叶斯夫吃屁的劲都没有,只是摇着头看着这家伙出去了。
  到了天黑的时候,队长冲了进来,一把拽起我,大吼“是你让‘匹萨’去炸鱼的吗?”原来叶斯夫想给我弄点鱼汤喝,提了把夜壶装了炸药去“海子”里炸鱼时出了事。
  从此我就没有再见到叶斯夫。他直接被转院到了外地,后来听说手残疾了,病退回了上海,再后来又出国了。至于是哪个地方,我们都不知道。
  
  未来的角度
  木 木
  
  I thought surely I’d wake up tomorrow to find I had dreamed up everything.
  我曾确信,第二天醒来,我会发现一切都是我虚构的。
  4点多的时候,天上下起大雨,6点多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然后醒了,听到外面树上一只鸟儿叫得很温柔。是不是要下一场很大的雨,它才会叫得温柔?
  我热爱打赌。唯一的问题在于每次这人问我你要赌什么的时候,我都找不到答案。有一天我终于找到答案。我说打赌要具备刺激性,对方押下的,一定是些他十分不想给,而你十分想要的。
  我的问题在于,我找不到什么我想要而你不肯给的。
  所以女人,不管她多么热爱打赌,多么富有逻辑性及数理性,沃克老师会对她说:太迟了!你在唯一有机会提问的时候却不知道该问些什么。
  瓦西里·格罗斯曼老师,在斯大林格勒被摧毁之后来到这片焦土,目睹了无数的尸体。他觉得自己对真相的认识被改造了。“只有这里的人才知道什么是1公里。1公里就是1千米,1公里就是10万厘米。”
  高尔基大师说,社会主义式的现实主义就是“站在未来的角度注视现在”。那么,站在未来的角度,1厘米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的?Keith Gessen老师问道。
  我有时候企图站在未来的角度注视我的现在(那么再没有什么是难以接受的吧)。我以为我知道什么是1公里(不是10万厘米吗)。然而你的人生裂开一条缝的时候,没有哪一个角度,是可以让你站着的。
  公元前44年3月14日夜晚,凯撒家的一个聚会中,凯撒提议讨论“要怎么死才痛快”的题目。最后凯老师的意见是“突然的死才过瘾”。3月15日凯撒遇刺。对此,威尔·杜兰老师写道:历史上的完人终于如愿以偿地与世长辞了。
  你总是把事情想成会坏的,一旦这事情并不坏时,为了证明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事情总是会坏的居多观是正确的,你会设法把这事情弄坏。
  所以凯撒老师与世长辞后,如愿以偿这种东西就不再是神奇的历史偶然事件了,它是你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设法搞坏,这样的一种素质。
  普鲁斯特说,我总是在离不开你的时候闹着要跟你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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