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暮春，我从《文汇月刊》上看到赤壁籍军队诗人叶文福的诗《快生啊，大海》。诗以产妇临产为喻，焦灼地呼唤一个全新时代的诞生，一如他的惯常风格，我很喜欢。接着，又从《十月》上，读到他的诗三首：《路灯》、《我是飞蛾》、《天鹅之死》，诗之尖锐，即使今天也不多见。
　　从这时开始，赋闲的诗人时常返乡，回到蒲圻县文工团——后来是工人俱乐部的家。我和饶庆年、梁必文、叶向阳、欧阳明跟着诗人学诗，成为他在家乡最早的一批学生，他戏称五人为“元老院”。若干年后，我写过一篇小文《落叶》，记述这段时间的一些事情。
　　当时我们几个人里，饶庆年、梁必文擅长农村题材、现实主义风格，特别是饶的作品，乡土气息更浓郁，颇受好评。因为生活、阅历、气质、风格等原因，我更喜欢叶向阳的诗。那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期。国门初开，各种风格的中外作品纷至沓来，其中也包括外国现代派，他的诗就带有这样的味道，另外，我们住得也不远，走得较近。
　　那时，我们都住在蒲圻城的北门、水西门。我家和他家仅一墙之隔，都坐落在清代的青石古城墙边，看得见城墙下的陆水河、河对面的青山古渡。
　　一天，我从叶向阳家发现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其中收有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流派作品。我将书借了回来。上有编者袁可嘉先生的长篇前言，我花了整整几天，启用了一个最好的笔记本，将它抄了下来。当时，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少有的“豪举”，那时对文学的虔诚可见一斑。因为这篇序文，我从此对袁深具好感。
　　一本当时的购书登记本中，留下了诗友交往的一鳞半爪记录：向梁必文借《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将《诗刊》一九八一年第八期借给姚同欢，《文汇月刊》一九八三年第六期借给叶向阳，徐鲁从阳新寄赠《金竹》创刊号。还有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四日，将自己刚买到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留在叶文福老师家。为什么要留给他，现在已不可确考，是否潜意识里觉得他的诗还不够现代，需要再往前走一步？
　　冬日的长江上，宜昌开往武汉的“东方红四十六号”客轮犁开冰冷的江水。汽笛时而雄浑有力地低鸣。灰蒙蒙的天空，浑黄的江水，土黄的堤岸，收割过的萧瑟原野，辽阔的江汉平原似乎在缓缓转动。
　　客舱里，躺在上铺，我在读刚刚在宜昌淘买到的一本小书：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的《未列入名册》。这部中篇小说讲述的是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之初，斯摩棱斯克要塞的坚守者英勇悲壮的故事。看完最后一页，我猛地拉过毯子，蒙住头，热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久久不能止息，身体微微抽动。
　　那时，狂热地喜欢外国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
　　那时我读到蒲宁的《轻轻的呼吸》（一译《轻微的气息》），立刻就喜欢上了蒲宁。有人说蒲宁胜过另一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也许是这样吧，但我还是更喜欢巴乌斯托夫斯基。在我看来，他的熠熠闪光的《金蔷薇》是不朽的。虽然我也知道，喜欢的有时并不见得就是最好的，而是当时当地你所能接受到的——接受是一件偶然的事。
　　关于巴乌斯托夫斯基，还有故事。那几年，我每年都订阅上海《书讯》报，从中得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北方纪事》，立即汇款购买。不久，款被退回来，言书已售罄。我不甘心，又寄，又退。再寄，再退。如是这般者四。另一次，在县新华书店发现新到了《金蔷薇》，立即买下一本。二十几天后又买一本。次年初夏，那批《金蔷薇》还有，我又买下第三本，因为已有些破旧，这回仅花了两毛钱，为原价的三分之一。这样，连同借来的一本，我手头共有四本《金蔷薇》。
　　现在已难理解当时为何有着如此的狂热。那本旧的购书登记本上记载：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收到从商务印书馆邮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剑与犁——泰勒回忆录》和罗尔斯《政治正义论》一至三卷。两天后，收到从战士出版社邮购的《西洋世界军事史》一至三卷（钮先钟译）、《苏联武装力量》、《战争初期》，“二战”时期德军两名将领的回忆录：曼施坦因《失去的胜利》、古德里安《闪击英雄》以及《坦克战》。一个月后的七月三十日，收到从商务印书馆邮购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政府论》上卷、《社会契约论》、《人类理解研究》、《人的使命》、《麦克米伦回忆录》第二卷。当天，汇款世界知识出版社，邮购《第三帝国的兴亡》、《外交风云录》及其续篇、戴高乐《战争回忆录》、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第四帝国的崛起》。同日，汇款华东师大出版社，邮购托洛茨基《我的生平》；汇款天津人民出版社，购《彼得大帝》。九月二十三日，汇款上海文艺出版社，购《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外国文学作品选》及《一九八一年全国获奖短篇小说集》……
　　这一年的九月底十月初，有一次故乡洪湖之行。在新堤县新华书店，买到《戴望舒译诗集》——直到二十多年后，通过诗人、译家黄灿然的精微解读，我才真正领会、发现戴译之美。接着溯流而上岳阳，买到《世界文学三十年优秀作品选》、《世界中篇名作选》、外国中篇小说丛刊之《挤奶女的罗曼史》。
　　这年十二月一日，去信人民文学出版社，寻购《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迦尔洵小说集》、《荒诞派戏剧选》。十天后收到该社复信，告《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目前还有……当天，汇款购买该书，以及《梅特林克戏剧选》、《安德烈耶夫小说选》。在这前后，挂号去信上海文艺出版社金子信先生，其中夹寄现金，购他责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三册，《外国文学作品提要》第一至三册，《外国短篇小说》上、中、下册等。
　　那时就是这样狂热地买呀，读呀，写呀……
　　十月在岳阳，还买到译文丛刊之《在最后一节车厢里》，今天回想起来，我们那时也是在一个时代的“最后一节车厢里”。
　　那一年，我还订了《文汇月刊》——当时，它特有的文化气息是那么使我着迷，以及《书林》、《文学报》、《外国文学报道》、《书讯》、《社科新书目》。有心人会注意到，六种报刊中，就有五种是来自上海，可见那时上海在我的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而当时的《书林》有点类似甚至过于曾经的《读书》。
　　一九八三年底，在购书登记本中，我做了一个简要的统计：当年购书总金额二百一十元，购书总数二百八十册，购书金额相当于我整整六个月的工资。购书登记本透露了我当时的精神生活线索，堪称一个年代的纪念册。
　　登记本还记载，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我在江汉平原一个空旷无人的电排站里，桌上凌乱的旧报纸中，发现一份《文汇报》，上面刊有《南珊的哲学》。两年前的一九八一年初，从《十月》上，我读到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一种冰凉的奇异感觉如水沁入了我，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一种幻灭感。我以为礼平绝对是当时我国最好的作家之一，然而他在瞬间爆发耀眼的光芒后就消失了，如一颗流星。那时候的《十月》等刊物推出了多少名作啊。那时候的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也是名家名作如云。还记得一九七九年一个夏夜，在离赤壁古战场不远的一所乡村学校里，就着一盏悬吊的白炽灯泡昏黄的光，我从《光明日报》副刊上读到王蒙奇异的《夜的眼》。
　　一九八四年是以旅行开始的，结果，这一年我都是人在旅途。一月二月之交，到宜昌过年，乘“东方红一二三号”轮上溯三峡，到了四川奉节、巫山。五月，赴游湖南长沙、韶山、湘潭、岳阳。七月，参加华中某著名工学院考试到文赤壁黄冈。冬天，因改稿旅居武汉。旅途期间，仍然买书不断，继续漂荡在精神的旅途。
　　我时常想韦尔斯的话，大意是：一个人要有闲暇的时间、闲适的心情才会弄文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文学热，就是这样产生的？
　　那时，我国人民似乎有着闲适的心情。我国社会也并不喻于利，普遍地还是喻于义：主义，道义，义理，不怎么计较功利。我不知道，这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好，还是不好？
　　也许，每个人都会有一段狂热迷恋的时期。也许，人一生应该有这么几次不计成败、不计成本投入一件事的锐气勇气。我又想，经过这样一次“热恋”，这个人还会是原来的人吗？他与周围的人在内心有没有区别？
　　今天，有人说“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历史上确实有过一些美好年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前期，应该就是这样的年代。它尚不富裕，更谈不上奢华，而是简朴、平静，却让人看得见希望，听得见幸福来敲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