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学士的往还信札，至后世而成为重要的思想文献或文学佳作者，史不乏例。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顾炎武的《与友人书》，都是很容易想起的名篇。但有意识地把私人书简即时刊行于世，并以此引发某种公众性“事件”，则是在能够定期刊行且大量复制的报刊媒体出现之后所产生的现象。“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杂志，在把私人书简转化为众目可视的读物方面，可谓翘楚，如胡适和陈独秀以“通讯”方式引发的“文学革命”，已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必讲的故事，而吕澂（一八九六至一九八九）和陈独秀通信呼吁开展“美术革命”，虽然没有像前者那样在《新青年》上造成前呼后应的声势，也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不能不说的话题。但是，吕、陈的这次通信究竟发表于何时？
　　笔者所见几种通行的现代中国美术史著作，都把吕、陈通信的时间记为“一九一八年一月”。如潘昌耀著《中国近现代美术史》、邓福星主编的《中国美术论辩》、水天中编著《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纪年》等，都做了相关的记述。（另，郎绍君、水天中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收录了吕、陈通信，文末注云：“选自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六卷一号”，此选本被引用颇多，引用者也大多依从文末所注的时间。）有意思的是潘公凯主撰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相关记述。该书第二二五页提及吕、陈通信，同页注一所记刊载这次通信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出刊时间为“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五日”，但在第二二六页上影印的该期《新青年》杂志扉页图版下面的说明，却记为“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也就是说，潘著关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的出版时间，标记了两个不同年份。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混乱？究竟哪种记述是准确的？这只有去查《新青年》原刊。但《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一号目录页上所标记的出刊时间是：“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五日，民国八年一月十五日”。把“民国八年”转换为西历纪年的年份，当然是“一九一九年”，与同页所记的“一九一八年”整整差了一年。
　　由此看来，前面所引的几种记述其实都言出有据，问题只在于如何辨别《新青年》杂志原有的记述歧异。查《新青年》，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创刊，原名《青年杂志》，月刊，每六期为一卷，至第二卷第一号（一九一六年九月一日）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虽为月刊，但自第二卷起就未能按月出版，按照该刊目录页所记的出刊时间，第一卷自一九一五年九月起至一九一六年二月止，出满一卷六期之后，第二卷第一号却是从一九一六年九月才开始出版，中间空了六个月。第二卷至第三卷每月皆按期刊行，一九一七年八月出至第三卷第六号，正好是两卷十六期。但其后又有四个月中断，至一九一八年一月，才续出第四卷第一号。而一九一八年这一年每月不缺，到十二月十五日正好出到第五卷第六号。由此排列下来，刊载吕、陈通信的第六卷第一号出刊日期，无疑是一九一九年一月，即该期目录页上标记的“民国八年一月十五日”，而同页所记的另外一个时间 ：“一九一八年”则属于误植。
　　把这个时间问题搞清楚了，首先可以确认吕澂写信的时间。登载在《新青年》的吕澂来信文末署有“吕澂谨白 十二月十五日”字样，但未写年份，一些把吕、陈通信的发表年份认定为一九一八年一月的研究者由此而把吕信的写作时间推断为“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现在则可以改正过来。而更为重要的是确认了吕信的发表时间，还有助于理出吕澂早年从事美术活动的一些线索。
　　比如曾有文章描述说，吕澂一九一六年出任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其后，“出版了多种美学著作，影响较大”，但自从一九一八年应欧阳竟无之邀协助筹建支那内学院工作之后，他“就悉废原有旧学，专志投身于佛学研究”（参见高振农：《怀念恩师吕澂先生》）。吕澂逝世时《法音》杂志发布的署名“明非”撰写的消息也持类似说法：
　　一九一六年（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即被刘海粟先生聘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在此期间，撰写了《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术史》及《色彩学纲要》等多种专著。
　　一九一八年，经欧阳渐先生再三邀请，乃随之创办支那内学院。（明非：《著名佛学家吕澂先生逝世》）
　　按照这些叙述，一九一八年吕澂已经由上海美专转往支那内学院，甚至“悉废原有旧学”，那么，为什么他恰恰会在这年以通信方式倡言“美术革命”？对于把吕信的发表时间认定在“一九一八年一月”者，这本不成为问题，但现在吕信的发表时间已经可以清楚确认为“一九一九年一月”，促使他写信的动机就成了让人费解之谜。
　　如果没有二○○七年发现并刊出的吕澂的自述，这个谜团并不容易解开。不过，这篇自述虽然已经公之于世，似乎还没有被研究者充分关注，特别是关于吕澂的美术活动，倒是前引“明非”所撰的“消息”里的说法更为流行，故在此有略作介绍的必要。吕澂的这份自述写于一九五九年八月六日，后辗转被一位藏书家购得，二○○七年由收藏者供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高山杉整理，以《我的经历与内学院发展历程》为题刊于《世界哲学》杂志。
　　据这份自述，吕澂少年时期因兄长吕凤子（一八八六至一九五九）影响而“对美术理论发生了兴趣”，一九一七年十月赴日本“补习日本语文”时亦“兼自习美术”；一九一八年五月回国，九月曾“任徐州第十中学图工课教员，即在此时改名为澂”。自述还说：“上海美术学校校长刘海粟因见到我于徐州教书时写给《新青年》杂志一封谈文艺革命的信，内中批评上海美术界的腐败，他很有同感，通过我的同乡程虚白（当时在美校任师范科主任），一定要约我去美校共谋改革。我乃于其年（一九二○年—引者注）九月担任了美校的教务长，创立了专校的规模，并开讲《美学概论》和《西洋美术史》（讲稿均已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主编《美术》杂志。同时兼任上海美术专科师范美术史讲师。一九二一年八月，内学院筹备渐有头绪，欧阳先生又约我回宁。”
　　从吕澂自己所勾勒的行迹看，他致信陈独秀是从日本留学归国之后，在徐州第十中学任图工课教员期间，而非他将要离开上海美专时期，此时吕澂对美术问题关心正殷，主张“革命”，在他的思想脉络上完全顺理成章。并且，正是这封信成了吕澂进入美专和刘海粟“共谋改革”的契机，他的美术、美学研究和教育活动也由此进入了高峰期。“明非”所撰“消息”里提到的吕澂的几部著作，其中《西洋美术史》、《现代美学思潮》、《美学浅说》这三部著作其实完稿于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年，而不是“明非”所说的一九一六至一九一八年之间。
　　最后需要说明，刊载吕澂、陈独秀“美术革命”通信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的出版时间为“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并不是本文首先注意到的，笔者亦曾在先行研究中读到过正确的记述，惟因这些记述并未阻止讹误流传，所以觉得有作为问题提起一说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