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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对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如何尽快地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一次不成功的探索和试验。
“大跃进”运动中,中直机关党委也不甘落后办起了一个名为“大跃进”的刊物,似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宏伟事业突然变得容易了。那一段时间,来中南海报喜的队伍络绎不绝,报喜物品五花八门,从太阳能小轿车到用土法炼出的钢铁样品,以及应用“超声波”技术的各种创造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当时任杨尚昆同志秘书,所在的中南海“后楼”支部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口钳锅和一堆废钢铁,就在居仁堂后院炼了起来,后来送给首钢鉴定,结论是“高级铁”。
总书记三下基层
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同时宣布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会后,在全国很快掀起全民炼钢和建社高潮,来势凶猛势不可挡。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等中央书记处几位领导同志,包括杨尚昆先后三次去东北、华北和西南等省、区实地考察。这几次我都随行,深感中央书记处的同志特别是总书记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因势利导而又处处关心群众生活。
9月10日至29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雪峰、杨尚昆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考察。此行考察了三省的大批工矿企业、农村、学校和街道。9月17日上午、22日下午和23日晚分别听取了黑、吉、辽三省委的工作汇报。17日,邓小平在哈尔滨工人文化宫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东北三省的经济工作方针是充分挖掘潜力,大力支援全国,逐步合理发展。考核三省的工作,主要看完成支援全国的任务好不好,要完成支援全国任务,必须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国、大厂与小厂、工业与农业三个方面的关系。在视察厂矿企业时,邓小平多次强调在企业管理方面我们的“宪法”就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强调要解放思想,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指出在技术革命中,大工厂和大学校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8日还参观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并见了正在服刑的前伪满皇帝溥仪。邓小平问了他一些情况,递给了他一支香烟,勉励他认真思考过去,接受改造,使他深受感动。
10月7日至14日,邓小平、薄一波、刘澜涛、杨尚昆乘火车去河北考察,主要是了解大办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情况。当时天津是河北省省会,省委书记林铁全程陪同。7 日上午到杨村(武清县委所在地),当即在筐儿港人民公社看了把多亩水稻移植在一起的两块高产田。计划亩产5万斤的一块已宣告失败,计划亩产1万斤的一块据说有望成功。为什么要移植呢?天津地委书记赵克解释说,在分洪区为争取时间,赶在洪水前移植在一起可以免受损失。7日下午到达天津,8日在林铁和河北省副省长杨英杰的陪同下去杨柳青,改乘小型客轮经东淀去霸县胜芳镇王泊村(东淀是与白洋淀相通的一个蓄洪区,东西长近50公里,水面宽阔,可蓄水9.5亿立方,时东淀水位比天津市区高4米,坐在船中有在长江中航行感觉)。9日,在天津东郊新立村人民公社看了一处“卫星田”,其中有一块面积约一亩左右的稻田,是从200亩水稻中挑选移植在一起的。我们看到稻田下面遍布用马口铁焊成的管子,鼓风机通过管道不停地送风,上面还架设电灯以补充日照不足,有人站了上去稻穗依然笔直矗立,丝毫没有弯曲!邓小平说“卫星田”可以试验,但也不要多搞,吃饭还是要靠大面积增产。当晚由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陪同乘火车经石德线去石家庄。
10日,在石家庄卫星人民公社看棉田,据说该社共有棉田35000亩,平均亩产皮棉可超500斤,在田头树立着一面旗帜“大放卫星,世界第一”。公社主任请邓小平作指示,邓小平指着那面旗子说,你们不是自己提了意见吗? 12日,在由石家庄去定县途中,正定县委书记汇报说,正定今年种山芋18万亩,取得亩产万斤的好收成,县委号召全县人民大吃山芋,大吃粉条。邓小平说要让老百姓多吃些肉。今后统计养猪数字,应该讲杀了多少头猪,吃了多少肉,猪多少不表现在圈里,要表现在嘴巴上。13日,在保定听取了省委和石家庄、保定、承德地委和部分县委的工作汇报。14日去徐水,视察新建的史各庄水库,还参观了遂城人民公社谢坊红旗营。当时徐水雄心勃勃地提出“苦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到处红旗招展,很有一点气势。徐水县委书记说到目前已有12万人来徐水参观,平均每天两千多人,最多达六千人。因为1958年确实是大丰收,人人沉浸在早日建成共产主义的幸福憧憬中,问题虽多但暂时还没有爆发,群众情绪基本上是积极的、正常的。
10月9日在天津,邓小平还视察了天津大学,在听取校领导的工作汇报后说,大学搞科研比研究所更具优越性,生产、科研、学习三者要互相结合,互相促进。他指出像天津大学这样规模的学校全国不过几十所,不搞尖端,没有创造,就是毕业多少学生也不算完成任务。他强调一定要搞勤工俭学,如果因为半工半读学习时间不够,就加半年、一年,把学制延长到六年也可以。
10月22日至11月6日,邓小平、杨尚昆先后在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等地视察,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刘涌随行。22日15时许降落柳州机场,因机场与市区有柳江相隔,江上尚未建桥,行人渡江要靠渡船或浮桥十分不便,因此又改乘机场支线火车进入市区,当时交通和市政建设落后可见一斑。到达市区后,看到市内繁华的街道上竟然跑起了火车(与干线铁路接轨的标准轨距火车)为大炼钢铁服务,也是一大景观。到达柳州后,当即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书记贺希明陪同看了土法炼出的各种型号的钢、铁实物。刘建勋说广西炼钢已经用了100万m3木材,保证木柴供应的压力很大。邓小平看了炼钢用的木材,有的竟是国家一级珍贵树种蚬木,就说钢可以炼,粮可以种,木材短期内生长不出来,特别是像蚬木这样的优质木材。你一吨钢值多少钱,烧了这么多蚬木值多少钱?他指出今年用了常年十年用的木材,要种树200万亩,五年后才能得到补偿。他又说要种树,还要注意种果树,不搞经济作物,农民没有好多收入,翻不了身。23日,从柳州乘火车去罗城四把乡,车行两个半小时到宜山后改乘汽车,过龙江、天河时因无桥两次摆渡又耗费了不少时间。罗城县遍地煤铁,煤层很浅,距地面几公尺就有煤,储量达1亿多吨,当时日采2万—3万吨。我们一行看了“冲天人民公社”,他们的口号是“钢铁压倒英美,粮食要争全国第一”,当时日产铁26吨,准备再建一个大的土高炉,拟在一年内调给上海10万吨生铁。
24日,飞昆明。由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陪同,主要是看土法炼铁和土法炼铜。昆明的“大炼”上马早,虽然也是“小土群”,但高炉较大,每炉日可出铁5吨,能连续生產15天—20天。炼铜炉很小,以木炭为燃料,每4分钟上料一次(矿石5公斤),每5小时出一次铜,日产粗铜150公斤。邓小平指出,云南的发展方向应该是重点搞有色金属。云南的“宝”很多,要全面规划、重点安排,把云南建设成为一个有色金属省。
26日,从昆明飞成都。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陪同,当日下午视察了郫县德元人民公社和金牛坝金牛人民公社。邓小平十分关心群众生活,他说,现在农民的自留地交给公社了,但是还要给他们一点机动余地,有点小自由,房子周围要多留点空地,允许他们种点蔬菜调剂生活,也可以种些竹子、树木,既美化环境,也可以增加收入。组织群众生活是国家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门大学问,各级党委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在重庆考察时邓小平也指出,现在公社办的食堂菜太少,应该鼓励社员自己种点菜。所谓“衣食住行”,现在我们应该把“食”放在第一位,按“食住衣行”顺序安排。27日—30日先后视察了江油、剑阁、彭县等地,在江油看了由遂宁地区三台县调来的5万余群众、日产铁50吨—70吨的群众炼铁,场面很是壮观。31日飞重庆,在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的陪同下视察101、102钢厂时,邓小平说你们在钢铁行业中要唱重头戏,要搞高端产品,像钢筋那种最简单的东西让别人去搞。
11月2日,飞贵阳,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周林陪同,视察花溪人民公社,主要看了农民为增产深翻地1米,并详细了解社员生产和生活情况。3日,到达遵义,视察街道红旗人民公社托儿所、食堂。4日,视察大风暴人民公社。这是一个特大的社,全社有7万人,占地面积约600平方公里。我们看了一个生产大队,据说当年产粮1200万斤,每人占有量2400斤,但是社员生活计划全年每人只供应原粮450斤,另加红苕200斤—300斤。邓小平说丰收了应该多吃一点,并一再强调要给人们一点自由,毛主席说过要有点自由主义,大集体,小自由。5日,乘汽车走川黔公路经娄山关、綦江回到重庆。
6日,突接郑州电话,毛泽东在郑州召开会议,要邓小平、杨尚昆和李井泉立即赶到郑州。此次会议毛泽东提出压缩空气,有新的政策出台。邓小平为了解“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实际情况的三次考察至此结束。
冷静评估“大跃进”
三个月后,1959年2月邓小平、李富春、杨尚昆去上海考察工作并欢度春节。20日,邓小平、李富春去上海文化广场出席中共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并讲话。
邓小平就如何估计1958年取得的成绩问题指出,去年工农业全面大跃进,粮食增产都没有问题。按照公社报告粮食总产9000多亿斤,核实后也有8000多亿斤,比1957年翻一番是可靠的。公布7500亿斤是打了保险系数的( 1958年粮食丰产不丰收,后经国家统计局核实总产定为4000亿斤。在1070万吨钢中有许多废品,后经核实定为800万吨——笔者注)。现在副食品供应有些紧张,主要是丰收后多吃了一点,工作抓得也不紧。总之,1958年是全面大跃进,但是冷静下来看,农业还没有翻身,工业也没有翻身。我们要利用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争取时间搞建设。我国一穷二白、科技落后,要建成工业强国还要奋斗十五年、二十年,但是七亿人民齐动员力量是了不起的。钢在产量上赶上英、美并不难,但要按人均占有量比,赶上英国要四亿吨,赶上美国要六七亿吨。现在我国有5亿农业人口,而美国有农业人口2000万,耕种土地20亿亩,一个农业人口养活7个半城市人口,粮食还有剩余,相比我们是落后了。对成绩要有足够的估计,但也不能言过其实,成绩再大也没有资格吹牛。今后我们要坚持鼓足干劲和脚踏实地相结合,大搞技术革命。毛主席说1958年的大跃进为今后的技术跃进造成了有利形势。气可鼓不可泄,要同1958年一样敢想敢干,同时要坚持实事求是,永远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条真理。他强调在工作中要有破有立,破立结合。“两参一改三结合”破了旧规矩,破得好,当然也有不该破的也破了。有破就要有立,规章制度是必要的,没有规矩不行。邓小平最后指出要加强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强调党政要分开,党政不分会使党委陷入日常事务之中,不利于党委讨论决定大事。
三年困难时期
1959年的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失去了一次纠正“大跃进”错误的极好机会。1960年1月7日—17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随杨尚昆去上海。一路上,特别在苏南,看到沿线厂房林立,“小土群”、“小洋群”遍地开花,比一年前又有很大发展,给人一种城乡差别已逐渐模糊的感觉,我当时被这种假象迷惑,觉得“大跃进”问题虽多,但确也加快改变着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
这次会议错误地认为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运动,群众的干劲重新鼓起来了,可以继续跃进,不仅1960年可以继续跃进,而且对整个六十年代连续跃进也充满信心。会后,各地响应中央号召为继续大跃进、向以社为基础的所有制过渡创造条件,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使高指标和浮夸风、命令风、“共产风”更加严重泛滥。
1960年粮食总产只有2870亿斤,比1958年的4000亿斤和1959年的3400亿斤分别下降28.2%和15.5%;棉花总产量2126万担,比1958年的3938万担和1959年的3418万担分别下降46%和37.8%。国家进入困难时期。困难到什么程度?不仅仅是购物凭票证。这一年北京市从7月份起对居民粮食定量压缩20%;从2月份起停止供应零售民用絮棉。原来每人每年发布票15.5尺,1961年每人只发布票3尺。市长彭真解释说,3尺布票做衣服当然不够,是让大家买点布打补丁用的。3尺布还不能全部用来打补丁,因为你买一条毛巾,也要收几寸布票。北京人早点喜欢吃炸油饼,一个油饼要收一两粮票和二钱油票。从每月粮食定量中扣除的半斤糕点票,还买不到一斤的糕点(每斤糕点收六两糕点票)。居民日常生活的副食品,如粉条、淀粉、芝麻酱等都凭证供应。据北京市统计,当时凭票、凭证供应的商品多达40种。后来还增加了工业券,工业券是同工资挂钩的,工资高的发得多些,工资少的就发得少些。比如你要买一辆自行车就要收多少张工业券。当时,一个二级工每月工资不过40元左右,可能一年的工业券还不够买一辆自行车。令人不解的是茶叶本来是农产品,可是买茶叶却要收工业券。总之,那时可以说身无票证寸步难行。荒诞的是,困难时期向中南海报喜的也不断,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送来各式各样的“代食品”,如“小球藻”点心之类,当然也很好吃,只是不计成本、无法推广罢了。
1961年8月,刘少奇、彭真、杨尚昆一行去庐山出席第二次庐山会议。21日晚从汉口乘船,22日晨抵九江,上岸后首先视察了码头周边的农贸市场,只见有不多农妇带着不多的农产品,等候买主,整个市场冷冷清清。彭真亲自询问了几种蔬菜价格,大约是国营商店牌价(有价无货)的10倍。
为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纠正错误,1962年1月中央召开有县一级和重要厂矿企业负责干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因为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会议期间各省、市、自治区都不断送来本地区自产的各种食品保障大会供应,才使会议得以顺利进行。
当时,中南海的机关食堂也是想方设法度过困难,比如把面条煮得烂烂的,一碗面条只收一两粮票,很受大家欢迎。机关还动员大家利用休息时间捡马粪用以培植蘑菇。我也参加了这项活动,一个星期天,骑着自行车到德胜门外过往骡马大车较多的安德路上走了一圈,捡到近百斤马粪。六十年代机关干部每年要参加一个月的体力劳动。1960年夏我去玉泉山参加劳动,分配我的任务是参加抽干湖里的水,以便改种猪饲料。本来就已经是竭泽而渔,水抽干后还要再抓一次泥鳅,只要是能吃的东西绝对不放过。
1960年我的粮食定量从原来的每月31斤降到27.5斤,加上副食品匮乏,根本吃不饱。1962年2月5日春节,食堂按粮食定量供应饺子和每人一份红烧带鱼,我的粮食定量27.5斤,折合每天定量0.9斤,所以只能卖给我9两(45个)饺子。我吃了这45个饺子和一份带鱼,似乎肚子里还空荡荡,壬寅年春节第一餐就没吃饱!
八届十中全会政策向“左”急转
1961年3月15日至2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亲自宣讲《六十条》。为此,四五月间,杨尚昆也去徐水蹲点。有一次我去徐水给杨尚昆送文件,有机会旁听了他们的一次小组汇报会,觉得基层干部的发言比较务实了。后来,杨尚昆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人民公社这面红旗,在农民看来不是红旗而是黑旗,如果真正把错误改过来,可以恢复红旗,真正成为红旗!”
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进一步狠抓经济调整工作,并成立了以杨尚昆为组长的中央精简小组,决定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压缩城镇主、副食供应,让农民休养生息。在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尖锐地指出:“一般来讲,目前的政治形勢是好的。这就是说,党是团结的,人民是团结的。但是,经济是基础,经济形势不好,政治形势就那么好呀?”由于下了决心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我国的经济形势迅速好转。但是,在7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风云突变,由主要抓经济调整一下子又变为主要抓阶级斗争。事情是由康生引起的,他无中生有地指责李建彤的历史小说《刘志丹》(尚未公开出版)是为高岗翻案。毛泽东听信了康生的一面之词,联系前不久彭德怀的《八万言书》和邓子恢主张在农村试行包产到户,以及刘少奇在五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大批“翻案风”、“单干风”和“黑暗风”。随后,决定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党的政策又一次向“左”急转。幸好,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 “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意见,继续贯彻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特别是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的任务按时完成,形势迅速好转。
在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的任务完成以后,国家决定给部分职工增长工资,调整面为40%。执行结果是职工年平均工资从1962年的592元调到641元,人均年增加49元,增长8.3%。工资增加虽然不多,但这标志国家走出了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
进入1963年,市场上商品开始丰富起来,不收粮票的高价饭馆、高价糕点悄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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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运动中,中直机关党委也不甘落后办起了一个名为“大跃进”的刊物,似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宏伟事业突然变得容易了。那一段时间,来中南海报喜的队伍络绎不绝,报喜物品五花八门,从太阳能小轿车到用土法炼出的钢铁样品,以及应用“超声波”技术的各种创造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当时任杨尚昆同志秘书,所在的中南海“后楼”支部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口钳锅和一堆废钢铁,就在居仁堂后院炼了起来,后来送给首钢鉴定,结论是“高级铁”。
总书记三下基层
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同时宣布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会后,在全国很快掀起全民炼钢和建社高潮,来势凶猛势不可挡。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等中央书记处几位领导同志,包括杨尚昆先后三次去东北、华北和西南等省、区实地考察。这几次我都随行,深感中央书记处的同志特别是总书记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因势利导而又处处关心群众生活。
9月10日至29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雪峰、杨尚昆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考察。此行考察了三省的大批工矿企业、农村、学校和街道。9月17日上午、22日下午和23日晚分别听取了黑、吉、辽三省委的工作汇报。17日,邓小平在哈尔滨工人文化宫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东北三省的经济工作方针是充分挖掘潜力,大力支援全国,逐步合理发展。考核三省的工作,主要看完成支援全国的任务好不好,要完成支援全国任务,必须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国、大厂与小厂、工业与农业三个方面的关系。在视察厂矿企业时,邓小平多次强调在企业管理方面我们的“宪法”就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强调要解放思想,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指出在技术革命中,大工厂和大学校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8日还参观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并见了正在服刑的前伪满皇帝溥仪。邓小平问了他一些情况,递给了他一支香烟,勉励他认真思考过去,接受改造,使他深受感动。
10月7日至14日,邓小平、薄一波、刘澜涛、杨尚昆乘火车去河北考察,主要是了解大办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情况。当时天津是河北省省会,省委书记林铁全程陪同。7 日上午到杨村(武清县委所在地),当即在筐儿港人民公社看了把多亩水稻移植在一起的两块高产田。计划亩产5万斤的一块已宣告失败,计划亩产1万斤的一块据说有望成功。为什么要移植呢?天津地委书记赵克解释说,在分洪区为争取时间,赶在洪水前移植在一起可以免受损失。7日下午到达天津,8日在林铁和河北省副省长杨英杰的陪同下去杨柳青,改乘小型客轮经东淀去霸县胜芳镇王泊村(东淀是与白洋淀相通的一个蓄洪区,东西长近50公里,水面宽阔,可蓄水9.5亿立方,时东淀水位比天津市区高4米,坐在船中有在长江中航行感觉)。9日,在天津东郊新立村人民公社看了一处“卫星田”,其中有一块面积约一亩左右的稻田,是从200亩水稻中挑选移植在一起的。我们看到稻田下面遍布用马口铁焊成的管子,鼓风机通过管道不停地送风,上面还架设电灯以补充日照不足,有人站了上去稻穗依然笔直矗立,丝毫没有弯曲!邓小平说“卫星田”可以试验,但也不要多搞,吃饭还是要靠大面积增产。当晚由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陪同乘火车经石德线去石家庄。
10日,在石家庄卫星人民公社看棉田,据说该社共有棉田35000亩,平均亩产皮棉可超500斤,在田头树立着一面旗帜“大放卫星,世界第一”。公社主任请邓小平作指示,邓小平指着那面旗子说,你们不是自己提了意见吗? 12日,在由石家庄去定县途中,正定县委书记汇报说,正定今年种山芋18万亩,取得亩产万斤的好收成,县委号召全县人民大吃山芋,大吃粉条。邓小平说要让老百姓多吃些肉。今后统计养猪数字,应该讲杀了多少头猪,吃了多少肉,猪多少不表现在圈里,要表现在嘴巴上。13日,在保定听取了省委和石家庄、保定、承德地委和部分县委的工作汇报。14日去徐水,视察新建的史各庄水库,还参观了遂城人民公社谢坊红旗营。当时徐水雄心勃勃地提出“苦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到处红旗招展,很有一点气势。徐水县委书记说到目前已有12万人来徐水参观,平均每天两千多人,最多达六千人。因为1958年确实是大丰收,人人沉浸在早日建成共产主义的幸福憧憬中,问题虽多但暂时还没有爆发,群众情绪基本上是积极的、正常的。
10月9日在天津,邓小平还视察了天津大学,在听取校领导的工作汇报后说,大学搞科研比研究所更具优越性,生产、科研、学习三者要互相结合,互相促进。他指出像天津大学这样规模的学校全国不过几十所,不搞尖端,没有创造,就是毕业多少学生也不算完成任务。他强调一定要搞勤工俭学,如果因为半工半读学习时间不够,就加半年、一年,把学制延长到六年也可以。
10月22日至11月6日,邓小平、杨尚昆先后在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等地视察,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刘涌随行。22日15时许降落柳州机场,因机场与市区有柳江相隔,江上尚未建桥,行人渡江要靠渡船或浮桥十分不便,因此又改乘机场支线火车进入市区,当时交通和市政建设落后可见一斑。到达市区后,看到市内繁华的街道上竟然跑起了火车(与干线铁路接轨的标准轨距火车)为大炼钢铁服务,也是一大景观。到达柳州后,当即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书记贺希明陪同看了土法炼出的各种型号的钢、铁实物。刘建勋说广西炼钢已经用了100万m3木材,保证木柴供应的压力很大。邓小平看了炼钢用的木材,有的竟是国家一级珍贵树种蚬木,就说钢可以炼,粮可以种,木材短期内生长不出来,特别是像蚬木这样的优质木材。你一吨钢值多少钱,烧了这么多蚬木值多少钱?他指出今年用了常年十年用的木材,要种树200万亩,五年后才能得到补偿。他又说要种树,还要注意种果树,不搞经济作物,农民没有好多收入,翻不了身。23日,从柳州乘火车去罗城四把乡,车行两个半小时到宜山后改乘汽车,过龙江、天河时因无桥两次摆渡又耗费了不少时间。罗城县遍地煤铁,煤层很浅,距地面几公尺就有煤,储量达1亿多吨,当时日采2万—3万吨。我们一行看了“冲天人民公社”,他们的口号是“钢铁压倒英美,粮食要争全国第一”,当时日产铁26吨,准备再建一个大的土高炉,拟在一年内调给上海10万吨生铁。
24日,飞昆明。由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陪同,主要是看土法炼铁和土法炼铜。昆明的“大炼”上马早,虽然也是“小土群”,但高炉较大,每炉日可出铁5吨,能连续生產15天—20天。炼铜炉很小,以木炭为燃料,每4分钟上料一次(矿石5公斤),每5小时出一次铜,日产粗铜150公斤。邓小平指出,云南的发展方向应该是重点搞有色金属。云南的“宝”很多,要全面规划、重点安排,把云南建设成为一个有色金属省。
26日,从昆明飞成都。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陪同,当日下午视察了郫县德元人民公社和金牛坝金牛人民公社。邓小平十分关心群众生活,他说,现在农民的自留地交给公社了,但是还要给他们一点机动余地,有点小自由,房子周围要多留点空地,允许他们种点蔬菜调剂生活,也可以种些竹子、树木,既美化环境,也可以增加收入。组织群众生活是国家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门大学问,各级党委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在重庆考察时邓小平也指出,现在公社办的食堂菜太少,应该鼓励社员自己种点菜。所谓“衣食住行”,现在我们应该把“食”放在第一位,按“食住衣行”顺序安排。27日—30日先后视察了江油、剑阁、彭县等地,在江油看了由遂宁地区三台县调来的5万余群众、日产铁50吨—70吨的群众炼铁,场面很是壮观。31日飞重庆,在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的陪同下视察101、102钢厂时,邓小平说你们在钢铁行业中要唱重头戏,要搞高端产品,像钢筋那种最简单的东西让别人去搞。
11月2日,飞贵阳,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周林陪同,视察花溪人民公社,主要看了农民为增产深翻地1米,并详细了解社员生产和生活情况。3日,到达遵义,视察街道红旗人民公社托儿所、食堂。4日,视察大风暴人民公社。这是一个特大的社,全社有7万人,占地面积约600平方公里。我们看了一个生产大队,据说当年产粮1200万斤,每人占有量2400斤,但是社员生活计划全年每人只供应原粮450斤,另加红苕200斤—300斤。邓小平说丰收了应该多吃一点,并一再强调要给人们一点自由,毛主席说过要有点自由主义,大集体,小自由。5日,乘汽车走川黔公路经娄山关、綦江回到重庆。
6日,突接郑州电话,毛泽东在郑州召开会议,要邓小平、杨尚昆和李井泉立即赶到郑州。此次会议毛泽东提出压缩空气,有新的政策出台。邓小平为了解“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实际情况的三次考察至此结束。
冷静评估“大跃进”
三个月后,1959年2月邓小平、李富春、杨尚昆去上海考察工作并欢度春节。20日,邓小平、李富春去上海文化广场出席中共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并讲话。
邓小平就如何估计1958年取得的成绩问题指出,去年工农业全面大跃进,粮食增产都没有问题。按照公社报告粮食总产9000多亿斤,核实后也有8000多亿斤,比1957年翻一番是可靠的。公布7500亿斤是打了保险系数的( 1958年粮食丰产不丰收,后经国家统计局核实总产定为4000亿斤。在1070万吨钢中有许多废品,后经核实定为800万吨——笔者注)。现在副食品供应有些紧张,主要是丰收后多吃了一点,工作抓得也不紧。总之,1958年是全面大跃进,但是冷静下来看,农业还没有翻身,工业也没有翻身。我们要利用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争取时间搞建设。我国一穷二白、科技落后,要建成工业强国还要奋斗十五年、二十年,但是七亿人民齐动员力量是了不起的。钢在产量上赶上英、美并不难,但要按人均占有量比,赶上英国要四亿吨,赶上美国要六七亿吨。现在我国有5亿农业人口,而美国有农业人口2000万,耕种土地20亿亩,一个农业人口养活7个半城市人口,粮食还有剩余,相比我们是落后了。对成绩要有足够的估计,但也不能言过其实,成绩再大也没有资格吹牛。今后我们要坚持鼓足干劲和脚踏实地相结合,大搞技术革命。毛主席说1958年的大跃进为今后的技术跃进造成了有利形势。气可鼓不可泄,要同1958年一样敢想敢干,同时要坚持实事求是,永远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条真理。他强调在工作中要有破有立,破立结合。“两参一改三结合”破了旧规矩,破得好,当然也有不该破的也破了。有破就要有立,规章制度是必要的,没有规矩不行。邓小平最后指出要加强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强调党政要分开,党政不分会使党委陷入日常事务之中,不利于党委讨论决定大事。
三年困难时期
1959年的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失去了一次纠正“大跃进”错误的极好机会。1960年1月7日—17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随杨尚昆去上海。一路上,特别在苏南,看到沿线厂房林立,“小土群”、“小洋群”遍地开花,比一年前又有很大发展,给人一种城乡差别已逐渐模糊的感觉,我当时被这种假象迷惑,觉得“大跃进”问题虽多,但确也加快改变着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
这次会议错误地认为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运动,群众的干劲重新鼓起来了,可以继续跃进,不仅1960年可以继续跃进,而且对整个六十年代连续跃进也充满信心。会后,各地响应中央号召为继续大跃进、向以社为基础的所有制过渡创造条件,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使高指标和浮夸风、命令风、“共产风”更加严重泛滥。
1960年粮食总产只有2870亿斤,比1958年的4000亿斤和1959年的3400亿斤分别下降28.2%和15.5%;棉花总产量2126万担,比1958年的3938万担和1959年的3418万担分别下降46%和37.8%。国家进入困难时期。困难到什么程度?不仅仅是购物凭票证。这一年北京市从7月份起对居民粮食定量压缩20%;从2月份起停止供应零售民用絮棉。原来每人每年发布票15.5尺,1961年每人只发布票3尺。市长彭真解释说,3尺布票做衣服当然不够,是让大家买点布打补丁用的。3尺布还不能全部用来打补丁,因为你买一条毛巾,也要收几寸布票。北京人早点喜欢吃炸油饼,一个油饼要收一两粮票和二钱油票。从每月粮食定量中扣除的半斤糕点票,还买不到一斤的糕点(每斤糕点收六两糕点票)。居民日常生活的副食品,如粉条、淀粉、芝麻酱等都凭证供应。据北京市统计,当时凭票、凭证供应的商品多达40种。后来还增加了工业券,工业券是同工资挂钩的,工资高的发得多些,工资少的就发得少些。比如你要买一辆自行车就要收多少张工业券。当时,一个二级工每月工资不过40元左右,可能一年的工业券还不够买一辆自行车。令人不解的是茶叶本来是农产品,可是买茶叶却要收工业券。总之,那时可以说身无票证寸步难行。荒诞的是,困难时期向中南海报喜的也不断,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送来各式各样的“代食品”,如“小球藻”点心之类,当然也很好吃,只是不计成本、无法推广罢了。
1961年8月,刘少奇、彭真、杨尚昆一行去庐山出席第二次庐山会议。21日晚从汉口乘船,22日晨抵九江,上岸后首先视察了码头周边的农贸市场,只见有不多农妇带着不多的农产品,等候买主,整个市场冷冷清清。彭真亲自询问了几种蔬菜价格,大约是国营商店牌价(有价无货)的10倍。
为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纠正错误,1962年1月中央召开有县一级和重要厂矿企业负责干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因为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会议期间各省、市、自治区都不断送来本地区自产的各种食品保障大会供应,才使会议得以顺利进行。
当时,中南海的机关食堂也是想方设法度过困难,比如把面条煮得烂烂的,一碗面条只收一两粮票,很受大家欢迎。机关还动员大家利用休息时间捡马粪用以培植蘑菇。我也参加了这项活动,一个星期天,骑着自行车到德胜门外过往骡马大车较多的安德路上走了一圈,捡到近百斤马粪。六十年代机关干部每年要参加一个月的体力劳动。1960年夏我去玉泉山参加劳动,分配我的任务是参加抽干湖里的水,以便改种猪饲料。本来就已经是竭泽而渔,水抽干后还要再抓一次泥鳅,只要是能吃的东西绝对不放过。
1960年我的粮食定量从原来的每月31斤降到27.5斤,加上副食品匮乏,根本吃不饱。1962年2月5日春节,食堂按粮食定量供应饺子和每人一份红烧带鱼,我的粮食定量27.5斤,折合每天定量0.9斤,所以只能卖给我9两(45个)饺子。我吃了这45个饺子和一份带鱼,似乎肚子里还空荡荡,壬寅年春节第一餐就没吃饱!
八届十中全会政策向“左”急转
1961年3月15日至2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亲自宣讲《六十条》。为此,四五月间,杨尚昆也去徐水蹲点。有一次我去徐水给杨尚昆送文件,有机会旁听了他们的一次小组汇报会,觉得基层干部的发言比较务实了。后来,杨尚昆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人民公社这面红旗,在农民看来不是红旗而是黑旗,如果真正把错误改过来,可以恢复红旗,真正成为红旗!”
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进一步狠抓经济调整工作,并成立了以杨尚昆为组长的中央精简小组,决定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压缩城镇主、副食供应,让农民休养生息。在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尖锐地指出:“一般来讲,目前的政治形勢是好的。这就是说,党是团结的,人民是团结的。但是,经济是基础,经济形势不好,政治形势就那么好呀?”由于下了决心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我国的经济形势迅速好转。但是,在7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风云突变,由主要抓经济调整一下子又变为主要抓阶级斗争。事情是由康生引起的,他无中生有地指责李建彤的历史小说《刘志丹》(尚未公开出版)是为高岗翻案。毛泽东听信了康生的一面之词,联系前不久彭德怀的《八万言书》和邓子恢主张在农村试行包产到户,以及刘少奇在五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大批“翻案风”、“单干风”和“黑暗风”。随后,决定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党的政策又一次向“左”急转。幸好,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 “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意见,继续贯彻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特别是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的任务按时完成,形势迅速好转。
在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的任务完成以后,国家决定给部分职工增长工资,调整面为40%。执行结果是职工年平均工资从1962年的592元调到641元,人均年增加49元,增长8.3%。工资增加虽然不多,但这标志国家走出了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
进入1963年,市场上商品开始丰富起来,不收粮票的高价饭馆、高价糕点悄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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