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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宗瀚是清代中期著名的書法家和收藏家，其收藏名重一时，本文将探讨清代中期金石学的兴盛与收藏的关系，并以李宗瀚的收藏情况反映当时私人收藏的概况。
关键词：李宗瀚 清代 金石学 收藏
李宗瀚（1769—1831），字公博，一字北溟，又字春湖。是清嘉庆至道光年间著名的书法家和收藏家，著有《静娱室偶存稿》《杉湖酬唱诗略》。
一、清代金石学的兴盛
我国金石学的发展由来已久，从春秋时起是金石学的萌芽期，至宋代始成学问。元、明两代，金石学几无成就，直至清代，金石学得以复兴，成为当时的显学，是金石学发展的鼎盛时期。
金石学在清初复兴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是金石学可以学习、考证史料；二是在文字狱的压迫下，学者被动转为研究金石学。
此时，研究金石碑版的书家学者大致可以分成三派：一派专重考据，以碑文内容来补证经史缺误及金石制度本身的发展规律；一派长于搜罗著录，汇集前人考证题跋，为研究者提供检索之便；一派则专门比较拓本的新旧、存字的多少，关键点画的残缺及书法特点的鉴赏。其中，第三派以翁方纲为代表。翁方纲是当时金石研究的重要人物，有大批的追随者。李宗瀚入京后便被翁方纲的学识与修养所吸引，进入收藏和研究碑版这一行列。翁方纲、李宗瀚等人在金石方面的活动，实际上推动了清代碑学的发展。
二、清代的收藏概括
书法家进入金石学领域，除进行研究外，大都会对金石碑帖收藏产生较高的兴趣。
清代的收藏情况与明代大不一样。明代统治者不太重视书画收藏，故没搜刮书画，且对收藏的管理及其松散，既无严格的规章制度，也无明细的收藏档案。因此，大量藏品被盗出宫外，而且还出现了“折俸”的现象。统治者大量赏赐，管理者监守自盗，这些情况使大量内府书画收藏流落民间。与此相对应的是，明代的私家收藏极为繁盛。当时，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富商名流，涌现出大量的收藏者。而江南富庶之地则是收藏最为活跃的地方，出现了项子京、董其昌这样的大收藏家。
清初的统治者不太重视收藏，大量收藏被赏赐给臣子。到了康熙时期，受汉文化的影响，皇帝的文化素养有所提高，开始意识到文物的宝贵，因此，极少将书画收藏赏赐给大臣，并有意识地保护起来。到了乾隆时期，内府收藏得到了大量充实，由于乾隆帝有良好的汉文化教育，而其本人还非常喜欢书法，因此对书画有极大的兴趣，所以大量收藏书画珍品，甚至巧取豪夺。因此，到了清代中期，具有较高收藏价值的书画都已进入内府，民间收藏只能转移目标。
三、李宗瀚的收藏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李宗瀚也不可避免地沾染收藏之风，但其鉴藏绝非是附庸风雅的。近代梁启超将其誉为乾嘉以来著名的考古学者之一，证明李宗瀚在鉴藏方面有一定的造诣。由于祖辈经商的成功，使得李宗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因此，他于嘉、道年间收集了大量珍贵的传世善本碑帖，成为当时著名的碑帖收藏家之一，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当属“临川四宝”。此外，还有很多善本碑帖精品。其收藏的特点即全是拓本，而无墨迹本。
《启法寺碑》《孔子庙堂碑》《孟法师碑》《善才寺碑》，此四种拓本合称临川四宝。《化度寺塔铭》《虞恭公碑》《李秀碑》《越州石氏帖》《多宝塔碑》《夏承碑》，此六种拓本加上四宝中的四种合称临川十宝。
此外，还有《李玄靖碑》《孔颖达碑》《黄庭经》，定武《兰亭序》（宣城本），《方圆庵记》拓本，《大观帖》《淳化阁帖》四、六、七、八卷，《书谱》拓本，《裴镜民碑》《升仙碑阴》《祝府君碑》《邕禅师塔铭》，褚遂良摹《兰亭序》刻本，怀素《论书帖》刻本。
李宗瀚的碑帖收藏是清代中期碑帖收藏的一个缩影，其历经乾、嘉、道三朝，收藏活动主要在嘉、道两朝。乾隆对书画有极大的占有欲，并且喜欢强取豪夺，将大量珍贵的书画收进皇宫。上有所好，臣子则更加迎合，因此，大臣们又将大量搜罗而来的珍贵书画进献给皇帝。因此，在乾隆时期，重要的私人收藏，几乎都已经进入了皇宫，与普通文人隔绝，私人收藏则不得不转移收藏的对象，碑刻拓本收藏逐渐成为清代乾嘉以后的主要对象，因此，李宗瀚收藏的都是碑刻的拓本。当时，阮元、张廷济、缪荃孙都是收藏碑刻拓本的名家。不同的是，李宗瀚是以传统帖学书家的身份收藏碑刻拓本的，就如郭尚先、林则徐一样。所以，李宗瀚是清代中期碑帖收藏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从他的收藏情况可以窥探当时的收藏风气。
参考文献：
[1]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黄惇.中国书法史·明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3]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作者简介：刘挺，男，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书法）（责任编辑 刘月娇）
关键词：李宗瀚 清代 金石学 收藏
李宗瀚（1769—1831），字公博，一字北溟，又字春湖。是清嘉庆至道光年间著名的书法家和收藏家，著有《静娱室偶存稿》《杉湖酬唱诗略》。
一、清代金石学的兴盛
我国金石学的发展由来已久，从春秋时起是金石学的萌芽期，至宋代始成学问。元、明两代，金石学几无成就，直至清代，金石学得以复兴，成为当时的显学，是金石学发展的鼎盛时期。
金石学在清初复兴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是金石学可以学习、考证史料；二是在文字狱的压迫下，学者被动转为研究金石学。
此时，研究金石碑版的书家学者大致可以分成三派：一派专重考据，以碑文内容来补证经史缺误及金石制度本身的发展规律；一派长于搜罗著录，汇集前人考证题跋，为研究者提供检索之便；一派则专门比较拓本的新旧、存字的多少，关键点画的残缺及书法特点的鉴赏。其中，第三派以翁方纲为代表。翁方纲是当时金石研究的重要人物，有大批的追随者。李宗瀚入京后便被翁方纲的学识与修养所吸引，进入收藏和研究碑版这一行列。翁方纲、李宗瀚等人在金石方面的活动，实际上推动了清代碑学的发展。
二、清代的收藏概括
书法家进入金石学领域，除进行研究外，大都会对金石碑帖收藏产生较高的兴趣。
清代的收藏情况与明代大不一样。明代统治者不太重视书画收藏，故没搜刮书画，且对收藏的管理及其松散，既无严格的规章制度，也无明细的收藏档案。因此，大量藏品被盗出宫外，而且还出现了“折俸”的现象。统治者大量赏赐，管理者监守自盗，这些情况使大量内府书画收藏流落民间。与此相对应的是，明代的私家收藏极为繁盛。当时，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富商名流，涌现出大量的收藏者。而江南富庶之地则是收藏最为活跃的地方，出现了项子京、董其昌这样的大收藏家。
清初的统治者不太重视收藏，大量收藏被赏赐给臣子。到了康熙时期，受汉文化的影响，皇帝的文化素养有所提高，开始意识到文物的宝贵，因此，极少将书画收藏赏赐给大臣，并有意识地保护起来。到了乾隆时期，内府收藏得到了大量充实，由于乾隆帝有良好的汉文化教育，而其本人还非常喜欢书法，因此对书画有极大的兴趣，所以大量收藏书画珍品，甚至巧取豪夺。因此，到了清代中期，具有较高收藏价值的书画都已进入内府，民间收藏只能转移目标。
三、李宗瀚的收藏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李宗瀚也不可避免地沾染收藏之风，但其鉴藏绝非是附庸风雅的。近代梁启超将其誉为乾嘉以来著名的考古学者之一，证明李宗瀚在鉴藏方面有一定的造诣。由于祖辈经商的成功，使得李宗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因此，他于嘉、道年间收集了大量珍贵的传世善本碑帖，成为当时著名的碑帖收藏家之一，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当属“临川四宝”。此外，还有很多善本碑帖精品。其收藏的特点即全是拓本，而无墨迹本。
《启法寺碑》《孔子庙堂碑》《孟法师碑》《善才寺碑》，此四种拓本合称临川四宝。《化度寺塔铭》《虞恭公碑》《李秀碑》《越州石氏帖》《多宝塔碑》《夏承碑》，此六种拓本加上四宝中的四种合称临川十宝。
此外，还有《李玄靖碑》《孔颖达碑》《黄庭经》，定武《兰亭序》（宣城本），《方圆庵记》拓本，《大观帖》《淳化阁帖》四、六、七、八卷，《书谱》拓本，《裴镜民碑》《升仙碑阴》《祝府君碑》《邕禅师塔铭》，褚遂良摹《兰亭序》刻本，怀素《论书帖》刻本。
李宗瀚的碑帖收藏是清代中期碑帖收藏的一个缩影，其历经乾、嘉、道三朝，收藏活动主要在嘉、道两朝。乾隆对书画有极大的占有欲，并且喜欢强取豪夺，将大量珍贵的书画收进皇宫。上有所好，臣子则更加迎合，因此，大臣们又将大量搜罗而来的珍贵书画进献给皇帝。因此，在乾隆时期，重要的私人收藏，几乎都已经进入了皇宫，与普通文人隔绝，私人收藏则不得不转移收藏的对象，碑刻拓本收藏逐渐成为清代乾嘉以后的主要对象，因此，李宗瀚收藏的都是碑刻的拓本。当时，阮元、张廷济、缪荃孙都是收藏碑刻拓本的名家。不同的是，李宗瀚是以传统帖学书家的身份收藏碑刻拓本的，就如郭尚先、林则徐一样。所以，李宗瀚是清代中期碑帖收藏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从他的收藏情况可以窥探当时的收藏风气。
参考文献：
[1]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黄惇.中国书法史·明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3]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作者简介：刘挺，男，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书法）（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