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读着这些深得复沓手法之妙的句子，会让人产生梦幻般的感觉，无怪乎陆小曼说读了“这些神仙似的句子，会让人忘记人间有烟火味”。其实，在诗人笔下流淌出的这些“神仙似的”没有人间烟火味的句子，就是诗人吟唱的一首精神家园的恋歌，异国他乡的康桥是他心中的一方净土，是他那颗敏感的“诗心”独守的精神家园。
　　
　　（一）徐志摩的第一个心结：我不知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徐志摩的政治理想：我有我的方向。徐志摩，浙江海宁人，其父是集资建造沪杭铁路的浙江富商之一。他先后留学美、英，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是新月社的主要成员之一，后成为“新月社”的盟主。徐志摩出身豪富，又长期接受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教育，这就形成了他的关于“新的政治，新的人生”的理想。诗人把这种理想寄寓于诗中并为之放声歌唱，在诗《婴儿》中，他希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祈望那个‘“馨香的婴儿出世”；在诗《为要寻一颗明星》中，他呐喊“我要冲入这绵绵的黑夜，为要寻一颗明星”；在诗《雪花的快乐》中，他高歌“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在这充满激情的诗句中，我们可以触摸到诗人坚定且方向明确的政治理想：追求“光明”、“爱”、“自由”与“美”。
　　 徐志摩面临的社会现实：荒野里倒著一口牲口，黑夜里倒著一具尸首。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只有短短的十年（1922-1931年），而这十年正是中国阶级、民族矛盾日益加剧的十年。敏感的诗人面对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他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于是他写了诗《太平景象》，在诗中大胆揭露军阀统治的罪恶，发出对黑暗现实的诅咒；他也写了《先生！先生！》，在诗中描写劳动人民的痛苦，代替普通民众对黑暗的社会进行控诉。“荒野里倒著一口牲口，黑夜里倒著一具尸首”，这便是诗人面临的与其理想相差甚远甚至相悖的让人毛骨悚然的社会现实。
　　徐志摩是一个偏于理想的人，当初他带着平等博爱的观念从英美留学归来，希望在中国实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制度。但是，在政治上，他既不愿替统治阶级歌功颂德以粉饰太平，又不肯同当时激进的革命文人走到一起，他只是一个“没有政治灵魂”的并幻想能生活在“空中楼阁”中的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他的那种“海市蜃楼”式的政治理想必然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他的追求在现实生活中也处处碰壁。“希望不曾站稳，又毁了。”理想和现实这对不可调和也不可解决的矛盾使他的热情日益冷却，以致让他走向感伤和消沉乃至悲哀和彷徨的境地。“我不知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诗人在痛苦中思索，在思索中更加痛苦；诗人在痛苦中迷惘，在迷惘中他睁不开那双追寻“光明”、“美”与“自由”的眼睛：这就是诗人的第一个“心结”。
　　
　　（二）徐志摩的第二个心结：她的负心，我的伤悲
　　
　　徐志摩的情感世界：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徐志摩生性活泼好动，潇洒空灵。据受教于诗人的赵家壁回忆，诗人曾因学生的请求，居然将课堂迁到校园去，他靠在一棵梧桐树上就讲起课来，他的不受羁绊的个性与他的才华和谐地统一起来形成了他独特的情感世界。诗人在诗中真挚、坦率地表达了他对爱情的讴歌和追求，浪漫多情的诗人爱得撕心裂肺、忘乎所以，他要用心灵去触摸爱人身上“朱砂梅的清香”，他想“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消溶，消溶，消溶——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他甚至认为爱人“在坟墓的那一边等，等你去亲吻，等你去亲吻……”诗人追求“美”、“自由”与“爱”，他的情感世界丰富、充实、完美，恰似一个“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徐志摩的爱情结局：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徐志摩的爱真挚自然，热烈狂野，但由于过分地张扬了个性解放的因素，从而使他的爱越过了伦理道德的界限，爱情的主要成分已是一杯“痛苦”含量很高的美酒。诗人如丢失魂魄般地爱着集美貌和智慧于一身的林徽因，而林徽因最终是别人的妻子，这让他备感失落，痛苦万分；另一方面诗人拥有自己的爱人陆小曼，却在伦理道德上背叛了他，他们的家庭生活有许多难言的苦处。他曾说：“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诗人热烈追求的爱情带给他的不是“蜜甜的忧愁”，而是让洒脱不羁的诗人深深感到“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
　　“美”、“自由”与“爱”，在诗人心中沉淀凝结成一个“彩虹似的梦”，而现实生活却让他尽情品尝爱情失败的滋味。对于才华横溢、落拓不羁的诗人来说，爱情的失败不仅让他在“梦的悲哀里心碎”，而且导致他对爱情的放纵。在诗《深夜》、《别拧我，痛》中诗人开始描写男女之间的戏逗、调笑，弥漫着对爱情失落的悲哀，笼罩着失望颓废的情绪色彩。“她的负心，我的伤痛”，是徐志摩的第二个“心结”。
　　 理想在现实中碰壁，热烈地追求爱情却落得独自一个啜饮爱情的苦酒，是郁积在诗人心中两个解不开的结。但灵性十足的诗人骨子里充满了对“美”的憧憬，对“自由”的畅想。他曾说：“让我们有一天，大家都变做鹞鹰，一齐到伟大的天空，去度我们自由轻快的生活，这空气的牢笼是不够我们翱翔的。”生活在如此境况中的诗人给自己取了一个很有江湖味的笔名“云中鹤”。“鹤”是一个特殊的意象，诗人取笔名“云中鹤”，多少寄托了他的愿望——脱离这个罪恶而又让他沮丧的尘世，去搜寻心灵的栖息地，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个久眠于心的愿望直到1928年才得以实现。1928年7月底，诗人第三次游历欧洲，在一个晴朗的下午，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康桥——诗人几年前曾在此读书和生活过，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是西方社会馈赠给诗人心灵的一方圣地。诗人一直对康桥怀有特殊的感情，漫步其中，七八年前的一幕幕重新展现在他眼前，那种如诗如画的与其现实处境形成鲜明对照的生活图景让诗人神往、陶醉、恋恋不舍，追求“美”、“自由”与“爱”的诗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他那颗疲惫、受伤、痛苦的心灵也终于找到了理想的栖息地。于是，那些“神仙似”的句子开始在他心中酝酿，并最终从他的性灵深处汩汩流淌出来。在“康桥世界”里，诗人想象“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那榆阴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就连那“夏虫”也为多情而忘情的诗人“沉默”。诗人与“康桥世界”达到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和谐，诗人即便是来也要“轻轻地来”，走也要“轻轻地走”，甚至甘心在“康河的柔波里做一条水草”。面对“康桥世界”，诗人欲说还休，欲走还留，对康桥的神往、眷恋之情绵绵无尽。因此，可以说，一首《再别康桥》就是一首诗人写给自己精神家园的恋歌。
　　[作者通联：湖北孝昌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