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出生于叙利亚的诗人阿里·阿赫迈德·萨义德·阿斯巴尔，笔名阿多尼斯，有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他一生跌宕，早年进入大马士革大学学习，曾入伍服役，也曾因参加左翼活动而入狱。1956年，他被迫迁居黎巴嫩贝鲁特，创办诗刊并逐渐脱离政治。1980年，他躲避黎巴嫩内战烽火，前往巴黎。目前定居巴黎，是巴黎大学的一名教授。
　　各种因素似乎都对阿多尼斯获奖有利。
　　阿多尼斯是一个流亡者，祖国是“注定被逐而离去的地方”。但在上世纪以来，流亡者与坚守者的角色往往融为一体。坚守者以身坚守，心却早已流亡，流亡者则以身流亡，心则始终坚守。阿多尼斯兼流亡者与坚守者于一身，只是，他所坚守的不是叙利亚，不是国家，而是文化中所珍视的那部分。
　　作为一个诗人，阿多尼斯对阿拉伯文明的倒退痛心疾首。他以G城为隐喻，写下“二十世纪之后来临的，是公元十世纪”这样的诗句。从根本上说，阿罗尼斯走的不是现实主义这条道路。他更关注阿拉伯的灵魂世界，现代化进程。这和诺奖文学奖设立的基本原则“推动文化发展”和“促进优秀文学家为全世界所接受”相契合。
　　再从诺奖与国际时政的关系来看。诺奖评选中，真的只考虑文学价值，不考虑政治取向吗？答案是否定的。举几个评奖结果与国际时事“暗合”的例子。比如，冷战初期颁给了两位根本不从事文学创作的罗素、丘吉尔，只因他们都是资本主义阵营里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领袖。再比如1985年、1970年两次颁给了与苏联作协闹矛盾的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而且都是作品刚一出版就颁给他们了。事实上，诺贝尔文学奖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奖，反而与国际时局联系得非常紧密。
　　2016年的时局会“助攻”阿多尼斯。2015年9月 2日凌晨，3岁叙利亚小难民艾兰·库尔迪的遗体漂上土耳其海滩，其面朝下趴在沙滩上仿佛睡着了的遇难照片震惊世界。这场由战争导致的难民潮已达到上世纪40年代后最大的规模，难民中80%来自阿多尼斯的祖国叙利亚，叙利亚难民成了2016全球最为关注的热点。如果把奖颁给一生批评阿拉伯世界，反抗极权的叙利亚人阿多尼斯，看来很合适。
　　最后从诺奖分布来看。近年来，诗歌是被诺奖忽视的文学类型，上一次诗人得诺奖是五年前的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而再上次已经过去了20年，得奖者是波兰人辛波丝卡。也就是说，诗人在20年间只拿过一次诺奖，这个比例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了。
　　从2009年德国人赫塔 ·米勒，到 2016年美国人鲍勃·迪伦，这 8年中，评委把奖给了 8个国家的作家。不仅如此，这 8个人使用了德语、西班牙语、瑞典语、中文、英语、法语、俄语 7种语言来写作，其中有联合国 6大官方语言（中、英、法、俄、西、阿拉伯）的 5种，只差阿拉伯语了。阿多尼斯尽管定居巴黎，但仍在用自己的母语阿拉伯语写作。
　　再看国籍，国籍是绑住评委的最大枷锁。诺奖评委也是人，也怕受到指责，最怕的就是说他们“目光短浅，只知道某某地区的作家，没有宏观的国际眼光等等”。所以，尽量把获奖人的地域区隔开，起码表面上搞出一种“我们特别有全球视野”的样子来，成为诺奖评委的选择。再回到2009年至2016年的获奖人的国籍，分别是：德国、西班牙、瑞典、中国、加拿大、法国、白俄罗斯、美国，中东国家缺席。
　　阿多尼斯在诗歌界的成就，多次获得世界范围内的诗歌大奖。所以，阿多尼斯对这个时代弥足珍贵，所以，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我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