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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地震发生后，新华社领导立即派我赶往唐山做现场采访。在唐山灾区采访期间，我每天奔走在满目疮痍的瓦砾中，亲眼目睹了众多家庭房倒屋塌亲人罹难的惨状。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季，酷暑中到处散发着尸体腐败的气味，整个唐山从南到北到处是生者痛失亲人的嚎啕哭声。
几天采访下来，我凭借一个新闻记者的直觉感到，这场震惊世界的大地震的死亡人数绝不是十万八万的小数目。为了真实反映这场浩劫造成的灾难程度，我开始想方设法了解死亡人数，然而由于当时历史原因造成的种种限制，全国各路记者始终没有采访到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一直到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全部结束，有关部门也没有公布人员死亡情况，死亡人数就像谜一样萦绕在人们心头。
一转眼3年时间过去了，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依然扑朔迷离、讳莫如深，由于时间拖得太久，引得国内外各种猜测、议论不断……
1979年11月17日至22日，全国地震工作会议暨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在大连市棒棰岛宾馆召开，我作为新华社当年参加过唐山大地震报道工作的记者，受领导指派到大连参加会议报道工作。
会议按照预定程序进行得很顺利，最后一天，有关方面领导向与会的地震专家们通报了3年前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听到这个数字，出于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我立即觉得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新闻信息，是全国和全世界等待已久的重大新闻，自己作为参加会议报道的记者，有责任把这条消息发出来，把真相告诉全世界。
基于这种认识，我抓紧时间写好了一篇题为《1976年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的稿件，迅速送给担任大会秘书长的国家地震局一位处长审核、签发。由于稿件直面拖了3年之久的死亡数字，为了能够获得批准，送审时向我向秘书长提出了3条理由：1.地震发生已经3年了，伤亡情况应该报道，因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始终非常关心，同时外国人也很关心，再不报道我们会更被动；2.几年来国内外猜测不断，传言很多，对地震死亡人数众说纷纭，如果不在这个召开全国地震会议的时候报道，各种传言会更多；3.地震是一种自然灾害，与政府行为无关，在这样一个时机进行报道，也很合理。
秘书长认真看完稿件，听了我的要求和理由，仍有些犹豫，于是问我：“你这篇稿件一定要今天发吗？”看着秘书长有些拿不定主意，我心里明白，他是想把稿件带回北京请示更高的负责人，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但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感告诉我——必须努力争取尽快将此稿发出！于是我态度十分坚决地说：“我认为一定要今天发，因为新闻讲时效性，不能发过时的消息！”
秘书长听完我的话，又看了一眼手中的稿件，依然在犹豫，我立即补充说：“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并不是人为因素所致，与政府和专业部门没有直接关系。如果等回到北京后再经过各级领导层层审阅，新闻的时效性将大打折扣。”看着我真诚的态度，秘书长也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了我的意见，拿起笔在稿件上签了字。
得到批准后，我立即将稿件传往北京新华社总社对外部，20世纪70年代末的通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条件有限，我只好拿着电话边读稿，边让北京的同事做记录。当年我写稿子的时候还有一个小秘密。那次会议上，有关方面将1976年唐山地震为什么事先没有预报出来作了总结，讲了3个理由：一是帮派体系干扰；二是没有明显前兆；三是地震预报科学不发达。而我在写稿时，有意去掉了第一个原因，因为我认为，第一个理由是把自然灾害往政治因素上靠，有些牵强，就把它删掉了，稿子中就写了后两条理由，没想到，后来新华社发稿时把那两个原因也去掉了，所以在对外公布的稿件中，就没有了这样一段文字阐述。
这一消息发出后，顿时引起很大的轰动，我也被说成了新闻界对外公布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第一人。后来经常有人问我：“你当时为什么这么强烈要求报道地震死亡人数，还主动向秘书长提出自己的理由？”
那时对这件事，我是这样认识的：当时虽然地震发生已经3年多了，但与地震相关的报道还是很多，因为那几年我国地震发生的比较频繁。因此地震报道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大家都非常关心。我之所以要求公布死亡数字，源于我对党的方针政策的了解，对新闻工作者职责的明晰，对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有一个基本判断。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我会做出判断，遇到重大新闻，写不写是我作为记者的职责问题，至于上级有关领导签发不签发那是另一回事，但作为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事件的报道方面，该坚持的我一定要坚持！该争取的也一定要争取，决不能有辱使命！
报道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后，我对灾难性、突发性事件报道更加关注，并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思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自然事故肯定与政府无关，责任事故则能反映政府管理上的一些问题，如果发生事故能够及时报道，可以迅速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分析原因、总结教训。因此我一直呼吁：对于灾难性、突发性事件，即使是人为的原因，也要及时报道，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深刻吸取血的教训，才能使政府进一步提高行政能力，才能使事故的发生频率降低再降低。
值得称道的是，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我国对灾难性、突发性事件的新闻报道逐步放开，尤其2003年“非典”以后有了很大进步，一些相关制度也逐步完善起来。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发生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新闻媒体立即行动，及时、准确、公开报道了与地震有关的一切重大新闻，赢得了全世界的广泛赞誉，这些报道向世人昭示，我国灾难性、突发性事件的新闻报道机制已经完全建立。
几天采访下来，我凭借一个新闻记者的直觉感到，这场震惊世界的大地震的死亡人数绝不是十万八万的小数目。为了真实反映这场浩劫造成的灾难程度，我开始想方设法了解死亡人数，然而由于当时历史原因造成的种种限制，全国各路记者始终没有采访到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一直到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全部结束，有关部门也没有公布人员死亡情况，死亡人数就像谜一样萦绕在人们心头。
一转眼3年时间过去了，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依然扑朔迷离、讳莫如深，由于时间拖得太久，引得国内外各种猜测、议论不断……
1979年11月17日至22日，全国地震工作会议暨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在大连市棒棰岛宾馆召开，我作为新华社当年参加过唐山大地震报道工作的记者，受领导指派到大连参加会议报道工作。
会议按照预定程序进行得很顺利，最后一天，有关方面领导向与会的地震专家们通报了3年前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听到这个数字，出于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我立即觉得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新闻信息，是全国和全世界等待已久的重大新闻，自己作为参加会议报道的记者，有责任把这条消息发出来，把真相告诉全世界。
基于这种认识，我抓紧时间写好了一篇题为《1976年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的稿件，迅速送给担任大会秘书长的国家地震局一位处长审核、签发。由于稿件直面拖了3年之久的死亡数字，为了能够获得批准，送审时向我向秘书长提出了3条理由：1.地震发生已经3年了，伤亡情况应该报道，因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始终非常关心，同时外国人也很关心，再不报道我们会更被动；2.几年来国内外猜测不断，传言很多，对地震死亡人数众说纷纭，如果不在这个召开全国地震会议的时候报道，各种传言会更多；3.地震是一种自然灾害，与政府行为无关，在这样一个时机进行报道，也很合理。
秘书长认真看完稿件，听了我的要求和理由，仍有些犹豫，于是问我：“你这篇稿件一定要今天发吗？”看着秘书长有些拿不定主意，我心里明白，他是想把稿件带回北京请示更高的负责人，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但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感告诉我——必须努力争取尽快将此稿发出！于是我态度十分坚决地说：“我认为一定要今天发，因为新闻讲时效性，不能发过时的消息！”
秘书长听完我的话，又看了一眼手中的稿件，依然在犹豫，我立即补充说：“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并不是人为因素所致，与政府和专业部门没有直接关系。如果等回到北京后再经过各级领导层层审阅，新闻的时效性将大打折扣。”看着我真诚的态度，秘书长也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了我的意见，拿起笔在稿件上签了字。
得到批准后，我立即将稿件传往北京新华社总社对外部，20世纪70年代末的通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条件有限，我只好拿着电话边读稿，边让北京的同事做记录。当年我写稿子的时候还有一个小秘密。那次会议上，有关方面将1976年唐山地震为什么事先没有预报出来作了总结，讲了3个理由：一是帮派体系干扰；二是没有明显前兆；三是地震预报科学不发达。而我在写稿时，有意去掉了第一个原因，因为我认为，第一个理由是把自然灾害往政治因素上靠，有些牵强，就把它删掉了，稿子中就写了后两条理由，没想到，后来新华社发稿时把那两个原因也去掉了，所以在对外公布的稿件中，就没有了这样一段文字阐述。
这一消息发出后，顿时引起很大的轰动，我也被说成了新闻界对外公布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第一人。后来经常有人问我：“你当时为什么这么强烈要求报道地震死亡人数，还主动向秘书长提出自己的理由？”
那时对这件事，我是这样认识的：当时虽然地震发生已经3年多了，但与地震相关的报道还是很多，因为那几年我国地震发生的比较频繁。因此地震报道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大家都非常关心。我之所以要求公布死亡数字，源于我对党的方针政策的了解，对新闻工作者职责的明晰，对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有一个基本判断。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我会做出判断，遇到重大新闻，写不写是我作为记者的职责问题，至于上级有关领导签发不签发那是另一回事，但作为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事件的报道方面，该坚持的我一定要坚持！该争取的也一定要争取，决不能有辱使命！
报道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后，我对灾难性、突发性事件报道更加关注，并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思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自然事故肯定与政府无关，责任事故则能反映政府管理上的一些问题，如果发生事故能够及时报道，可以迅速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分析原因、总结教训。因此我一直呼吁：对于灾难性、突发性事件，即使是人为的原因，也要及时报道，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深刻吸取血的教训，才能使政府进一步提高行政能力，才能使事故的发生频率降低再降低。
值得称道的是，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我国对灾难性、突发性事件的新闻报道逐步放开，尤其2003年“非典”以后有了很大进步，一些相关制度也逐步完善起来。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发生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新闻媒体立即行动，及时、准确、公开报道了与地震有关的一切重大新闻，赢得了全世界的广泛赞誉，这些报道向世人昭示，我国灾难性、突发性事件的新闻报道机制已经完全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