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牛顿关于万有引力的灵感，来自于一个苹果的激发。自牛顿以后，科学有了长足的发展，有更多天才的心灵受到了激发，还出现了一种奖励天才创造的奖项——诺贝尔奖。2012年春天笔者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故地重游，看到芝大骄傲地宣传：有71位诺奖获得者曾经或正在芝大学习、研究或执教！何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呢？总不会是芝加哥苹果树多吧？
　　我们有了计算机，能上Internet，却渐渐忽视了那个使知识不断涌流的内在源头——创造知识的心灵和激发心灵的机制。
　　今天，我们已经熟知“激励”这个词。但它更多地被用于对手、脚或嘴的激励：对工作过程和工作绩效严密考核，或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激励工人们干活。然而对靠创造性思维工作的人，外在的监督毫无意义；又由于创造性思维的特殊性，根本无法直接利用市场的竞争力量。创新型产品的特点是，很难产生却很容易再生产。创新型产品一旦被别人无偿地复制，生产者就不能获得相当的回报，那么创造财富的活动也就不能继续下去。因此在早期，那些在创新上有贡献的人，大多有着优越的家庭背景。到后来，人们对激励创新型生产的形式做了长期的探索。在近代早期，西方各国对科学技术的激励靠的是政府对发明创造的奖金，如西班牙、荷兰和英国都曾为发明测定经度的计时钟进行高额赏金；后来也有些富裕的企业主支付研究与开发的创新费用，如瓦特就是在这种方式下改进蒸汽机。发明者的收入也由于创新产品的市场扩张而增加。当然，还有专利法，其核心就是通过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借助于市场创新型交易评价并奖励创造知识的贡献。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就是由一个专利所有人捐赠建立的，而这个人的专利技术仅仅是在普通信封上开个窗口。
　　专利法对近代以来的技术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不能以为，专利法解决了知识创新的全部问题。我们知道，有许多基础性的创新型知识并没有直接的商业用途，它们的价值也许要在很长时间以后才会显现出来，但对整个社会，包括对有商业用途的知识创新，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解决这类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创新型生产的激励问题，就要探讨其他方法。
　　问题在于，如果不依赖于市场的价格体系，怎样才能衡量知识与创新的价值，从而做出相应的激励安排呢？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一是靠试错，一是靠竞争。简单地说，试错就是理论与现实的互动，竞争则是理论之间的互动。通过试错，我们检验一个理论的解释力和预见力，这是一种理论学说的价值所在；通过竞争，我们发现哪种理论更有解释力，或更有表达力。某种创新知识越有解释力和表达力，掌握该创新知识的人和社会就越能从中获益，尽管获益的方式不见得立竿见影。理论的解释力在试错中提高，在与已有理论和现实的冲突中再创新。借助于试错和竞争，一个学术机构和一个社会才能对创新型知识做出近似的评价。
　　有了评价，就应依据评价进行激励。当然，实现激励的操作与对创新型的评价一样，需要竞争的压力。一个有效的面向“创新型生产”的激励机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民间化和多元化的学术研究体系。当众多的研究机构竞争有限的社会资源时，才会在机构内部更仰仗于有创造力的学者，才有可能对学术贡献做出正面的激励。凭借这样一种激励机制，那些蕴藏着创造力的心灵才有可能获得激发，因而，它是任何一个学术机构的灵魂。没有对心灵的激发，任何关于创新的议论都显得过于奢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