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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欲收购 《明报》 的传闻大概是2015年底传媒圈最热话题，网友调侃马云是因为爱看金庸小说才萌生此意。在内地读者印象中，提起 《明报》 首先想到金庸，《明报》 为金庸一手创办，他的《神雕侠侣》 《倚天屠龙记》 《天龙八部》 《笑傲江湖》 等名作都是在 《明报》 连载发表，成就了《明报》 巨大的发行量，内地读者也多是因为武侠小说才知道 《明报》 这张报纸。
但是，《明报》 不是一张小说报，而是持续了民国文人办报传统的报纸，这与金庸的早年经历密不可分。
金庸进入报界，是在民国三十五年 （1946） 的岁末，担任 《东南日报》 的外勤记者。其时，民国报人的典范、《大公报》 创始人之一张季鸾已经病逝5年。1947年的年中，金庸也进入了如日中天的《大公报》，报馆负责人是王芸生。
1948年3月，金庸被派往香港，为 《大公报》香港版效力，顶头上司是另一位 《大公报》 的创始人胡政之。然而金庸到港未及一月，胡政之便被迫离港回沪就医。金庸从此留港，直到1957年冬天离开 《大公报》，开始了创立 《明报》 的独立报人生涯。
这10年，恰恰是 《大公报》 转型的10年。天津的 《大公报》 改名为 《进步日报》，上海与重庆的《大公报》 则风雨飘摇，并被毛泽东明令指派“分工报道国际新闻与财政新闻”。王芸生在此期间写下长篇回忆录 《1926年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其子王芝琛说：“后来我看了，简直是心惊肉跳，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报头上扣屎盆子啊，一盆一盆的！”有知情人士告诉过王芝琛，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曾私下指示：不把 《大公报》 批倒批臭，无产阶级新闻观就立不起来。（王芝琛 《彻头彻尾的新闻人》）
后来金庸曾这样评价 《大公报》：“当时在中国它是最有地位 （但销数不是很多） 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我从学生时代就很喜欢这样一份报纸。后来到香港，我也在 《大公报》 服务。但后来它改变路线，和过去的传统完全断绝。”
接续民国报业传统
我们可以推想，虽然 《明报》 （本来起名为 《野马》） 一开始只是想办成一份没有新闻的小说小型报，但一旦出于市场敏感（据说是听从报贩建议），金庸与沈宝新决定将 《明报》 从四开改成对开，变成“有新闻的日报”，负责编辑部的金庸，当然会将他最为熟稔的 《大公报》 理念与架构，照搬到 《明报》 来。
民国时代的 《大公报》，就理念来说，是自张季鸾到王芸生都坚持的“文人论政”。更为人熟知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则是《大公报》 自我确立的“报格”。“四不”是由“文人论政”这一理念决定的，因为文人办报，不隶属于政府，也不接受财团资助，只靠销量与广告维持，所以有实行“四不”的可能性。
中国报业，自晚清以来，就难以摆脱对官对商的依赖，1916年，李大钊曾猛烈批评中国报业“为经济所困而呻吟于势力者之前，仰人鼻息，以供其驱策之用”。
为了实现独立自主的舆论理想，李大钊加入同人刊物 《新青年》，但 《新青年》 却在1917年底因为“不能广行”而遭到出版方群益书社“中止”的威胁，如果不是碰上五四运动大潮，这份销量不佳的同人刊物照样岌岌可危。
第一份没有政治背景，能靠自身盈利维持的报纸，当属邵飘萍的 《京报》。
《京报》 的成功，正是依靠邵飘萍个人言论的力量，如他在五四运动前夕大声疾呼“必使政府听民意”，更重要的是，邵飘萍“十分重视利用和依靠社会力量”，自己担任北京大学新闻学讲师，并创办 《京报副刊》 《莽原》 等23个副刊，有效地建立了文人集团与公共舆论之间的联系。正是遵循邵飘萍的榜样，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联手创办新记 《大公报》，让“文人办报”“文人论政”成为现实。
不过，张季鸾抗战时在 《抗战与报人》 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报纸正从清末民初的“英美式的自由主义”的“文人办报”逐渐“循着资本主义的原则”过渡到“商业化”的“大规模经营”。他认为，“此种商业性质，其本身限制了言论自由，但因经济雄厚之故，对于报人职业的独立，却增加了保障”。
金庸身在 《大公报》 十余年，耳濡目染，对民国报业发展的历程不可能一无所知。事实上，看《明报》 创办之后的方针与道路，与上述民国报业的路径大致相符。
金庸自己出身左派 《大公报》，但在 《明报》创始之初，便在社评中反复强调“立场超然”，如1959年10月16日社评：“本报自称不左不右，绝对中立。（香港报纸）真正中立者惟 《明报》 一家。”后来又更明白地说明“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反共人士”（1960年2月21日社评）。1963年，金庸更是提出了“明辨是非，积极中立”，并解释道 《明报》 “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1963年1月17日）。
终于还是“文人办报”
《明报》 初创，并非有什么宏图大志，金庸与沈宝新都很现实地把赚钱放在第一位。如开设股评版、马经版，大登明星八卦与情色凶杀新闻，而且每逢销量下滑，便放出更多的艳照艳闻这一法宝 （沈宝新唯一坚持的报格，是 《明报》 不接受色情广告）。
依照金庸的本意，《明报》 应该像 《成报》 那样办成“粤港报纸”，所以 《明报》 从语言上，无论社评还是小说，都刻意地使用并非金庸等撰稿人熟悉的粤语。金庸在早期小说如 《书剑恩仇录》 《碧血剑》 中，即掺杂了不少的粤语词汇。《明报》初创，社评里也出现过“系嗰部近代历史读起上嚟最为冇瘾，唔系割地，就系赔款，又或者派大臣登门道歉，嗰时做正中国人，真系衰之极矣”这样风格的词句。
这也是从晚清报纸起就喜欢玩的花样。不过《明报》 的方言特色也坚持不下去。这说明金庸办报，本土化并非他的优势所在。他的优势在于承继大陆的“文人办报”传统，以及由这种传统发展出的“新闻自由”“文人论政”“积极中立”等等特色。 其时的香港，也正处于人口急剧膨胀、经济即将起飞的当口。经济格局的定型，法治社会的建立，意识形态的冲突，都在这块小小的土地渐次展开。《明报》 的创立，如果刨去它与香港大部分报纸的共同点，它的特色，还是在“文人办报”这一点上。
众所周知，《明报》 向“知识分子报纸”转型的标志性事件是1962年的“五月人潮”。面对大陆逃港的难民潮流，港英政府与北京方面的共识都是“不予报道”，《明报》 作为标榜中立、但与左派报纸交好的一份报纸，报道难民潮当然会顶着巨大压力。事实上，金庸也是在编辑、记者的强烈要求下，才逐渐放开对难民潮的报道，并呼吁向难民捐款捐物，呼吁港英政府以民生为本。
这次事件，很能看出金庸作为 《明报》主事人，办报理念与性格中的矛盾之处。一方面，金庸有商人的特质 （初三就曾编售生平第一本畅销书《献给投考初中者》），即所谓“企业家精神”，和气生财是商家信条，尤其面对的是港英政府与左派友报这样的连根连须的庞然大物。而另一方面，金庸身上有民国的报人传统，即张季鸾所谓“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金庸两年后曾在社评中回顾当时的心路历程：“我们明知这会得罪许多朋友，会使得我们以后一生的日子很不平安，会使我们负上许许多多的罪名。然而，《明报》 刊登过许多武侠小说，我们赞扬坚持正义的心灵，难道在说了许多年风凉话之后，当自己遇到危机的时候，就去做卑鄙无耻的小人么？”（1964年12月8日）
研究金庸者，往往喜引陈平原 《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 的这段话：“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入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政论之间的巨大张力。”加入政论家金庸的角度，固然可以丰富金庸小说的解读，反过来，小说中的情怀，也不可能与现实政治完全区隔。
有论者总结 《明报》 的报业精神为四项：“高举儒家思想”“强烈的民族意识”“崇尚自由”“反战”。揆诸自1959年至1992年的 《明报》，这四项大体成立，但考察具体的新闻个案，则该四项精神未必没有扞格之处。如在 《明报》与左派报业“要裤子还是要核子”的论战中，《明报》“宁要裤子，不要核弹”的立场，当然有儒家“民胞物与”的影响，但在对方看来，却是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恶毒反华”“大发其污蔑祖国的妖论”；再如金庸对自由的崇尚与追求尽人皆知，一曲 《笑傲江湖》 倾倒万千读者，“五月人潮”事件中反对港英政府，“文化大革命”中屡屡批评北京，都被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表率，然而1960年台湾当局拘捕 《自由中国》 发行人雷震，制造震惊中外的“雷震案”，台岛内外自由主义者纷纷声援，胡适只因保持沉默，便招致诸多自由主义者不满，认为有损胡适晚节。金庸身处港岛，并无政治压力，却主动支持台湾当局，认为“如雷震之徒，尽管捉之”（1960年9月6日）。究其因，是金庸认为雷震“受美国人之大力支持”，“主张由美国人监督中国内政，又主张成立‘中台国’”，他支持台湾当局逮捕法办雷震，是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将“言论自由”放在了一边。即如 《明报》 在成名之役“五月人潮”报道中，既反抗港英当局与左派报纸的新闻封锁，也时时要求读者“顾全大局”，反对与港英当局的当面暴力冲突。金庸个人办报理念与政治思想的矛盾之处，让 《明报》 的立场随时势而移易，并非一成不变。
“一人报纸”的利弊与困境
虽然张季鸾提出中国报业当向商业化的大规模经营转化，但从邵飘萍到张季鸾，再到王芸生，民国最典型的报业运作方式仍是“一人报纸”。如王芸生经常说：“《大公报》 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 《大公报》。”
《明报》“五月人潮”报道的逆袭，虽然有记者与编辑施加压力的成分，但最终大规模报道的决策仍然出自金庸独断。纵然 《明报》 后来已经成为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员工多达600人，金庸仍然牢牢控制着“社评”与“副刊”两大块。
大部分社评由金庸亲自撰写，联系知识界的副刊，编辑既无约稿权，也无退稿权，连作者稿费都是金庸一言而决。1989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4位研究生曾去函香港多家报社，指传媒为“社会公器”，老板不应私用社评来阐释自己立场。然而金庸回应说：“报纸是股东的私有财产，不是公众的公器。报社内员工与老板只有雇工与雇员的关系，没有新闻自由的关系。新闻自由是报社对政府当局争取的，不是员工在报社内争取的。”
金庸更在私下举 《泰晤士报》 《纽约时报》 《时代周刊》 等世界知名报刊为例，强调“全世界不论资本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中，并无哪一家传媒的工作人员可享有独立的‘新闻自由’，作此解释者，新闻工作人员自抬身价的幻想而已”（《金庸与〈明报〉》）。
金庸创办 《明报》 之初，心仪是某种“家庭式”的报社架构，“大家最好像一家人般住在一起，所有员工都是家庭的一分子，工厂和住宅都在一起”。这或许是他初来香港时 《大公报》 类似的管理模式影响所致。金庸与沈宝新又鼓励员工在报社内部兼职，一人开两三个人的活儿，拿一个半人的薪水。员工长期没有规制的福利与保险，但有急事可以找金庸和沈宝新借钱，以致很多员工称沈宝新为“老豆 （老爹）”。金庸与沈宝新分工明确，一人管编辑部，一人管经理部，很多人都说这对搭档是张季鸾、胡政之的翻版，也即继承了“文人办报”和“同人报”的报业传统。
然而，《明报》 越做越大，有集团化的趋势。金庸像诸葛亮一样事必躬亲，自己殚精竭虑不说，确乎难以为继。金庸对此事早有知觉，曾有言曰：“《明报》 内部所有的人只听我一人的话，可以说是成功，也是失败。成功是效率高，要办什么马上可以办到；失败是我离开了，事情就办不成了。”
从金庸1989年卸任社长，只担任集团公司董事长，另组行政委员会，到1991年3月22日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再到当年年底把 《明报》 卖给于品海，金庸一直希望 《明报》 能摆脱“一人报纸”的困境。他反复强调：“报馆由一个人控制，一个人死了，报纸就不能生存；要是制度化了，即使个人被暗杀，报纸还是可以营运下去。”“我要使 《明报》 公众化，让许许多多人来参与，否则我一旦死了，《明报》 四分五裂，就此垮台。”
自1992年起，《明报》 已很难称为“金庸的 《明报》”，但金庸心心念念的“制度化”“公众化”却未见真正地实现。《明报》 的销量与影响力均大不如前，再也不能像前30年那样，在华语舆论场掀起风潮。虽然与舆论环境的变化不无关系，但 《明报》 脱离金庸的控制之后，不仅没走上“最好的中文报纸”之路，反而丧失了鲜明的“一人报纸”特色，沦为各方面都相对平庸的大众报纸。
民国报业“文人办报”“一人报纸”的特色，适合当时舆论界低成本、低门槛的特点，比较容易让有识有才之士，完全发挥自己的独特资源，赢得巨大的影响力。而在资本竞雄的21世纪，报业的形貌与运作都有着质的变化，信息的碎片化倾向，新媒体的崛起，“读者”向“用户”的转变，都让金庸式的凭一支健笔白手起家，成为再难复现的神话。
放在世纪为尺度的中国报业谱系内考察，金庸的 《明报》，诚可以称为“最后一份民国报纸”。自此之后，没有一份报纸会跟一名文人再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也没有一份报纸能够30年保持主事者的个人特色而不变。一段历史的终结，让人唏嘘感慨又无可奈何。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3期）
但是，《明报》 不是一张小说报，而是持续了民国文人办报传统的报纸，这与金庸的早年经历密不可分。
金庸进入报界，是在民国三十五年 （1946） 的岁末，担任 《东南日报》 的外勤记者。其时，民国报人的典范、《大公报》 创始人之一张季鸾已经病逝5年。1947年的年中，金庸也进入了如日中天的《大公报》，报馆负责人是王芸生。
1948年3月，金庸被派往香港，为 《大公报》香港版效力，顶头上司是另一位 《大公报》 的创始人胡政之。然而金庸到港未及一月，胡政之便被迫离港回沪就医。金庸从此留港，直到1957年冬天离开 《大公报》，开始了创立 《明报》 的独立报人生涯。
这10年，恰恰是 《大公报》 转型的10年。天津的 《大公报》 改名为 《进步日报》，上海与重庆的《大公报》 则风雨飘摇，并被毛泽东明令指派“分工报道国际新闻与财政新闻”。王芸生在此期间写下长篇回忆录 《1926年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其子王芝琛说：“后来我看了，简直是心惊肉跳，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报头上扣屎盆子啊，一盆一盆的！”有知情人士告诉过王芝琛，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曾私下指示：不把 《大公报》 批倒批臭，无产阶级新闻观就立不起来。（王芝琛 《彻头彻尾的新闻人》）
后来金庸曾这样评价 《大公报》：“当时在中国它是最有地位 （但销数不是很多） 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我从学生时代就很喜欢这样一份报纸。后来到香港，我也在 《大公报》 服务。但后来它改变路线，和过去的传统完全断绝。”
接续民国报业传统
我们可以推想，虽然 《明报》 （本来起名为 《野马》） 一开始只是想办成一份没有新闻的小说小型报，但一旦出于市场敏感（据说是听从报贩建议），金庸与沈宝新决定将 《明报》 从四开改成对开，变成“有新闻的日报”，负责编辑部的金庸，当然会将他最为熟稔的 《大公报》 理念与架构，照搬到 《明报》 来。
民国时代的 《大公报》，就理念来说，是自张季鸾到王芸生都坚持的“文人论政”。更为人熟知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则是《大公报》 自我确立的“报格”。“四不”是由“文人论政”这一理念决定的，因为文人办报，不隶属于政府，也不接受财团资助，只靠销量与广告维持，所以有实行“四不”的可能性。
中国报业，自晚清以来，就难以摆脱对官对商的依赖，1916年，李大钊曾猛烈批评中国报业“为经济所困而呻吟于势力者之前，仰人鼻息，以供其驱策之用”。
为了实现独立自主的舆论理想，李大钊加入同人刊物 《新青年》，但 《新青年》 却在1917年底因为“不能广行”而遭到出版方群益书社“中止”的威胁，如果不是碰上五四运动大潮，这份销量不佳的同人刊物照样岌岌可危。
第一份没有政治背景，能靠自身盈利维持的报纸，当属邵飘萍的 《京报》。
《京报》 的成功，正是依靠邵飘萍个人言论的力量，如他在五四运动前夕大声疾呼“必使政府听民意”，更重要的是，邵飘萍“十分重视利用和依靠社会力量”，自己担任北京大学新闻学讲师，并创办 《京报副刊》 《莽原》 等23个副刊，有效地建立了文人集团与公共舆论之间的联系。正是遵循邵飘萍的榜样，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联手创办新记 《大公报》，让“文人办报”“文人论政”成为现实。
不过，张季鸾抗战时在 《抗战与报人》 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报纸正从清末民初的“英美式的自由主义”的“文人办报”逐渐“循着资本主义的原则”过渡到“商业化”的“大规模经营”。他认为，“此种商业性质，其本身限制了言论自由，但因经济雄厚之故，对于报人职业的独立，却增加了保障”。
金庸身在 《大公报》 十余年，耳濡目染，对民国报业发展的历程不可能一无所知。事实上，看《明报》 创办之后的方针与道路，与上述民国报业的路径大致相符。
金庸自己出身左派 《大公报》，但在 《明报》创始之初，便在社评中反复强调“立场超然”，如1959年10月16日社评：“本报自称不左不右，绝对中立。（香港报纸）真正中立者惟 《明报》 一家。”后来又更明白地说明“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反共人士”（1960年2月21日社评）。1963年，金庸更是提出了“明辨是非，积极中立”，并解释道 《明报》 “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1963年1月17日）。
终于还是“文人办报”
《明报》 初创，并非有什么宏图大志，金庸与沈宝新都很现实地把赚钱放在第一位。如开设股评版、马经版，大登明星八卦与情色凶杀新闻，而且每逢销量下滑，便放出更多的艳照艳闻这一法宝 （沈宝新唯一坚持的报格，是 《明报》 不接受色情广告）。
依照金庸的本意，《明报》 应该像 《成报》 那样办成“粤港报纸”，所以 《明报》 从语言上，无论社评还是小说，都刻意地使用并非金庸等撰稿人熟悉的粤语。金庸在早期小说如 《书剑恩仇录》 《碧血剑》 中，即掺杂了不少的粤语词汇。《明报》初创，社评里也出现过“系嗰部近代历史读起上嚟最为冇瘾，唔系割地，就系赔款，又或者派大臣登门道歉，嗰时做正中国人，真系衰之极矣”这样风格的词句。
这也是从晚清报纸起就喜欢玩的花样。不过《明报》 的方言特色也坚持不下去。这说明金庸办报，本土化并非他的优势所在。他的优势在于承继大陆的“文人办报”传统，以及由这种传统发展出的“新闻自由”“文人论政”“积极中立”等等特色。 其时的香港，也正处于人口急剧膨胀、经济即将起飞的当口。经济格局的定型，法治社会的建立，意识形态的冲突，都在这块小小的土地渐次展开。《明报》 的创立，如果刨去它与香港大部分报纸的共同点，它的特色，还是在“文人办报”这一点上。
众所周知，《明报》 向“知识分子报纸”转型的标志性事件是1962年的“五月人潮”。面对大陆逃港的难民潮流，港英政府与北京方面的共识都是“不予报道”，《明报》 作为标榜中立、但与左派报纸交好的一份报纸，报道难民潮当然会顶着巨大压力。事实上，金庸也是在编辑、记者的强烈要求下，才逐渐放开对难民潮的报道，并呼吁向难民捐款捐物，呼吁港英政府以民生为本。
这次事件，很能看出金庸作为 《明报》主事人，办报理念与性格中的矛盾之处。一方面，金庸有商人的特质 （初三就曾编售生平第一本畅销书《献给投考初中者》），即所谓“企业家精神”，和气生财是商家信条，尤其面对的是港英政府与左派友报这样的连根连须的庞然大物。而另一方面，金庸身上有民国的报人传统，即张季鸾所谓“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金庸两年后曾在社评中回顾当时的心路历程：“我们明知这会得罪许多朋友，会使得我们以后一生的日子很不平安，会使我们负上许许多多的罪名。然而，《明报》 刊登过许多武侠小说，我们赞扬坚持正义的心灵，难道在说了许多年风凉话之后，当自己遇到危机的时候，就去做卑鄙无耻的小人么？”（1964年12月8日）
研究金庸者，往往喜引陈平原 《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 的这段话：“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入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政论之间的巨大张力。”加入政论家金庸的角度，固然可以丰富金庸小说的解读，反过来，小说中的情怀，也不可能与现实政治完全区隔。
有论者总结 《明报》 的报业精神为四项：“高举儒家思想”“强烈的民族意识”“崇尚自由”“反战”。揆诸自1959年至1992年的 《明报》，这四项大体成立，但考察具体的新闻个案，则该四项精神未必没有扞格之处。如在 《明报》与左派报业“要裤子还是要核子”的论战中，《明报》“宁要裤子，不要核弹”的立场，当然有儒家“民胞物与”的影响，但在对方看来，却是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恶毒反华”“大发其污蔑祖国的妖论”；再如金庸对自由的崇尚与追求尽人皆知，一曲 《笑傲江湖》 倾倒万千读者，“五月人潮”事件中反对港英政府，“文化大革命”中屡屡批评北京，都被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表率，然而1960年台湾当局拘捕 《自由中国》 发行人雷震，制造震惊中外的“雷震案”，台岛内外自由主义者纷纷声援，胡适只因保持沉默，便招致诸多自由主义者不满，认为有损胡适晚节。金庸身处港岛，并无政治压力，却主动支持台湾当局，认为“如雷震之徒，尽管捉之”（1960年9月6日）。究其因，是金庸认为雷震“受美国人之大力支持”，“主张由美国人监督中国内政，又主张成立‘中台国’”，他支持台湾当局逮捕法办雷震，是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将“言论自由”放在了一边。即如 《明报》 在成名之役“五月人潮”报道中，既反抗港英当局与左派报纸的新闻封锁，也时时要求读者“顾全大局”，反对与港英当局的当面暴力冲突。金庸个人办报理念与政治思想的矛盾之处，让 《明报》 的立场随时势而移易，并非一成不变。
“一人报纸”的利弊与困境
虽然张季鸾提出中国报业当向商业化的大规模经营转化，但从邵飘萍到张季鸾，再到王芸生，民国最典型的报业运作方式仍是“一人报纸”。如王芸生经常说：“《大公报》 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 《大公报》。”
《明报》“五月人潮”报道的逆袭，虽然有记者与编辑施加压力的成分，但最终大规模报道的决策仍然出自金庸独断。纵然 《明报》 后来已经成为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员工多达600人，金庸仍然牢牢控制着“社评”与“副刊”两大块。
大部分社评由金庸亲自撰写，联系知识界的副刊，编辑既无约稿权，也无退稿权，连作者稿费都是金庸一言而决。1989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4位研究生曾去函香港多家报社，指传媒为“社会公器”，老板不应私用社评来阐释自己立场。然而金庸回应说：“报纸是股东的私有财产，不是公众的公器。报社内员工与老板只有雇工与雇员的关系，没有新闻自由的关系。新闻自由是报社对政府当局争取的，不是员工在报社内争取的。”
金庸更在私下举 《泰晤士报》 《纽约时报》 《时代周刊》 等世界知名报刊为例，强调“全世界不论资本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中，并无哪一家传媒的工作人员可享有独立的‘新闻自由’，作此解释者，新闻工作人员自抬身价的幻想而已”（《金庸与〈明报〉》）。
金庸创办 《明报》 之初，心仪是某种“家庭式”的报社架构，“大家最好像一家人般住在一起，所有员工都是家庭的一分子，工厂和住宅都在一起”。这或许是他初来香港时 《大公报》 类似的管理模式影响所致。金庸与沈宝新又鼓励员工在报社内部兼职，一人开两三个人的活儿，拿一个半人的薪水。员工长期没有规制的福利与保险，但有急事可以找金庸和沈宝新借钱，以致很多员工称沈宝新为“老豆 （老爹）”。金庸与沈宝新分工明确，一人管编辑部，一人管经理部，很多人都说这对搭档是张季鸾、胡政之的翻版，也即继承了“文人办报”和“同人报”的报业传统。
然而，《明报》 越做越大，有集团化的趋势。金庸像诸葛亮一样事必躬亲，自己殚精竭虑不说，确乎难以为继。金庸对此事早有知觉，曾有言曰：“《明报》 内部所有的人只听我一人的话，可以说是成功，也是失败。成功是效率高，要办什么马上可以办到；失败是我离开了，事情就办不成了。”
从金庸1989年卸任社长，只担任集团公司董事长，另组行政委员会，到1991年3月22日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再到当年年底把 《明报》 卖给于品海，金庸一直希望 《明报》 能摆脱“一人报纸”的困境。他反复强调：“报馆由一个人控制，一个人死了，报纸就不能生存；要是制度化了，即使个人被暗杀，报纸还是可以营运下去。”“我要使 《明报》 公众化，让许许多多人来参与，否则我一旦死了，《明报》 四分五裂，就此垮台。”
自1992年起，《明报》 已很难称为“金庸的 《明报》”，但金庸心心念念的“制度化”“公众化”却未见真正地实现。《明报》 的销量与影响力均大不如前，再也不能像前30年那样，在华语舆论场掀起风潮。虽然与舆论环境的变化不无关系，但 《明报》 脱离金庸的控制之后，不仅没走上“最好的中文报纸”之路，反而丧失了鲜明的“一人报纸”特色，沦为各方面都相对平庸的大众报纸。
民国报业“文人办报”“一人报纸”的特色，适合当时舆论界低成本、低门槛的特点，比较容易让有识有才之士，完全发挥自己的独特资源，赢得巨大的影响力。而在资本竞雄的21世纪，报业的形貌与运作都有着质的变化，信息的碎片化倾向，新媒体的崛起，“读者”向“用户”的转变，都让金庸式的凭一支健笔白手起家，成为再难复现的神话。
放在世纪为尺度的中国报业谱系内考察，金庸的 《明报》，诚可以称为“最后一份民国报纸”。自此之后，没有一份报纸会跟一名文人再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也没有一份报纸能够30年保持主事者的个人特色而不变。一段历史的终结，让人唏嘘感慨又无可奈何。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