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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八一三淞沪会战，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是中日双方在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会战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是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而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的战役。中日双方动员兵力超过100万人，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全线撤离上海战场止，战役历时三个月。
在这场会战中，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2个旅团近30万人，最终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最精锐的国民革命军中央教导总队及八十七师、八十八师等148个师和62个旅共80余万人，统计死伤30万人。
对于中国而言，八一三淞沪会战标志两国之间不宣而战，但又是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标志着卢沟桥事变后的地区性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并彻底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计划，将狂妄的日本拖入了战争泥潭。
骄阳似火的8月，上海西郊的虹桥机场，每天起降逾500架民航班机。紧张、忙碌，却又平和、安详。这是2015年的上海。2015年的中国，举国上下正在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回顾上世纪的那场战争。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面对亡国灭种之忧，全民奋起，从容赴死，拼死抗争，终于赶走了日寇，赢得了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抗击外辱的第一次全面胜利。八年抗战异常惨烈，中国军民伤亡逾3500万人，伤亡数为二战参战国之首！中国国土大面积沦陷，然而，我们不投降！我们不妥协！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拖住了百万日军，特别是自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1年底，中国人几乎单独对日作战。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牺牲，更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卓越贡献！
因为正义的胜利，古老的中华民族得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因为正义的胜利，奠定了日后联合国的基石、国际新秩序，拥有了二战后至今70年世界大战没有再次发生的局面。
和平年代的今天，让我们将目光移回到虹桥机场。78年前的8月9日，空气像凝固了一样。
17时许，一辆福特敞篷车沿虹桥路由东向西疾驰，向虹桥机场而来……
日方挑起“上海虹桥机场事件”
这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辆军车，车上二人戎装佩枪，满脸骄狂。他们是驻上海丰田纱厂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一等水兵斋藤要藏。守卫机场的中国人出面阻止，双方争执不下。
枪声打破了表面的宁静。守卫者最初没有还击，当汽车从虹桥路转入牌坊路，日本人开枪打死了中国守卫二等兵时景哲。中国守卫终于还击。大山、斋藤被击毙于路边和车内。这就是“上海虹桥机场事件”，日本称为“大山事件”。
早在5年多以前的“一·二八”战事（又称第一次淞沪会战）后，根据《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不被允许驻扎上海，在上海的武装人员被称为“保安团”。而日军却在上海步步为营。比如1937年初《对华作战计划》中，就针对华东地区制定出了详细的战法，最终目标直指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其主要内容包括了3个师团占领上海，2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岸迂回，形成包抄南京之势。
“上海虹桥机场事件”绝非偶然，历史的经验表明，日本人主动挑事必藏阴谋。在事件发生前一个月，“七七事变”，华北战事扩大，7月28日，日本政府“训令侨居扬子江沿岸二万九千二百三十名日侨撤离”，要求侨民于8月6日撤回上海租界，在日本海军陆战队掩护下，撤离工作恰恰于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事件这一天才刚刚完全结束。
撤侨，意味着战争序幕已经拉开。撤侨完毕当天下午，大山勇夫、斋藤要藏驾车滋事。随后的“节目”按部就班。这次轮到冈本季正上场了。冈本季正——时任日本驻沪总领事。他宣称“身着海军制服之军官及水兵被中国人所惨杀”，系“对皇军的重大侮辱”，乃导致日本“全国激愤”。
这一桥段，与过往的一幕幕，何其相似乃尔？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安排满铁的所谓“守备队”，炸断沈阳柳条湖铁路。妄称东北军破坏日本人的铁路，欺负日本人。两万余众关东军仅仅用了一周时间，兵不血刃占领东北。因为国民政府不抵抗的命令，逾20万众中国东北军只得干瞪眼。
1932年1月18日，日本和尚天崎启升和水上秀雄在上海街头“遇袭”，日本海军陆战队妄称日本和尚被欺负，日本人被侮辱，紧接着的就是“一·二八”淞沪之战。即便以十九路军为代表的中国军人奋起反击，最终仍以堪称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了事。关于这起“日僧事件”的真相，直到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才公之于世——系间谍川岛芳子雇用杀手攻击在上海的日莲宗僧侣，煽动日本侨民情绪制造混乱，为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转移视线。
“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几小时以后，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就已急不可耐地下令，要求在国内待命的第八战队、第一水雷战队、第一航空战队、第一特别陆战队、第二特别陆战队，统统做好出动准备。8月11日晨，日本第三舰队19艘军舰抵达吴淞口，随舰而来的有2000名海军陆战队员。12日，第三舰队继后的5艘战舰抵达吴淞口。此时，淞沪地区的日本战舰已多达31艘，外加吴淞口外包括1艘航母在内的9艘日舰环伺。此时，在沪日本海军陆战队员近万人！
当然，这仅仅是第一拨兵马。8月10日，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要求——必须动员陆军派遣部队参战上海！陆军大臣杉山元立即唱和。次日，日军参谋本部马上拿出了派兵方案——近两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基干由驻青岛日军组成，随后继续增兵，动员规模达30万大军！
做好了要打的准备！做好了要大打出手的准备！做好了在远东第一大都市大打出手震慑中国人的准备！这一仗，是要让中国就此屈服的！
枪响了！中国人团结起来了！
让日本军阀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中国，在卢沟桥事变后已经开始全国动员，准备拼死抵抗日本的全面侵华。从今往后的中国再无可能一味挨打，再签一纸协议，求和，赔款，割地。甲午战后的《马关条约》、庚变之后的《辛丑条约》，乃至《何梅协定》、《淞沪停战协定》，日本人尝惯了中华肥腴的膏脂，骗琉球，割台湾，占东北……这一次，日本失算了。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共中央于“七七事变”次日即通电全国。通电最后如此写道：“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右：八字桥，两次淞沪抗战都在此打响第一枪。
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讲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无疑是全国总动员了！
日寇没有认清形势。即使调动数十万大军，即使准备在上海大干一场，他们还在玩“大山事件”这样的小鬼把戏。他们万万没想到，根据《淞沪停战协定》不准在上海驻军的中国，竟然想在上海“先发制敌”。
“我有一个基本观念，这一次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着。我常和人谈起，中国对付日敌，可分作三种时期：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九一八’东北之役，是第一种;‘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是第二种。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取第三种。”这是时任京沪警备司令官的张治中将军给蒋介石的建议。
更令日寇万万想不到的是，8月9日日寇谋求布局上海战役时，南京的最高国防会议上，多了三位中国将军——朱德、周恩来、叶剑英。
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是为了再次谈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事宜。蒋介石坚持向改编后的红军派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坚决拒绝，双方争论难以调和。国民政府代表康泽回忆：“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地步。”几天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难当头，国共两党谈而不决的局面随即转变。蒋介石发表讲话说：“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欲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竭诚接纳。”
中共代表周恩来后来这样回忆：“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了上海打响了，他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第十八集团军的番号。”
“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国共两党坐到了一张圆桌上，“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中国人，团结起来了。
8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秘密授权蒋介石——出师上海！
这一次，不再是偷偷摸摸以“保安队”的名义进驻。根据宋希濂将军的回忆，当头戴德国式钢盔身着草绿色军服的国军将士一夜之间突然进入上海时，上海市民惊讶不已。这是自1932年以来，在这一片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中国自己的正规军！
八十七师进至吴淞，挺进市区;八十八师进至北站与江湾之间;炮兵进入真如、大场;独立第二十旅进至南翔……
会战的第一枪，又是在八字桥打响的。在今天虹口区与闸北区交界之处的柳营路、同心路、水电路交叉口，仍能看到这座有点儿其貌不扬的小桥。当八十八师的官兵于1937年8月13日进驻于此时，老兵们尚能记起5年前的往事。那一次，八十八师被编入第五军，增援十九路军，打出了中国军人的骨气。那一次“一·二八”淞沪之战，正是从八字桥开打，把那木结构呈八字形的桥梁炸毁了。停战以后，1933年，八字桥改建为水泥结构，是虹口通往闸北的主要干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敌得之可楔入我阵地，阻断我南北联系，使我有骨鲠在喉之感;我得之进则可作为攻击之据点，守则构成全阵地体系之核心。”八十八师参谋长张柏亭在《淞沪会战纪要》中如此评价八字桥。
果然，这一次的战斗又从八字桥开始。
原本准备先下手为强的张治中，迎来了日军首先打响的“八一三”第一枪。
为什么选择了上海
“七七事变”以后，中国人确实准备全面抗战了。蒋介石第一时间复电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战事扩大。此间已准备随时增援。”他在发给南京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等人的电文中表示：“倭寇挑衅，无论其用意如何，我军应准备全部动员。”另一方面，就“七七事变”本身来说，蒋介石还曾致电当时的北平市长秦德纯，要求以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就地抵抗。
陈诚在回忆录中曾提到，“在事态万分紧急中，宋哲元的态度不够明朗，这是无可讳言的。直到七月二十六日，日寇进据廊坊，并致牒宋氏要求二十九军撤退，宋氏这时才知道委曲也不能求全，乃下令抗战，但为时已晚。其时，平津已完全陷入日寇包围中。二十八日北平撤守，三十一日天津撤守。此北方两大名城遂告沦陷。”
其实，在“七七事变”以后到7月17日之前，无论蒋介石，还是宋哲元都仍是抱有一丝幻想的，直至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蒋介石才算彻底决心抗战。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一直坚持到11月12日才完全撤出上海。
从8月13日到11月12日，恰恰是三个月。日寇号称三个月灭亡中国，可他们花了三个月时间，仅仅啃下了上海。在抗战初期，日寇汹涌之时，为何上海稍能坚持得久些？又为何正面战场的第一场大会战会发生在上海？
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其税收的来源大多在江浙，蒋介石的中央军，大多也在南京周边编练。1934年，蒋介石聘请了德国人汉斯·冯·塞克特担任军事顾问，随后又聘请了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蒋介石希冀两位德国军人能帮助他建立一支训练有素，又精干成型的义务制军队。到1930年代中期，国民革命军中，已有大约8万人接受过塞克特式的训练。然而，将全国军队整编成精干又训练有素之师，接受中央的统一号令，在1930年代中期来说，确实有点儿痴人说梦。虽然改旗易帜，但东北军依然听张学良的号令;华北，是宋哲元的;山东，是韩复榘的;西北有二马;广西有李宗仁白崇禧……想裁军、编练骨干，对于各地方来说，几无可能。而让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北上抗日，在当时根本不可能。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就持此种观点。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宣称：“和平的一切希望都已不复存在！”拉纳·米特认为：“在此之前，蒋介石一直不愿让自己的嫡系精锐之师去防守华北，因为那是一个他无法真正控制的地方。
而上海，位处南京以东300公里。当年，蒋介石正是借助沪军都督陈其美起家，上海是他政治、经济、外交等许多方面的“大本营”。调动南京到上海一线的各种力量，在蒋介石来说，还算得心应手。
另一方面，即使在“八一三”会战开打之际，蒋介石仍心存希望——如果国际上，特别是英美出面调停，是否能让事件比较和平地解决？那么，他就要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抗战决心，打出点儿样子给欧美看看。特别是上海乃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地区，无论是工商企业，还是生产方式，还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上海都是开风气之先的所在。虽然各国外交机构大多设在首都南京，可上海才是外国利益的核心所在。拉纳·米特甚至分析称：“对世界而言，中日两国在华北的磕磕碰碰，可以视为是在‘偏远地区’的小打小闹，因为那里距离上海的租界很远，并没有引起外国势力的重视。”
上海，乃至华东，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是英美在华的势力范围。如果让英美感受到日本在华东造次，是否会平衡出一丝希望？
开辟第二战场的意义
“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在8月9日，然而早在8月初，居住在上海的人们就已经闻到了硝烟味儿。8月6日，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就报道称：“成千上万的难民带着包裹和行李，如潮水般涌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
虽然日本自1931年就已经退出国联。但作为1922年《九国公约》的签署国，日本当时仍表示将参加于11月底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当然，就“八一三”战局演进与之后的九国公约会议来看，蒋介石在这方面的算盘，只打对了一半——
9月13日国联大会，中国提出申诉书。9月21日，国联开会考虑中国申诉。9月28日，国联大会决议，谴责日机乱炸。10月2日，日本外务省声明拒绝国联调解中日战争。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宣言，抨击侵略国，请各国保卫和平。10月7日，国联大会决议对中国“精神援助”。美国政府正式宣言，斥责暴日破坏公约。10月12日，国联大会决定九国公约会议定于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11月14日，英国派外相艾登出席九国公约会议，11月17日中国正式接受九国公约邀请。于是南京统帅部于10月22日特派顾维钧为出席九国会议代表。然而，早已退出国联的日本，这时亦决定随德国一样——不去参加九国公约会议了。 美国学者、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陶涵（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