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驿站”是专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各类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相当于今天的邮政所加官方招待所。进入和使用驿站都需要专门的凭证 （火牌或马牌）。使用凭证本有严格的规定，但到了明朝后期，凭证已经相当泛滥，官府滥发，民间滥用，也不管你是不是有公事，谁有本事拿到谁就可以到驿站里大吃大喝，或免费役使驿站附近的居民，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吴思在 《潜规则》 一书中提到，徐霞客当年游历全国，本无权使用公家的驿传系统。但是凭着地方官赠送的马牌，徐霞客却支使村民为他和仆人抬轿赶路。主仆加上行李，动辄要用七八个夫役。村里人手不够时，还让妇女为他抬轿。此外还要供他吃喝，有鱼有肉，“煮蛋献浆”。《金瓶梅词话》 中，西门庆要进京给蔡京奉送寿礼，“把皮箱、凉箱装了蟒衣、龙袍、段匹，上寿等物……次日，把二十扛行李先打发出门；又发了一张通行马牌，仰经过驿递，起夫马迎送。”给京官送礼是完完全全的私事，竟如此大大咧咧地揩公家油。顾诚教授在 《明末农民战争史》 中说，“随着吏治的全面败坏，驿递制度也弊窦丛生。大小官员往来于道路时，常常任意勒索夫、马，甚至敲诈‘折戟’，即令驿站提供超过实际需要的供应，其超过部分折成银子纳入私囊。
　　《儒林外史》 中提到另外一种凭证：溜子，又名“溜”、“溜单”。书中注释：这是官员出行时逐站传索供应的一种文件，豪家拿官衔片子传唤饮食游戏的供应，是借着官府势力役使人民的恶例。其性质应该与马牌差不多。《儒林外史》 第四十二回中讲，汤总兵的儿子汤大少和汤二少，参加完科举考试后累倒了，每人吃了一只鸭子，睡了一天。到十六日，叫小厮拿了一个“都督府”的溜子，溜了一班戏子来谢神。也就是说，都督府出此凭证，可以随便喊一个戏班来给自己演出。这种演出基本是免费的，即使偶尔有点赏金，估计也不够他们的开支。戏班本是私企，并非官办文工团，却要承担其职责。第四十九回中讲，“秦中书回家，写了五副请帖，差长班送了去请万老爷、施老爷、迟相公，武相公、高老爷；又发了一张传戏的溜子，叫一班戏，次日清晨伺候。”明清一带，中书就是个从七品的小官，也能随便“溜”人，“溜子”之泛滥可想而知。给人的感觉就是，老百姓乃纯正鱼肉，任由上下官员驱使，随时给他们提供各类免费服务。如果会算计，官员的工资基本可以不动了。
　　在戏曲里常常看到“肃静”的金字大牌或者灯笼，一般都是官员出行时，抬出来警告愚氓的。汤大少和汤二少去逛妓院，带着四个小厮，青天白日还要提着两对灯笼：一对上写着“都督府”，一对写着“南京乡试”。前者乃其自家庭出身，后者表明自己正要参加科举，一副即将高升的得意之色。这种招摇现在看来不可思议，古代却是彰显身份的重要方式。随着金字牌的泛滥，地方豪强和劣绅只要能弄到，也会拿来使用。严贡生带领儿子迎亲返回高要县，派手下雇了两只大船，一只坐的是新郎新娘，一只严贡生自坐。借了一副“巢县正堂”的金字牌，一副“肃静回避”的白粉底。船家十分畏惧，小心服侍，一路无话。
　　不过借来借去也容易搞出事来。《儒林外史》第九回中，高官家属娄三公子和娄四公子乘船回家，水中都是各家运送租米的船只，导致河道堵塞。忽听前面一片声响，两位公子往外一看，见上游一只大船，明晃晃点着两对大高灯；一对上面写的是“相府”，一对写的“通政司大堂”，娄氏兄弟的父亲做过“中堂”，相当于宰相，他们的哥哥任职于通政司，两对大灯明显指向他们家。船上站着几个如狼似虎的人，手拿鞭子，打那挤河路的船。四公子吓了一跳，低叫“三哥！你过来看，这是谁？”三公子来看了说“这仆人不是我家的嘛。”说着，那大船已到了跟前，拿鞭子打这小船的船家。船家一争辩，大船上的人说，我们是娄三老爷装租米的船，谁人不晓得！这边娄三公子一听，出来表明身份。对方赶紧道歉，说自己是刘守备家的船，大胆借了娄府的官衔。娄氏兄弟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你我同乡，借个官衔灯笼何妨？但你们在河道里行凶打人，却使不得。你们说是我家，岂不要坏了我家的声名？
　　他们在乎自己的名声，但对使用官衔灯笼还是抱无所谓的态度。不过你想想，借官衔灯笼的，哪个又是为了做好事？
　　（选自《海南日报》2015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