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来自四川的张新民在巨大的影像工程？“包围城市”里记录了广东的变化，其中包括不少广州的图像。他试图用全景式的规模来呈现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动中的标志性事件：农民离开故乡，融入城市。
　　这些作品的意义在于，它们充分地展示了广州城市化进程和中国经济形势变化的现实，也表达了作者本人的关怀态度、批判性观点或张扬的个性。拍摄对象的眼睛往往与镜头的焦点重合，意味着镜头前后的主体同时参与到了时代变动的进程之中，他们都是对客观现实的主动回应者。
　　而广州的形象是巨大的，喧哗的，充满了流动带来的活力和复杂。

秩序和规则之美

　　《屋顶巴黎》是英国摄影师柯伯恩站在屋顶上拍摄到的巴黎。
　　那是1913年，某种程度上来说，摄影的发展已经允许了视觉技术进行角度的变换。居高临下地观察巴黎，我们看到鳞次栉比的屋顶和密密麻麻的烟囱。柯伯恩一向对城市有特别的兴趣，他用的是长焦距镜头，从而使建筑物之间的空间被压缩，形成了一种密集压迫的空间感受。

　　20世纪初的屋顶高度毕竟是有限的，而如今陈冲登上的楼顶最低也有六七十米。
　　他需要选择拍摄对象周边的高楼，在此放飞无人机。像拍摄广州海珠广场附近的石室圣心大教堂，陈冲需要先进入附近的小区，乘坐电梯到达楼顶平台，一边观看屏幕，一边控制遥控器。屏幕里，表示高度的数字正不断升高，透过无人机的摄像头，陈冲将镜头定格在25层天台的高空。无人机俯瞰整个大教堂顶部，拍下了一个恢弘的拉丁式十字架。 　　视觉技术的角度，实际植根于人类“看”的冲动。在平视和仰视的时代，城市只能显示出错综复杂又密集粘连的特性，每一个结构、每一个细胞以及组成它们的物质元素，将通过拍摄者的眼睛和镜头同时表现出来。这时的城市，是充满细节的，也是历史文献式的，它由身在其中者书写并记录。

在航拍镜头里，“广州是立体的，从高处俯瞰，可以更好地感受钢铁森林波澜壮阔的美……

　　同时，人对城市的感受呈现出敬畏，也混杂着平等的渴求。尼采曾说，“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高大的城市建筑不仅带有浓厚的权力意味，也往往象征着金钱的力量，这样非普通人能力所及的宏伟，吸引了人们敬畏的仰视。而种种生活的日常—柴米油盐，琴棋书画，则拥有倍感亲切的平视目光。
　　航拍时代的“俯视”视角，改变了人们理解城市的方式。陈冲告诉《南风窗》记者，在航拍镜头里，“广州是立体的，从高处俯瞰，可以更好地感受钢铁森林波澜壮阔的美……经常会对一些熟悉的地方在视角上有全新的认识”。
　　此时的城市不再是高高在上，无法企及，或是琐碎繁杂，难以脱身，而是井然有序，色彩斑斓—仿佛呈现着造物主严谨的“创作思路”。
　　无人机航拍将眼睛带到了人类身体无法到达的位置，因此图像也不必拘泥于“巴黎屋顶”式的有限目光，人们也不必臣服于“建筑的雄辩术”。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技术上的宣示—不仅因为秩序性的城市规划的存在，也因为视角的“升空”，城市的人工力量之美，终于可以用图像轻易地展现出来。
　　圣经故事说，大洪水之后，地上的人希望建起城市，再建起一座高塔，通向天堂。上帝为了惩罚人类的傲慢，便让他们语言不通，无法合作，最终失败。
　　如果在无人机普及的今天，巴别塔甚至没有必要兴建。因为人类自己就是“上帝”，眼睛已可以俯视苍生。

城市新感知

　　摄影对城市的表现，本身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问题。
　　不管是北京、上海，还是广州，谁开始对这样的城市感兴趣，采用什么技术去表现，都将增加人们对城市的多元化理解。
　　无人机航拍也带来了更多的技术性实践。仅有无人机和相机是不够的，在拍摄的过程中，需要一系列硬件和软件的配合。
　　首先就是地点。陈冲要查看电子地图，通过景物关联性来确定拍摄对象的大概位置。地标建筑和路牌都会成为关键线索。锁定大概区域后，找高楼，之后用地图的全景模式，再锁定是哪座楼。

　　天气因素也同样需要技术的辅助。在陈冲的“航拍广州”合辑中，有两张照片里的广州城宛如浮在云端。陈冲形容它们是一次“有预谋的拍摄”。“这种云叫低空碎雨云，每年广州春夏之交，暴雨落在闷热的地面后蒸发成水蒸气上升，遇到降温的空气就会凝结成低空漂浮的云朵。”光是他手机里的天气APP，差不多就有10个。
　　摄影技术的发展过程包括胶片、色板、感光速度，也包括镜头的设计，以及相机的体积—从笨重到便携，和手机合为一体，城市越来越体现出了平等性。首先是人群的普及，从拥有购买力的专业摄影师，到大街小巷的普通人。其次是技术的“傻瓜”，从掌握专门技巧，到拿起手机就自动对焦。再从脆弱的底版、暗房洗印，到云盘存储、蓝牙传输……如果说航拍时代之前的城市“喜怒无常”，难以捉摸，那么之后的城市可以說是“简便易得”，平凡可亲。

如果说航拍时代之前的城市“喜怒无常”，难以捉摸，那么之后的城市可以说是“简便易得”，平凡可亲。

　　不仅仅是俯视与航拍技术改变了人们的认知，互联网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都在改变旧日对城市的印象。谷歌地图令很多使用者大感新鲜，有人明明在查一个酒店位置，结果在软件上看到太太正在此地和某人约会，家庭矛盾随即爆发。这表现出了全新的“隐私暴露”和“替代观看”的城市经验。
　　打车软件Uber进入中国后，某个城市正好赶上一场大雨。这场大雨并没有被媒体关注，而Uber采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觉呈现。使用者用Uber叫车，界面里的出租车全部变成了一叶小舟。使用者点击出发地之后，看到的是小舟在向他慢慢划来。这样一种城市表征，跟“巴黎漫游者”波德莱尔的时代已经截然不同。
　　带着调侃意味的一叶扁舟，将是拥挤都市里雨中人们的救命稻草。而且，波德莱尔笔下的城市“黑衣女”，不管是否确有其人，总归具备真实的可能性。划在手机界面上的小船，归根结底是虚拟的，是永远不可能存在于此时此地的。但它改写了城市和人类互相依存的关系。
　　在这些复杂互动中，？视觉技术与都市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当我们谈论城市，其实是在讨论我们对观看、记录、保存的冲动和欲望。当我们的目光停留在广州，其实是对城市致以相依相生的注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