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过渡，就在舅舅的农场里帮忙，半年吧，从春天到秋天。也算是接触了美国的农业，当时觉得不像是一个星球的。

　　南风窗：英语不好，那半年怎么过的？
　　阳和平：那半年特别难熬，人生地不熟。我舅舅的中文不好，我的英语也不好，基本上说不了话，就像是软禁了一样。去美国前，我订了一年的《人民日报》，走的是海运，时间特别长，三个月以后见到第一份报纸。当时我想，终于有一个我能看懂的东西了。
　　第一次说中文还是因为我表姐，我当时想终于有一个人可以講中文了。我那时候特别想听到中国的消息。写封信，最起码半个月才有回复。怎么办呢？我买了一个短波收音机，就为了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音机是非常好的，信号不是特别好，我找了一根长长的线，每天隐隐约约地能听到，因为正好是12小时的时差，早上的新闻，晚上我才可以听到。就是飘忽不定的那种，听不太清楚。特别憋得慌。
　　学英文，我体会到了婴儿学语言的过程，成人是靠字典，婴儿就是靠听，听多了以后就懂了。我当时有意识地拿着收音机，一边干活儿一边听，正好赶上尼克松水门事件，可以听懂很多单词，但是还是有一些词语不懂，比如impeach（弹劾），其实那就相当于整个都没懂。

在美国当工人总担心被解雇

　　南风窗：你在美国当工人的经历还是蛮有意思的，你也写过在美国与中国当工人的经历对比，这种经历上的对比，好像成为你现在研究方向的基础。
　　阳和平：在舅舅的农场待了半年后，我通过一个中介花了500美元找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持续了两个月，就被解雇了。第一份工作是修理收款机，因为与中介有合同，十周以内，中介又给找了第二份工作，这次是修理复印机。1975年，我父亲第一次回到美国，我辞职陪他在美国转了一大圈。他回中国后，我又找了一份工作，在钢铁厂做电工，8个月后被解雇了。 　　在美国被解雇很正常。

　　第一份工作被解雇的时候，我就问老板，我做错了什么？老板说你是很好的工人。那为什么解雇我？老板说我们不需要你了。你们不需要我了，我就被解雇，那我的生活怎么办？老板说那是你的事。我在中国当工人是铁饭碗，到美国是这样，完全接受不了。我记得我回到家的时候，就觉得天塌下来了，没工作了，怎么办？
　　在钢铁厂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工头给我派活儿，他话音还没落，我就拿出工具来工作了，其实就是拍马屁，想给工头一个好的印象。比我先到的工人就说有你垫底我可高兴了，因为美国工会有规定，解雇必须按照工龄的多少来排序。
　　后来我又到了汽车工厂，也是做电工。汽车工厂与工会有一个合同，必须提前一个礼拜告诉工人你是不是要被解雇。结果呢，工厂每个周一告诉我们，下个礼拜有可能被解雇，每个周五又告诉我们下个礼拜继续来。这就是一个博弈。说是保护你，其实就是增加点麻烦罢了。如果有一个礼拜忘了告诉你，也就是增加一点成本。
　　这些跟我经历的在毛泽东时代当工人完全不一样。

我在中国当工人是铁饭碗，到美国是这样，完全接受不了。我记得我回到家的时候，就觉得天塌下来了，没工作了，怎么办？

　　南风窗：怎么不一样？
　　阳和平：三年以后，也就是1977年我回到中国。当时想家想死了，不光是想我父母，特别想回到北京，想回到以前工作过的北京光华木材厂。那个夏天，我回来4个月，在工厂泡了3个月。每天跟着工人上下班，回味曾经的生活。我1969年3月到1974年3月，一共有5年的工厂生活。原来是在第8车间，后来因为我有海外关系，把我调到了5车间。
　　我怀念的是当时的工作环境、人际关系。
　　那时候我们一起上班，休息的时候唱样板戏。工人与干部的关系没有隔阂，没有那么大的冲突，工人没有奖金可扣，也不能扣工资，就是端着铁饭碗，吃着大锅饭。不同级别的工人拿着不同的工资。其实，短期内没有什么影响，长期就有影响了，因为有涨工资。日常表现不好的人，没有人为你说话，但是另外一点，如果你日常表现不太好，但是你的家庭条件不太好，负担重，同事还是会为你说话，就是说工人是通情达理的，老百姓是有话语权的。涨工资的时候，工人有一份名单，领导有一份，如果出入太大了，工人是不愿意的。
　　南风窗：在美国那三年，除了当工人，你也曾于1975年随着父亲在美国20多个城市巡回演讲，那时候美国人对你和父亲在中国的经历好奇吗？
　　阳和平：非常好奇。美国老百姓对我们这个家庭特别感兴趣，对我们在中国的经历，尤其是我在中国当工人的经历感兴趣。当时西方的宣传语境歪曲共产主义到处都是压迫，没有自由，没有民主，但是我讲我的经历，完全就是另一个天地。中国在当时是一个穷国，这是肯定的，工资很低。西方媒体是从资本的角度來看中国的，妖魔化了好多年，中美关系和解了，他们才发现，哟，中国还不是这个样子的。当时有一个组织叫“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我们做了很多活动。我们说在中国工人有当家作主的权利，也有另外一种声音会说，我们干嘛要当家作主？你给我工资高一点就行了。历史条件不一样，还没有当家作主的意识，他们的意识就是我好好干一天活儿，你给我更高的薪水就行。
　　南风窗：也许他们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你讲的当家作主是不是真的？
　　阳和平：对。这是美国人问的一个问题，也是全世界都在问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我陷进信仰危机深渊里面，特别困惑。怎么去防止革命者变成新的压迫者？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就在想我为什么对那段生活那么怀念。有人说我在回忆童年，童年生活有些方面对我来说是不堪回首的。整天被指着说老外老外、大鼻子大鼻子，粮食有定量，我一点都不怀念。我怀念是那时的人际关系。我同样也怀念美国的工人。但是在美国工厂里，我老是担心自己被解雇了，担心自己的生存。
　　1977年我又随着我的母亲在美国二三十个城市巡回演讲，那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底气，我没有知识体系的铺垫，很难判断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看报纸，也解决不了困惑。当年在北京光华木材厂，我也是啃了一些马列主义原著的，当然当时学得很辛苦，因为没有根基。
　　所以我决定要上大学。

经历了信仰危机，又从深渊里爬了出来

　　南风窗：在改革开放初期，往返中国与美国，你看到了什么，自己的思想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阳和平：1977年我回到美国以后，结婚、生子，用勤工俭学的方式上大学，先是上晚上的课，晚上的课上完了，就上白天的课。短期内不可能回到中国来了。我的两个孩子从小就是看到他们的爸爸在做作业。
　　我大学读了7年，把所有经济的课都上了。1987年夏天到1988年夏天，我到中国来待了一年。那时的中国政治氛围特别浓厚，每个人都在谈论政治，只是我再去曾经工作的工厂，工厂已经奄奄一息了。我1977年回来的时候，当时的同事对我在美国的经历特别感兴趣，好奇。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我在美国一天挣多少钱。但是几年后，我再回来的时候，他们没有以前那样的热情了。他们对腐败不满，对通货膨胀不满，对官倒不满。他们对美国的关注点变了，不再是挣多少钱，而是制度。

有人说我在回忆童年，童年生活有些方面对我来说是不堪回首的。整天被指着说老外老外、大鼻子大鼻子，粮食有定量，我一点都不怀念。我怀念是那时的人际关系。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还很自信。后来受到美国社会的冲击，也在经历思想上的变化。我在美国钢铁厂当电工时有一个工友，他对什么主义特别反感，关注的是干一天活儿能赚多少钱。我最被动的是谈起三年困难饿死人的事情，我也经历吃不饱的阶段，看到那些逃荒的人饿死在路上，特别难受。
　　每次回中国来，就跟父母辩论，吵架，关于历史，关于社会制度。
　　南风窗：家人在美国，为什么还是决定要到中国来？
　　阳和平：在美国，我是比较孤独的，我所关心的问题，美国人不关心或者了解得很少。虽然我在美国连续生活了 30多年，但是一直没有融入美国。一般移民美国都是有这种感觉的，你不是在美国生长的，就很难融入。我有幸与美国当地人结婚，了解美国当地人的生活。
　　我意识到要弄懂之前的困惑，要研究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美国资料少，还是要回到中国来。
　　我来中国这10年，是真正的解放，我现在才开始理解我父母在中国那么多年觉得一身轻松。解决了温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的乐趣多着呢。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它本身就是一场回报。
　　我喜欢教学，是因为跟年轻人相处，也倒逼我去动脑子，他们提的问题，我自己要想明白了才能告诉他们。看到学生因为我的讲课而有恍然大悟的表情，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南风窗：信仰上的危机解决了吗？
　　阳和平：我从信仰危机的深渊里爬出来了。我们那一代人大多数是爬回右岸去，我又爬回左岸了。为什么要研究怎么防止革命者成为压迫者，因为我是不认同资本主义的。20世纪90年代我拼命看了很多书，比如《毛泽东传》《庐山会议》以及很多回忆录，2000年我专门去了趟信阳，把很多碎片拼起来，历史真相就出来了。把历史真相弄清楚，那就是立场的问题了。
　　我经常问学生，你对什么感兴趣？他们不知道。现在很多老师也是这样，忙着评职称，对自己的教学内容并不一定感兴趣。所以我在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感觉这就是一种奢侈，其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