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像莫塞斯·奈姆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的那样,是一个“流氓捐助者”吗?我并不这么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崛起是有些人担心的理由,但这没有必要引起那些将中国的援助和参与谴责为不稳定因素,认为它们对治理有害,不会帮助非洲摆脱贫困的人的惊慌与恐惧。许多对中国援助与参与的惊慌和恐惧都是建立在错误信息基础上的,并且所发出的警告与事实是不相符的。
　　中国的援助额并不巨大,传统捐助者向非洲提供的援助要多得多。一些媒体或其他研究者所公布的“援助”数额严重误导了民众。比如,美联社在2008年一篇报道中称中国总理说自开始援助计划以来,中国共向非洲提供了“440多亿美元的援助”,实际上,中国总理说的是440亿人民币(57亿美元)。《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声称2006年中国对非援助为“富国全部发展援助的三倍”。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据我的统计,尽管中国自2006年至2009年对非官方援助增长很快,达到了一倍以上,但数额仍不是很大,所占比例还是相对较少。2008年,包括债务减免,非洲从中国获得了大约12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与之相比,美国在2008年向非洲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数额为72亿美元。
　　中国的出口信贷额要远远大于援助额,但却没有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么多。中国在安哥拉和刚果等国采用的新的方式是以从日本学到的体制为基础的:大规模应用信贷,这些信贷以有竞争力的市场利率为基础,与中国的机械、设备和建筑服务相挂钩,用石油或其他资源来偿还。这就是“双赢”的本质。这些信贷并非没有风险。债务可持续性就是一个问题,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横扫非洲,人们也加大了对这方面的关注。然而,这种方式为建设急需的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机会。中国的银行可以担当被互惠互利的需求所包围的非洲领导人的“约束机构”。这些协议可以直接将矿产收入引入发展项目。这是解决困扰许多非洲国家的“自然资源诅咒”的一种可行的方法。
　　中国有句话叫做“要想富,先修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启动的“四个现代化”着重强调了基础设施建设。他们修路,架桥,建设农村电厂,对农业进行现代化和引进工厂。他们试验了不同的方式,如经济特区。中国的“北京共识”可以被简单地概括为接受试验和避免盲从。他们向非洲提供的协议以日本和西方国家数十年前向中国提供的类似协议为基础,因为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人认为他们也可以通过商业,而非援助的方式获得收益。尽管西方国家经常改变它们对非洲的发展建议、项目和方式(20世纪70年代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80年代的政策改革,90年代的治理等),但中国却从未宣称知道非洲必须如何发展。中国认为不应对援助施加任何政治和经济条件,各国应自主寻找摆脱贫困的道路。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对过去几十年针对援助施加的许多条件的价值产生了疑问。在经验教训和援助与合作方式等问题上交换看法,而非相互批评,将会使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形成更好的合作。
　　中国人在非洲人眼里有着各种各样的印象:到各国访问、兑现伙伴关系这一重大承诺的领导人,各省名字很长的公司,大型跨国企业,资源匮乏和受利益驱动。他们是要求长时间工作的厂长,是坚强的企业家,是废金属购买者和商人。中国人提供了所期望的对中国和非洲都有利的真诚的协议:公路、宽带、陆上通信线、高科技种子。他们带来了援助人员:职业教师、农业专家、水利工程师、青年志愿者,以及其他一些人,就像许多西方人所做的那样,他们到非洲去是出于好奇心、冒险精神或帮助穷人的愿望。而且他们并非刚刚开始前往非洲,有些中国家庭早在18世纪20年代就到了那里。华裔非洲人已经在非洲各国担任国会议员、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
　　非洲各国独立后与它们长期交往的历史使中国在许多非洲人眼里具备了合法性和可信度。从非洲各国独立后到达那里,他们就一直没有真正离开。西方国家只是没有注意到中国工程队在内陆修建小型水电站和桥梁,维修灌溉系统,管理国有工厂,因为中国人不像其他捐助者那样,喜欢用广告牌来宣传他们的存在。非洲当前之所以被纳入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并非仅仅是因为自然资源,还是因为其在贸易、建筑和工业领域的机会:商机。中国人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将商业与援助结合在一起。中国用援助来资助中国企业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或经济合作与发展中心。中国人正在试验,希望盈利动机使这些尝试具有可持续性,从而将中国政府从一次又一次地恢复其援建项目中解放出来。他们将继续改变和成长,并且从这些试验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我们最好也跟踪这些进展并且向其学习。
　　从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在援助与出口信贷方面守口如瓶。缺乏透明度肯定会引起怀疑和担心。北京只要使用经合组织早已采用的报告标准,就能很轻易地解决这一问题。但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私人银行和私人企业一直以来也对它们与非洲领导人的交易保密。透明是好事,但西方国家应该带好头。期待中国企业最先公布它们的商业合同是不现实的。
　　美国、欧洲和日本应该继续促使中国在非洲担当“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同时也得承认作为发展伙伴,传统捐助国相互之间也存在着信用差距。西方领导人做出的援助承诺会因议会的反对而得不到资金。不附带条件的援助也会仅仅因为没有包括某些领域,如技术援助,就会遇到困难。而且正如全球发展研究中心在其年度发展职责指数中所指出的那样,有些经合组织国家(法国、英国、美国和比利时)仍在继续向不民主的军国主义国家出售武器并从中获利。西方国家共同承诺在所有这些领域作出改善,将会更有效地使中国同样的诉求变得更加可信。
　　中国现在在非洲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而且中国人也不会离开非洲。他们对非洲大陆的拥抱是战略性的、有计划的、长期的而且仍未充分展开。全球经济衰退导致这一进程出现了停顿,但中国政府仍然兑现了他们2006年11月在北京作出的承诺:增加一倍的援助,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和经济特区。就像他们最初在20世纪90年代所做的那样,雄心勃勃的中国企业利用这一停顿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了大量资产。
　　最终,非洲各国政府需要按照有利于本国人民的方式来作出应对。虽然许多政府都将抓不住这个机会,但肯定有些能够抓住。西方国家可以提供帮助,但需要对中国的参与有更加现实的了解,需要避免危言耸听和过度偏执,需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缺点,或许还需要对中国始终如一地奉行不干涉内政的政策,可能要比它经常干涉别国内部事务,或使用武力来促进政治变革更为可取这一观点进行探讨。
　　我们最终需要谨记:中国自身的试验已经让上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而且这基本上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做到的。他们相信投资、贸易和技术是发展的手段,他们正在参与非洲的过程中使用这些手段,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们大公无私,而是因为他们在国内学到的经验。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自然资源可以成为现代化和繁荣的资产。他们认识到中央政府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承诺可以迅速降低贫困。他们认识到经济特区可以从西方国家和日本吸引成熟的产业集群,可以提供就业和技术。这些经验所注重的并不是援助,而是试验;并不是家长式管理,而是竞争这一“创造性破坏”和萌生新的机会。这可能是中国这条巨龙最终不甚明了的礼物。
　　(摘自[美]黛博拉·布罗蒂加姆:《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沈晓雷、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7月版。文字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