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煮酒论英雄，是几千年来人们津津乐道的三国故事。曹操和刘备两位历史主角，在最亲密的一刻，照见了彼此的内心，从此走向一生的对立。但其中的真意，却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
　　青梅与煮酒，是《三国演义》中的噱头，历史上是否有过不得而知。但曹操和刘备的确是在一起饭局的时候讨论英雄的。《三国志》说：“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裴松之的注解引《华阳国志》，增添了重要的下文：“于时正当雷震，备因谓操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
　　看上去，历史记载和小说描写只不过是详略程度的不同，但是其间却有不可忽视的差异。小说里，曹操还说了一段著名的话：“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这个定义看上去很牛，其实大为可疑。要打天下，胸怀大志本来是必要条件，如果不是抱有“大志”去努力打拼，绝对没有成功的可能。这个条件刘备自然是符合的，可群雄中符合的人也不少。试问袁绍、袁术、孙策等人难道没有“大志”吗？
　　再说“腹有良谋”，这个玄德公很抱歉就谈不上了。到论英雄时为止，刘备打拼十几年，到头来还得依附曹操，虽然有客观条件的问题，但刘备也曾拿过一手好牌，有两个万人敌的兄弟，还占有过徐州，只是才能平庸，屡战屡敗，是难以否认的事实。反过来讲，诸葛亮、郭嘉等的确腹有良谋，又似乎不能算“英雄”。那曹操为什么说刘备是英雄？而且唯有他和自己是英雄？
　　答案很简单，这个“英雄”的定义是演义所杜撰，为最后抛出“使君与操”的包袱做铺垫，文学技法上很好看，但经不住推敲。曹操这么说，是另有理由。
　　从曹操的视角看，刘备虽然实力远不如自己和其他诸侯，但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制造者”。他明明出身低微，却在复杂混乱的时局中日益壮大。先是得到大商人资助，拉起义兵发迹；中间丢官亡命，却又靠上了何进的势力，咸鱼翻身；此后虽然被农民军所败，但投奔公孙瓒，地位有增无减；救援陶谦，居然得到了素昧平生的陶谦的信任，当上了徐州牧，成为封疆大吏之一；后来联合他曹操，又灭了吕布；如今到了许都，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连他也不易控制了……
　　为什么刘备能做到这些？从《三国演义》的小说和电视剧里怕是找不到答案。在后代的艺术形象中，刘备的成功靠的无非是两个要素：高贵的血统和仁义的精神。这符合平民社会的审美需求，但在真实的汉末乱世，这些恐怕没什么实际作用。
　　但从残存的历史资料中，却依稀可以看到另一个刘备。他确实有一种特殊能力：一种极具魅力的领袖型人格，能令人衷心信任、热爱和归附。真实的刘备并不是小说中的迂腐君子，靠一场莫名其妙的结拜而发家。《先主传》中说他年轻时“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关羽和张飞就是他结交的豪侠。刘备出道时早已不是卖草鞋的摊贩，而是地方上声名赫赫的“黑道”大哥。
　　刘备善于礼贤下士，《三国志》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但这种同甘共苦中仍带有领袖的尊严，譬如“怒鞭督邮”的壮举，按正史记载是刘备亲手所为，随后弃官而去，潇洒之至。如果没有一点决断的果敢，杀伐的狠辣，要折服关张赵这样的一流豪杰，是不可能的。
　　刘备的这种才能，近似于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克里斯玛型权威”，是一种近乎宗教教主的气场和感染力，能令人衷心信从。依靠这样的禀赋，以后的刘备在和袁绍、刘表、孙权、刘璋等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还会多次死里逃生，遇难成祥。
　　甚至曹操自己，也一度中了刘备的“克里斯玛”，对刘备非常欣赏，“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好得蜜里调油。但曹操自己也是领袖人物，很清楚刘备这种能力的危险性，这也就是谋臣劝他杀刘备而他始终踌躇不决，难以下手的原因，其论英雄之语也就带有了相爱相杀的意味。
　　但曹操为什么说这句话？演义里说是存心试探，十分牵强。试想即便刘备庸碌，听到曹操把他和自己相提并论，又如何能不惊不怕？反过来说，如果刘备镇定如恒，不也证实了他的英雄之姿？既然两面说都可以，能试探出什么呢？《华阳国志》中记载了这段对话，但补充说“（曹）公亦悔失言”，大概这个念头在曹操脑海中转了太久，终于情不自禁吐露了出来。刘备嗅到了其中的危险，很快借故逃走。从此，二人一生对敌，却再也没有见过面。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