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做“校花”

　　“她对瓜特别痴迷，一辈子都放不下瓜。”西安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退休研究员杨鼎新说，“全国各地搞瓜的人都服吴明珠，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人品。”现在，他发现，吴明珠连女儿的名字都忘记了，却能丝毫不差说出自己选育过的那些瓜的名字。
　　她甚至确立了多数人对“哈密瓜”的印象。据她的同事廖新福介绍，南方人普遍印象里，新疆哈密瓜以黄皮红肉为标志，其实哈密瓜有青皮和白皮，果肉有绿色也有白色。黄皮红肉，是“皇后”及其后代的主要特点。
　　“皇后”系列是吴明珠培育出的最成功的甜瓜品种。这个系列有很强的适应性，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全疆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远销海内外。
　　吴明珠是新中国成立后，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果蔬专业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在这所学校20世纪50年代的毕业生里，她是成就突出的“三剑客”之一，另外两位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蚕业科学界唯一的院士向仲怀。吴明珠与袁隆平同一年级，日后这两位高材生都下了一辈子地，一个瓜农，一个稻农，分别影响了中国的瓜田和稻田。
　　大学入学学籍表的照片上，吴明珠笑脸盈盈，一头短发。入学前她是长卷发，同学们觉得她漂亮，喊她“校花”。她把头发剪掉，不想做“校花”。
　　吴明珠大学毕业后，西南农学院一度希望她留校工作。但她婉拒了，理由是：“我家三代人都是教师，我从小生在学校，长在学校，没有出过学校大门。我多么向往也需要到基层，到农村，到边疆，到广阔的天地间去锻炼！”
　　临毕业时，她曾看到学长学姐去新疆后寄回的书信，其中提到新疆是瓜果之乡，园艺人才匮乏。去新疆的念头，像瓜籽一样种在她的心里。

“到瓜熟的时候，我的工资都没有了”

　　1955年11月，25岁的吴明珠如愿以偿，搭乘大卡车去了新疆。她最终来到了吐鲁番地区的鄯善县，担任县农技站副站长，开始搜集瓜种资源。鄯善位于吐鲁番盆地的东侧，西接火焰山，夏季最高气温接近50℃。
　　她的学生、新疆农业科学院哈密瓜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冯炯鑫说，在20世纪50年代，新疆甜瓜虽然品质好、糖分高，但易生病、产量低，大都只在本地的地摊市场里自销。在瓜种资源最为丰富的吐鲁番盆地，每家每户都种瓜，但大多依靠着民间代代相传的种植技术，任由瓜自然生长，不成体系。有时候，农户们在地里看到一个瓜，就捡回家种，致使品种混杂，种出来的性状不一致，一些瓜种处于濒危境地。吴明珠在那里搜集和挽救了一批濒临灭绝的瓜种。
　　“她在新疆特别是吐鲁番，影响特别大。在农村大部分人都知道她。”冯炯鑫说。来到鄯善后，吴明珠绕着火焰山脚下的村落，挨家挨户查看瓜地。
　　第一次在鄯善农家住，老乡端上一盆手抓羊肉，这个生于武汉的南方姑娘爱吃鱼虾，吃不惯羊肉，吃了一口就跑到門外吐了。晚上睡在毡子铺的热炕上，身上被虱子咬得发痒，她翻来覆去难以入眠。日久天长，她学了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觉得新疆的羊肉比什么都好吃，身边虱子再多，倒头也能呼呼大睡。
　　听说几百里外的底坎儿乡有一种神奇的甜瓜，她和一位同事每人带上一块馕、一壶水就出发，穿过火焰山，穿过戈壁滩。到了晚上，为了避开狼群，他们借了烧窑人的毡毯，睡在废弃的窑洞边。他们整整走了3天，才找到一个神奇的甜瓜。
　　多数时候，她像这样靠着两条腿去走访农户——戈壁滩中午地表温度高达80℃，烫得毛驴都不敢下蹄子。晚上整理资料时，蜡烛在高温下发软，无法直立。她捣鼓出土方法，从坎儿井里打来清水，淹没下半截蜡烛，给蜡烛降温。
　　在新疆的前几年，吴明珠燃烧了无数根蜡烛，走了300多个村落，整理出地方瓜种44个。她会掏钱买回那些发现的“好瓜”，不是为了口腹之欲。她详细记录这个瓜的特点，从重量、果皮、果形、网纹分布到主蔓和叶片的颜色和形状，再到切开后的果肉颜色和果皮厚度，最后品尝口感。一切完毕后，瓜籽用于育种。
　　她买过太多的瓜，以至于她感慨：“到瓜熟的时候，我的工资都没有了。”

“搞农业的人就是一根筋”

　　这份工作让她落下了胃病——这个病至今仍在折磨她，部分原因在于，年轻时她经常把馕放在水里泡软，捞起来吃掉，继续去下一个村找瓜。
　　吴明珠之子杨夏解释，当时妈妈的同事们没几个没有胃病。他们常常居无定所，一整天都吃不上饭，随身携带的干粮又是冷食。有时候吴明珠和丈夫杨其祐工作晚了，饭点已过，夫妻俩胃疼得一起在床上打滚。
　　杨其祐本是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研究小麦的研究生，为了支持妻子的甜瓜事业，告别了小麦的主产区，去了新疆。据杨夏回忆，20世纪60年代，他曾听过父母在家里交流单倍体和多倍体等育种技术，这在依赖后天种植的年代，是很超前的事。在精通遗传工程学的丈夫的启发下，吴明珠开始培育无籽西瓜。
　　吴明珠曾这样回顾自己的工作：“人们都说我是酿造甜蜜的人，说我是‘西部瓜王’。其实我选择西甜瓜育种经历的苦难远远大于甜蜜，但我无怨无悔，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我在干两个人的工作，我身上承担了太多的重任。”
　　两个人，指的是她和丈夫杨其祐。1986年，杨其祐的胃癌已经到了晚期。病床前，吴明珠自责常常下乡，外加条件有限，没有照顾好丈夫。“我们搞农业的人就是‘一根筋’，傻得很，耐得住寂寞。”吴明珠的同事这样评价说。
　　那些年里，吴明珠最“一根筋”的习惯，是每天都下地。在新疆，从早上六七点钟天刚放亮，她可以一直在地里待到晚上10点日落，记录瓜的生长和性状。
　　80岁的生日会上，吴明珠许下两个愿望，都跟瓜有关。生日会后，她又下地去了——为实现愿望而下地。但81岁那年，她没有征兆地糊涂了，记忆力一落千丈。杨夏只能从过往的岁月猜测病因：母亲在新疆工作时曾经遭遇过车祸，做过开颅手术。他把母亲接到了重庆。她终于告别了瓜田。
　　20年前，吴明珠希望培育出红皮甜瓜和酸味甜瓜。这是一个在业内很时髦很超前的育种目标。红皮甜瓜如今处于选育阶段的后期，酸味甜瓜则已经上市，口感像是“甜瓜泡在酸奶里”。
　　但吴明珠已经完全不记得这两个目标，只是偶尔看到可乐或咖啡时，她会流露出想喝的意愿。
　　在30多年前的新疆，冯炯鑫有时候会看到吴明珠掏出一瓶可口可乐，咕嘟咕嘟喝几口再下地。那个年代，这种饮料得到当地最大的饭店才能喝到，她特意托朋友从北京寄来。她还习惯在下地前冲上一杯咖啡，加点白糖，用来提神。“种地太累了，她需要补充糖分。”
　　如今，当所有的记忆都被丢在脑后，补充糖分的习惯还跟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