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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上海是我国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前沿阵地,无论是理论研究的成果,还是实践领域的探索,在全国教育外事工作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上海教育界的工作者曾先后多次参与国家有关国际教育政策法规的研制和相关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为全国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贡献了大量的专家智慧和实践经验。我们有幸在本期采访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张民选同志。民选为我们分析了国际教育的来龙去脉和当前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介绍了上海在国际教育领域的创新实践,并对上海未来在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做了展望。无论是他对国际教育先进理念的理解,还是对上海国际教育发展的设想,都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启发。
记 者:今天,国际教育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多国家都已经出台了关于国际教育的政策甚至法规,也有越来越多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关注国际教育问题。在您看来,为什么国际教育在今天会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
张民选:国际教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是随着产业发展、人类进步而发展起来的。最开始的时候,人类生活的半径很小,家庭就是一个教育机构,家长就是教师。后来家庭不能给予子女充分的教育了,所以人们在氏族社会或部落社会中进行教育,由有经验或者有学问的人担任教师——长者为师,这时的教师也只教授与其生活相关的知识。到了农耕社会和工业社会,开始有专门的学校,同时社会结构也变得更复杂,需要培养人的社会性,因此需要由专业人士来进行教育。然而,这时人们仍旧认为,工业社会只要培养本国的好国民,其生活半径也只在本国范围内,因此只需要用本国的知识经验来教育国民。
到了现代社会,随着人类交流和教育知识的增多,教育发生了两方面变化:一方面,各国在教育本国国民时所使用的知识和经验越来越具有世界普适性,人们开始吸收国外教育中好的元素、好的经验、科学的方法来教育本国的国民。我国从清末开始有很多求学者到国外去,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知识,把国外先进的经验传授给本国人。这时人们还不一定把这种做法称为国际教育。另一方面,当人们意识到“世界是平的”,当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当全球化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当H1N1流感等跨国界的世界共同问题出现时,人们开始发现,教育内容不仅应包括本国的文化,还要为学生走向社会做准备,而这种准备应该超出国界。因为现在人们的生活半径更大了,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所长马克·贝磊(Mark Bray),他曾经在60多个国家工作,国际知识就成了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教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孩子的未来是和全球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也许他的雇佣者是一个外国人,也许他在为其他国家的人民生产产品,也许他要到另外一片国土上工作,甚至也许他的工作不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发展,而是为了其他国家人民的幸福——这时就需要让孩子了解世界各国的理念、文化、发展状况,了解如何为世界各国不同的人服务。因此,国际教育、关于国际问题的教育,就成为每个学生都应接受的教育。正如英国政府在《置世界于世界一流教育之中》(Put the World into the World-class Education)所说,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中,如果我们不能给予年轻一代国际教育,就好比没有给一个战士全副武装。所以,国际教育是走向世界的本国公民、世界公民所需要的。
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知道了学习别国知识和经验的重要性。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甚至从我们最初学习共产主义乃至更早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已经认为,学习别国的先进知识和经验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学习的目的还不是为了在整个世界中生活,不是为了所有人类的发展。我们原来以为学习外国知识只是少数专家的事情,但现在这已经变成每个人的任务。其实,现在我们的中小学教材里已经有这方面的内容了。很宽泛地讲,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等都是国际教育的内容。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气候问题,如何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合作等等,这些都已经出现在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中了。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善于开展国际合作的下一代公民,已经是一个完整教育体系的应有之义。
记 者:在国际教育大发展的趋势下,有什么外部因素,比如跨国公司、政府间组织、传媒等,在推动着国际教育的发展?
张民选:可以说,国际教育的发展和这些外部因素都有关。比如说国际组织,经济全球化之后,要制订国际贸易规则,所以需要有WTO这样的国际组织来主持开展各种双边和多边谈判。一方面,我们不可避免要进行国际合作;另一方面,这些合作也刺激着教育的发展。
SARS出现了,H1N1流感出现了,这些问题都是跨越国界的,如何来预防并应对这些问题呢?这就需要有国际组织,而国际组织所做的工作也使人们更加意识到人们是相互依赖的。
再比如说传媒,各国媒体所传播的信息也是跨越国界的,在传播这些信息时,媒体不一定意识到这是为了教育,但是媒体所传播的信息使教育工作者意识到,国际知识是今后孩子需要理解、应该理解的,并应充分利用各种渠道,使每个人不仅能在本国生活,还要为整个世界的发展作出贡献。
这些外部力量都使教育工作者意识到,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借鉴他国的先进教育教学经验,还要在学生的社会性成长中加入国际维度。没有国际意识,不可能吸取世界最新、最先进的知识;缺乏国际知识,也就没有能力在国际环境中生存,与来自各国的人一起工作。
记 者:在这样一些外部条件的影响之下,世界各国的国际教育发展有什么共同趋势?
张民选:国际教育,或者说通过教育来增进人类之间的理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当时,人们认识到,人类应该相互理解而不是相互残杀。所以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原苏联、英国、美国和我们中国在讨论战后秩序重建时就发现,如果要避免世界性大战,就必须教育各国人民。因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导言中就写道:“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组织法》第一条就表明了该组织的宗旨:“本组织之宗旨在于通过教育、科学及文化来促进各国间之合作,对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以增进对正义、法治及联合国宪章所确认之世界人民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均享人权与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这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的首要宗旨,希望通过教育把人类之间的相互理解教给学生,以防止人类之间的相互残杀,防止这种灭绝人寰的战争再次出现。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联合国框架中设立教育专门机构是我们中国的建议。在1944年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中国提出了14条建议,其中一条建议是,明确教育在联合国组织和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创设联合国的教育机构。中国的建议得到了苏、美、英三国的大力支持,并最终被采纳。所以,中国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立是有贡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方面把教育作为一项人权内容,让世界各国人民都受教育;另一方面大力推行国际理解教育,通过教育使各民族之间能够相互促进。
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人类面临着很多危机。原苏联重工业的发展并没有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资本主义国家在70年代中后期也由于中东石油战争而承受了经济危机。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台了一份很重要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认为,人们无止境地去掠夺自然资源,虽然变得日益富有,但却日益贪婪,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与鸿沟越来越大。这份报告提出了“世界性问题”的概念,涉及问题包括能源、环境、粮食、战争、疾病和人类的贪婪等等。同一时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提出要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也就是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意识到,资源消耗过度、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对整个世界的巨大影响。
到了本世纪初,最具有标志性的事情就是“9·11”事件和SARS的流行。“9·11”事件是一种非传统、非典型的战争,SARS则是一种“非典型”的跨国传染疾病。这两件事情的特殊性在于,如果说污染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忽视,“9·11”事件和SARS则是人类所不能回避的。可以说,国际问题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国际教育的发展。
以上说的是理念的发展。除了理念之外,人类教育活动本身也越来越国际化了。在原来不是很发达的国家中,最初的学生流动——也就是留学生跨国流动,主要是由学生所在国家的政府派出,发达国家把接收这些留学生作为一种援助手段。但现在,出国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变成了大多数人向往并主张的一种权利。
记 者:出国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应该是指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在发达国家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张民选:对,发展中国家有大批人出国学习,而发达国家意识到可以借此获得经济利益。有需求就有市场。目前,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经济危机,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办好教育。发达国家发现,吸引留学生前来学习可以成为一个产业——我有好的教育服务,由于本国学生人数下降、财政紧缩等方面的原因,可以通过输出教育服务来满足本国教育发展的需要。同时,有的国家出于扩大政治影响等方面的原因,也采取措施吸引外国留学生来自己的国家学习。
随着人们跨国交往增多,很多人到别的国家去就业,他们需要接受别国的教育,但是他们又觉得不能完全接受别国的教育,而需要有一种世界范围内比较通行的教育,所以就出现了国际文凭组织(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IBO)。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全世界总共也不过一二百所国际文凭学校,而且主要是为国际职员子女服务的——最初,很多在日内瓦工作的国际职员的子女不能接受教育,为此给他们开设了国际文凭学校,并开发了相应的课程。到现在,全世界已经有几万所国际文凭学校,而且美国政府已经公开鼓励美国学生学习国际文凭课程。
记 者:刚才您谈了一些国际组织在国际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您能不能谈谈,国际组织对促进教育发展有哪些具体作用?
张民选: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人们开始发现,除了各国政府之外,还有一种力量在不断上升——这就是国际组织。如果从其法律地位来看的话,国际组织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由主权国家及其政府所组成的政府间组织,这也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国际组织;一类是由民间同行、专业人士所组成的国际组织,具有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协议或者组织规范,我们称为国际非政府组织。现在,国际组织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非政府组织也是实现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当出现共同的问题时,各国可以在国际组织的论坛上进行讨论,可以通过国际组织进行裁决,或制定大家共同遵守的规范。
国际组织同样影响教育的发展。在国际教育组织中,影响最大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单地说,国际教育组织具有两大类非常重要的功能。一类功能是“倡导”,另一类功能是“操作”。在第一类功能中,通过国际组织可以倡导一种共同的理念,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开始倡导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EFA),后来发现,不仅要有“Education for All”,还要有“Quality Education for All”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科文组织又看到了新的问题,“Who is all?”于是今年又提出了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但是这些都是倡导,提出了理念并不一定意味着就能做好。所以,又出现了另一类国际组织,它们不仅认同和倡导这些理念,还会为实现这些理念而采取操作性的行动。例如世界银行,如果一些国家不能实现全民教育,世界银行会给它们提供资金和人力援助,帮助它们开发课程,等等。
记 者:在您看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要发挥倡导功能吗?
张民选:主要是倡导性的,但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做一些操作性活动。如最近在上海召开的亚太地区教育规划培训与研究机构工作网络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资助不同国家的代表来参加会议,从而促进各个国家开展教育质量的监测与评估。所以,很难把某一国际组织的功能非常极端地界定在“倡导”或者“操作”方面,可以说基本上有这样两种倾向。如果用刚才提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比较,前者承担了更多“倡导”的任务,后者承担了更多“操作”的任务。
记 者:上海现在已经有国际教育组织入驻了,如APQN。您认为引进国际组织对上海教育有什么意义?
张民选:APQN是Asia-Pacific Quality Network的缩写,直译就是“亚太质量网络”。如果具体一点,应该是“亚太地区教育质量保障网络”;再具体一点,就是“亚太地区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网络”。该组织的秘书处今年迁到上海市教育评估院。APQN成立于2003年,是一个区域性非政府国际组织,这个组织与教育大众化,尤其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联系在一起。
人们往往认为“多”意味着“差”(More means worse),但实际上,“多”意味着“多样化”(More means diversity)。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如何保障各种机构的教育质量就成为一个问题。多样化的个体也需要有质量的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要满足不同学生群体的需要,以及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要。这些需要就会构成不同的标准,而标准与质量就联系在了一起。APQN秘书处原来设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挂靠在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障署(Australia University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该秘书处根据会员的意见,每隔几年进行一次竞选,决定由哪个会员机构来承担秘书处工作。上海市教育评估院曾在2006年承办了该组织的年会,2007年10月又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联合APQN在云南举办了“外部质量保障的理论与实践”工作坊,其工作获得了APQN成员单位的认可和好评。在这样的背景下,2008年下半年,上海市教育评估院申请竞选APQN新一轮秘书处所在地,并获得成功。APQN秘书处也于2009年3月由澳大利亚迁移至中国上海市教育评估院。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组织,一方面能更多地服务于亚太地区的教育发展,与别国分享中国教育发展的经验;另一方面使我们学会与亚太地区、周边国家的同行们共同相处、共同制定标准,通过这个网络吸收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促进我们自身的国际化发展和能力建设,同时也学会以我们的能力和经验服务周边国家,促进各国的教育发展。
记 者:对于吸引更多有影响力的国际教育组织落户上海,您有什么看法?
张民选: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引进国际教育组织是各国教育工作者的共同选择。我们应该做的是建设更好的环境、培养更多能够胜任国际组织工作的专业人士,使我们有能力提供服务、引领发展,这样就会水到渠成地吸引有影响力的国际教育组织落户上海。
我们欢迎专业性强的国际组织来和我们一起工作。这也是胡锦涛总书记今年7月在驻外使节会议上所说的,外交工作要“使中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落实在教育对外合作交流上,这也要求我们加强自己的能力建设,包括国际交流及语言能力、国际合作能力、专业引领能力等。
记 者:我们都期待上海能在国际教育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与发达国家相比,上海教育如果要更好地为世界服务,还存在哪些差距?
张民选: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国家强大了,它的教育才有可能会引领世界。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一夜之间实现引领世界的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例如,在中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领域,如果按照全民教育的标准来看,我们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世界各国许多外籍人士在上海,但我们很难为他们都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虽然上海已经有29所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但许多外籍人员子女学校都没有足够的名额,大量的外籍学生要等候名额入学。在高等教育方面,我们的高等院校对人类知识的贡献还很小。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是受到世界普遍认可的一个指标,其实SCI本身并不重要,但是SCI体现着知识贡献的程度,知识贡献得越多,引用率就越高,每一次引用都体现了知识探讨、贡献和分享的过程。从SCI可以看出,我们的知识贡献率,无论是对本国还是对世界,都还有待提高。现在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在上海的高校学习,但主要是学习汉语,学习专业知识的人很少。我们能够用外语来授课的课程还很少,更缺乏完全用外语来授课的专业。我觉得,上海每所大学都应该有几个专业,可以面向各国学生,完全用外语授课。当然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中国更加强大了,我们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其他国家的人们也会下定决心先学好中文,然后用中文来学习我们的知识和技能。但这是更远的未来,外国留学生愿不愿意用中文学习我们的专业,取决于我们的知识能不能领先于世界。
记 者:2010年世博会即将在上海召开,您怎么看待教育与世博会的关系?您认为上海世博会对上海乃至中国的教育,特别是国际教育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民选:世博会主要是一个以经济为主题的会议,但也一定会成为一个文化的盛宴。通过世博会,中国人一定会更多地了解世界。为了迎接世博会,上海的中小学会开设更多国际课程。上海教育出版社已经在准备出版国际理解课程的教材,针对初中生、高中生和市民各编写一册。通过世博会,我们的国际意识肯定会增强,对世界各国的了解一定会增多,我们一定会去分享世界各国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一定会展现中国与世界各国和谐共处、共建和谐世界的贡献。像奥运会一样,世博会也将促进中国所有人、所有学生增强国际意识,世界各国也会更多了解中国。
记 者:讲到未来,上海中长期教育对外开放有哪些发展规划?您认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在上海建设国际大都市的进程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张民选:我们在准备制定上海市教育事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时候,就提出要有世界的眼光、国家的战略、上海的特点、全局的高度,最重要的还要让人民满意。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上海有责任用世界最先进的理念建设上海的教育,同时为国家教育对外开放做好排头兵。党中央对上海的要求是建设金融、航运、贸易与经济的“四个中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国际大都市不是由摩天大楼组成的,而是由所有的市民和产业一起构成的。因此,在上海市教育事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重要任务中,有教育国际化的部分;在未来要重点建设的项目里,也有一些教育对外开放的项目。我们希望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中心城市,既服务于国家发展,也服务于亚太地区,也希望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把上海作为亚太地区的首选留学目的地。我觉得,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按照中央政府对上海“四个率先”的要求,应该在教育国际化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访谈人物简介】
张民选,曾下乡插队落户,并任教乡村中小学;曾求学于国内外大学10余年,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任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兼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国际教育研究与咨询中心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顾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理事、英国《国际教育发展学报》和《剑桥教育学报》国际编委。
张民选教授是一位大、中、小学教育经验丰富的教育专家,又是一位国际、国内研究经历丰富的教育行政官员。他先后主持过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亚太经合组织委托的国际研究项目,也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国家教育科学规划办的多项课题,参与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研制工作。他先后出版《理想与抉择:大学生资助政策国际比较》、《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研究》和《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等著作、译作10余部,用中外文发表外文论文60余篇,完成国内外决策咨询报告近10份。
(吕杰昕系本刊特约记者、上海师范大学教师)
责任编辑 邓明茜
记 者:今天,国际教育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多国家都已经出台了关于国际教育的政策甚至法规,也有越来越多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关注国际教育问题。在您看来,为什么国际教育在今天会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
张民选:国际教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是随着产业发展、人类进步而发展起来的。最开始的时候,人类生活的半径很小,家庭就是一个教育机构,家长就是教师。后来家庭不能给予子女充分的教育了,所以人们在氏族社会或部落社会中进行教育,由有经验或者有学问的人担任教师——长者为师,这时的教师也只教授与其生活相关的知识。到了农耕社会和工业社会,开始有专门的学校,同时社会结构也变得更复杂,需要培养人的社会性,因此需要由专业人士来进行教育。然而,这时人们仍旧认为,工业社会只要培养本国的好国民,其生活半径也只在本国范围内,因此只需要用本国的知识经验来教育国民。
到了现代社会,随着人类交流和教育知识的增多,教育发生了两方面变化:一方面,各国在教育本国国民时所使用的知识和经验越来越具有世界普适性,人们开始吸收国外教育中好的元素、好的经验、科学的方法来教育本国的国民。我国从清末开始有很多求学者到国外去,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知识,把国外先进的经验传授给本国人。这时人们还不一定把这种做法称为国际教育。另一方面,当人们意识到“世界是平的”,当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当全球化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当H1N1流感等跨国界的世界共同问题出现时,人们开始发现,教育内容不仅应包括本国的文化,还要为学生走向社会做准备,而这种准备应该超出国界。因为现在人们的生活半径更大了,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所长马克·贝磊(Mark Bray),他曾经在60多个国家工作,国际知识就成了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教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孩子的未来是和全球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也许他的雇佣者是一个外国人,也许他在为其他国家的人民生产产品,也许他要到另外一片国土上工作,甚至也许他的工作不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发展,而是为了其他国家人民的幸福——这时就需要让孩子了解世界各国的理念、文化、发展状况,了解如何为世界各国不同的人服务。因此,国际教育、关于国际问题的教育,就成为每个学生都应接受的教育。正如英国政府在《置世界于世界一流教育之中》(Put the World into the World-class Education)所说,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中,如果我们不能给予年轻一代国际教育,就好比没有给一个战士全副武装。所以,国际教育是走向世界的本国公民、世界公民所需要的。
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知道了学习别国知识和经验的重要性。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甚至从我们最初学习共产主义乃至更早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已经认为,学习别国的先进知识和经验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学习的目的还不是为了在整个世界中生活,不是为了所有人类的发展。我们原来以为学习外国知识只是少数专家的事情,但现在这已经变成每个人的任务。其实,现在我们的中小学教材里已经有这方面的内容了。很宽泛地讲,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等都是国际教育的内容。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气候问题,如何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合作等等,这些都已经出现在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中了。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善于开展国际合作的下一代公民,已经是一个完整教育体系的应有之义。
记 者:在国际教育大发展的趋势下,有什么外部因素,比如跨国公司、政府间组织、传媒等,在推动着国际教育的发展?
张民选:可以说,国际教育的发展和这些外部因素都有关。比如说国际组织,经济全球化之后,要制订国际贸易规则,所以需要有WTO这样的国际组织来主持开展各种双边和多边谈判。一方面,我们不可避免要进行国际合作;另一方面,这些合作也刺激着教育的发展。
SARS出现了,H1N1流感出现了,这些问题都是跨越国界的,如何来预防并应对这些问题呢?这就需要有国际组织,而国际组织所做的工作也使人们更加意识到人们是相互依赖的。
再比如说传媒,各国媒体所传播的信息也是跨越国界的,在传播这些信息时,媒体不一定意识到这是为了教育,但是媒体所传播的信息使教育工作者意识到,国际知识是今后孩子需要理解、应该理解的,并应充分利用各种渠道,使每个人不仅能在本国生活,还要为整个世界的发展作出贡献。
这些外部力量都使教育工作者意识到,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借鉴他国的先进教育教学经验,还要在学生的社会性成长中加入国际维度。没有国际意识,不可能吸取世界最新、最先进的知识;缺乏国际知识,也就没有能力在国际环境中生存,与来自各国的人一起工作。
记 者:在这样一些外部条件的影响之下,世界各国的国际教育发展有什么共同趋势?
张民选:国际教育,或者说通过教育来增进人类之间的理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当时,人们认识到,人类应该相互理解而不是相互残杀。所以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原苏联、英国、美国和我们中国在讨论战后秩序重建时就发现,如果要避免世界性大战,就必须教育各国人民。因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导言中就写道:“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组织法》第一条就表明了该组织的宗旨:“本组织之宗旨在于通过教育、科学及文化来促进各国间之合作,对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以增进对正义、法治及联合国宪章所确认之世界人民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均享人权与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这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的首要宗旨,希望通过教育把人类之间的相互理解教给学生,以防止人类之间的相互残杀,防止这种灭绝人寰的战争再次出现。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联合国框架中设立教育专门机构是我们中国的建议。在1944年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中国提出了14条建议,其中一条建议是,明确教育在联合国组织和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创设联合国的教育机构。中国的建议得到了苏、美、英三国的大力支持,并最终被采纳。所以,中国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立是有贡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方面把教育作为一项人权内容,让世界各国人民都受教育;另一方面大力推行国际理解教育,通过教育使各民族之间能够相互促进。
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人类面临着很多危机。原苏联重工业的发展并没有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资本主义国家在70年代中后期也由于中东石油战争而承受了经济危机。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台了一份很重要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认为,人们无止境地去掠夺自然资源,虽然变得日益富有,但却日益贪婪,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与鸿沟越来越大。这份报告提出了“世界性问题”的概念,涉及问题包括能源、环境、粮食、战争、疾病和人类的贪婪等等。同一时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提出要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也就是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意识到,资源消耗过度、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对整个世界的巨大影响。
到了本世纪初,最具有标志性的事情就是“9·11”事件和SARS的流行。“9·11”事件是一种非传统、非典型的战争,SARS则是一种“非典型”的跨国传染疾病。这两件事情的特殊性在于,如果说污染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忽视,“9·11”事件和SARS则是人类所不能回避的。可以说,国际问题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国际教育的发展。
以上说的是理念的发展。除了理念之外,人类教育活动本身也越来越国际化了。在原来不是很发达的国家中,最初的学生流动——也就是留学生跨国流动,主要是由学生所在国家的政府派出,发达国家把接收这些留学生作为一种援助手段。但现在,出国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变成了大多数人向往并主张的一种权利。
记 者:出国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应该是指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在发达国家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张民选:对,发展中国家有大批人出国学习,而发达国家意识到可以借此获得经济利益。有需求就有市场。目前,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经济危机,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办好教育。发达国家发现,吸引留学生前来学习可以成为一个产业——我有好的教育服务,由于本国学生人数下降、财政紧缩等方面的原因,可以通过输出教育服务来满足本国教育发展的需要。同时,有的国家出于扩大政治影响等方面的原因,也采取措施吸引外国留学生来自己的国家学习。
随着人们跨国交往增多,很多人到别的国家去就业,他们需要接受别国的教育,但是他们又觉得不能完全接受别国的教育,而需要有一种世界范围内比较通行的教育,所以就出现了国际文凭组织(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IBO)。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全世界总共也不过一二百所国际文凭学校,而且主要是为国际职员子女服务的——最初,很多在日内瓦工作的国际职员的子女不能接受教育,为此给他们开设了国际文凭学校,并开发了相应的课程。到现在,全世界已经有几万所国际文凭学校,而且美国政府已经公开鼓励美国学生学习国际文凭课程。
记 者:刚才您谈了一些国际组织在国际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您能不能谈谈,国际组织对促进教育发展有哪些具体作用?
张民选: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人们开始发现,除了各国政府之外,还有一种力量在不断上升——这就是国际组织。如果从其法律地位来看的话,国际组织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由主权国家及其政府所组成的政府间组织,这也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国际组织;一类是由民间同行、专业人士所组成的国际组织,具有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协议或者组织规范,我们称为国际非政府组织。现在,国际组织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非政府组织也是实现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当出现共同的问题时,各国可以在国际组织的论坛上进行讨论,可以通过国际组织进行裁决,或制定大家共同遵守的规范。
国际组织同样影响教育的发展。在国际教育组织中,影响最大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单地说,国际教育组织具有两大类非常重要的功能。一类功能是“倡导”,另一类功能是“操作”。在第一类功能中,通过国际组织可以倡导一种共同的理念,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开始倡导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EFA),后来发现,不仅要有“Education for All”,还要有“Quality Education for All”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科文组织又看到了新的问题,“Who is all?”于是今年又提出了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但是这些都是倡导,提出了理念并不一定意味着就能做好。所以,又出现了另一类国际组织,它们不仅认同和倡导这些理念,还会为实现这些理念而采取操作性的行动。例如世界银行,如果一些国家不能实现全民教育,世界银行会给它们提供资金和人力援助,帮助它们开发课程,等等。
记 者:在您看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要发挥倡导功能吗?
张民选:主要是倡导性的,但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做一些操作性活动。如最近在上海召开的亚太地区教育规划培训与研究机构工作网络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资助不同国家的代表来参加会议,从而促进各个国家开展教育质量的监测与评估。所以,很难把某一国际组织的功能非常极端地界定在“倡导”或者“操作”方面,可以说基本上有这样两种倾向。如果用刚才提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比较,前者承担了更多“倡导”的任务,后者承担了更多“操作”的任务。
记 者:上海现在已经有国际教育组织入驻了,如APQN。您认为引进国际组织对上海教育有什么意义?
张民选:APQN是Asia-Pacific Quality Network的缩写,直译就是“亚太质量网络”。如果具体一点,应该是“亚太地区教育质量保障网络”;再具体一点,就是“亚太地区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网络”。该组织的秘书处今年迁到上海市教育评估院。APQN成立于2003年,是一个区域性非政府国际组织,这个组织与教育大众化,尤其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联系在一起。
人们往往认为“多”意味着“差”(More means worse),但实际上,“多”意味着“多样化”(More means diversity)。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如何保障各种机构的教育质量就成为一个问题。多样化的个体也需要有质量的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要满足不同学生群体的需要,以及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要。这些需要就会构成不同的标准,而标准与质量就联系在了一起。APQN秘书处原来设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挂靠在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障署(Australia University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该秘书处根据会员的意见,每隔几年进行一次竞选,决定由哪个会员机构来承担秘书处工作。上海市教育评估院曾在2006年承办了该组织的年会,2007年10月又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联合APQN在云南举办了“外部质量保障的理论与实践”工作坊,其工作获得了APQN成员单位的认可和好评。在这样的背景下,2008年下半年,上海市教育评估院申请竞选APQN新一轮秘书处所在地,并获得成功。APQN秘书处也于2009年3月由澳大利亚迁移至中国上海市教育评估院。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组织,一方面能更多地服务于亚太地区的教育发展,与别国分享中国教育发展的经验;另一方面使我们学会与亚太地区、周边国家的同行们共同相处、共同制定标准,通过这个网络吸收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促进我们自身的国际化发展和能力建设,同时也学会以我们的能力和经验服务周边国家,促进各国的教育发展。
记 者:对于吸引更多有影响力的国际教育组织落户上海,您有什么看法?
张民选: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引进国际教育组织是各国教育工作者的共同选择。我们应该做的是建设更好的环境、培养更多能够胜任国际组织工作的专业人士,使我们有能力提供服务、引领发展,这样就会水到渠成地吸引有影响力的国际教育组织落户上海。
我们欢迎专业性强的国际组织来和我们一起工作。这也是胡锦涛总书记今年7月在驻外使节会议上所说的,外交工作要“使中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落实在教育对外合作交流上,这也要求我们加强自己的能力建设,包括国际交流及语言能力、国际合作能力、专业引领能力等。
记 者:我们都期待上海能在国际教育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与发达国家相比,上海教育如果要更好地为世界服务,还存在哪些差距?
张民选: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国家强大了,它的教育才有可能会引领世界。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一夜之间实现引领世界的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例如,在中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领域,如果按照全民教育的标准来看,我们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世界各国许多外籍人士在上海,但我们很难为他们都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虽然上海已经有29所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但许多外籍人员子女学校都没有足够的名额,大量的外籍学生要等候名额入学。在高等教育方面,我们的高等院校对人类知识的贡献还很小。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是受到世界普遍认可的一个指标,其实SCI本身并不重要,但是SCI体现着知识贡献的程度,知识贡献得越多,引用率就越高,每一次引用都体现了知识探讨、贡献和分享的过程。从SCI可以看出,我们的知识贡献率,无论是对本国还是对世界,都还有待提高。现在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在上海的高校学习,但主要是学习汉语,学习专业知识的人很少。我们能够用外语来授课的课程还很少,更缺乏完全用外语来授课的专业。我觉得,上海每所大学都应该有几个专业,可以面向各国学生,完全用外语授课。当然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中国更加强大了,我们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其他国家的人们也会下定决心先学好中文,然后用中文来学习我们的知识和技能。但这是更远的未来,外国留学生愿不愿意用中文学习我们的专业,取决于我们的知识能不能领先于世界。
记 者:2010年世博会即将在上海召开,您怎么看待教育与世博会的关系?您认为上海世博会对上海乃至中国的教育,特别是国际教育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民选:世博会主要是一个以经济为主题的会议,但也一定会成为一个文化的盛宴。通过世博会,中国人一定会更多地了解世界。为了迎接世博会,上海的中小学会开设更多国际课程。上海教育出版社已经在准备出版国际理解课程的教材,针对初中生、高中生和市民各编写一册。通过世博会,我们的国际意识肯定会增强,对世界各国的了解一定会增多,我们一定会去分享世界各国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一定会展现中国与世界各国和谐共处、共建和谐世界的贡献。像奥运会一样,世博会也将促进中国所有人、所有学生增强国际意识,世界各国也会更多了解中国。
记 者:讲到未来,上海中长期教育对外开放有哪些发展规划?您认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在上海建设国际大都市的进程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张民选:我们在准备制定上海市教育事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时候,就提出要有世界的眼光、国家的战略、上海的特点、全局的高度,最重要的还要让人民满意。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上海有责任用世界最先进的理念建设上海的教育,同时为国家教育对外开放做好排头兵。党中央对上海的要求是建设金融、航运、贸易与经济的“四个中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国际大都市不是由摩天大楼组成的,而是由所有的市民和产业一起构成的。因此,在上海市教育事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重要任务中,有教育国际化的部分;在未来要重点建设的项目里,也有一些教育对外开放的项目。我们希望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中心城市,既服务于国家发展,也服务于亚太地区,也希望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把上海作为亚太地区的首选留学目的地。我觉得,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按照中央政府对上海“四个率先”的要求,应该在教育国际化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访谈人物简介】
张民选,曾下乡插队落户,并任教乡村中小学;曾求学于国内外大学10余年,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任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兼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国际教育研究与咨询中心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顾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理事、英国《国际教育发展学报》和《剑桥教育学报》国际编委。
张民选教授是一位大、中、小学教育经验丰富的教育专家,又是一位国际、国内研究经历丰富的教育行政官员。他先后主持过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亚太经合组织委托的国际研究项目,也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国家教育科学规划办的多项课题,参与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研制工作。他先后出版《理想与抉择:大学生资助政策国际比较》、《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研究》和《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等著作、译作10余部,用中外文发表外文论文60余篇,完成国内外决策咨询报告近10份。
(吕杰昕系本刊特约记者、上海师范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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