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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危，1935年出生，湖南人。著名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第九、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六、七、八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7月12日零时34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管理学院院长成思危在北京去世。三个月前，他还在出席智库研讨会，希望智库“多讲真话实话”;两个月前，人民日报发表他撰写的文章，阐述金融改革不可错失良机;一个月前，他迎来了80岁生日。寿辰当天，他赋诗《八十回眸》，其中“未因权位抛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一句恰是他自己的人生写照。
7月13日，在国科大的校园里，《环球人物》记者遇到两名刚毕业的研究生，他们指着不远处的管理学院说：“在校时我们都听过成先生的课，他（学术）好厉害，讲课很吸引人的。”在管理学院布置的灵堂外，跟随成思危多年的几位亲传弟子接受《环球人物》专访，回忆了更多的故事。对这位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的领导人，被称为中国“创业板之父”“风险投资之父”的社会活动家，所有学生的称呼始终都是“成老师”。
性格和蔼的导师
2004年9月，还在清华大学读大四的田歆被保送到中科院，第一次去见自己未来的导师成思危，进办公室之前腿都有点发抖。“他太有名了，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以为他一定像《新闻联播》里看到的国家领导人一样。”田歆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说，“我本来学的是工业工程和计算机，而成老师的研究方向是金融工程和风险投资，我就更加忐忑了。结果一进办公室，发现他一点都不‘威严’，非常和蔼地跟我说，来了就好好干吧。”
另一位学生郭琨对导师的印象是“慈祥”。第一次见面同样是在办公室。“他个子很高，很有精神。一见面就主动伸出手来，问我学过哪些课程，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声音洪亮，底气十足。”
弟子们回忆，成思危对学生的态度像家人一样，一点都不严厉。“即便我们做得不好，他也不会批评。我那时写论文，拼音打字时常有错别字，他看论文是一字一字地看，每次都会指出来，笑着对我说：‘你看看，你又粗心了吧。’” 郭琨说。
田歆跟随成思危做研究工作10年，从来没见过导师发脾气。“他始终是非常和蔼的，但在学术上又非常严谨，一点小问题都会指出来，这让我在做错事的时候会感到内疚，他还会反过来安慰你。”
在上海某国企工作的高莹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第一次见成思危时，她默默地坐在师兄师姐后面，以为不会被注意到。成思危却主动跟她打招呼：“你是今年新来的研究生高莹吧，那个河南小姑娘对吗？”有一次，高莹跟随成思危参加一个论坛，会后访谈刚结束，工作人员一拥而上，护送成思危离场，场面有些混乱。高莹在边上站着，突然看到人群中的成思危回过头说：“还有个学生跟着我呢，她叫高莹，你们去找一下，别把她弄丢了。”
记者采访的所有学生都提到了成思危的记忆力。“每月固定的指导课都在他的办公室里，十几个研究生来自不同的院校：中科院、社科院、北大、人大、上海交大……每个人的研究方向都不一样，股市、期货、风投、社会保障等，每个人的时间是20分钟，前10分钟汇报上个月做了什么，后10分钟讲下个月要做什么。先生手中什么都没有，但不管我们说到什么，他都能马上告诉我们，哪年、哪本期刊、哪位学者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你要去看。其中很多是英文期刊、外国学者。”田歆说。
生命最后阶段仍在谈学术
田歆最后一次见到导师是今年4月21日，他们在医院里讨论《成思危论虚拟商务》一书的修改和序言。“那时候的先生，说话依然洪亮。我们谈了一小时十多分钟，中间医生护士几次进来检查换药，提醒先生注意休息少讲话，他都笑着回答：‘我好好注意，不过这是要出版给外界看的著作，一定要好好修改、完善，尽量少出错误。’”
在学术上，成思危一向严谨，注重理论与实践并举。他提出，做管理学研究要“顶天立地”，既要立足国际前沿，又要立足中国实际。田歆回忆，他刚开始从事虚拟商务研究时，国内没有什么资料，成思危自己花了1600多元，从美国买了原版书带回来。
去年刚毕业的周舟，曾经被成思危送到上海金融期货交易所实习。“对于股指期货，很多人都是研究怎么套利、赚钱的。我有一次也想通过模型研究套利，成老师说，我们作为学者不应该研究这些，而应该从监管者的角度、从更宏观的角度研究市场，真正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除了严谨，成思危也把“勤奋”二字言传身教给学生。“他不允许我们看国内转载或介绍的海外文献，而是一定要看原文。先生79岁时，我在香港的高校做研究，他还给我发邮件，让我帮他下载国内没有的英文文献。”田歆说，“多年以来，先生每天坚持用几个小时读书、写文章。他的秘书曾经跟我开玩笑，说自己是最轻松的秘书，因为先生所有的发言稿都是自己写的，在担任副委员长的那些年里，他没有休过一天假。有一次先生、师母和我去一号店考察，师母说先生这辈子吃了很多苦，能有现在的成就，就是因为勤奋。”
郭琨最后见到导师是在5月。“那天下午3点半，我和4位老师一起去医院的。他很高兴，看到没提前告诉他会来的两位老师，还开玩笑说‘你们这次可是插队了啊’。我们聊了一个半小时，主要是讨论《虚拟经济纵览》一书的出版。他的思路仍然非常清楚，哪里需要修改、整理一一指出，我甚至没感觉到他的病情变化。谈完学术，先生看了一眼表说，我们聊到4点半结束，我看着时间呢。他这是让我们不用担心的意思。”
田歆认为，这种旺盛的生命力源自成思危的报国情怀。“他经常对我说，如果你做的东西不能用，不能造福于社会，是毫无意义的。他嘴上从来不说报国，但我总能感觉到。居安思危，这是他父亲对他的期望，也是他对我们学生的期望。” 三次人生选择皆为报国
成思危的父亲成舍我是中国近代著名报人、台湾世新大学的创办人，母亲萧宗让曾留学法国，几个妹妹也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1952年，成舍我携全家从香港迁居台湾，五个孩子中只有儿子成思危没有听从父亲的安排跟着赴台。
1951年，在香港深受左翼作家影响、已经秘密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成思危告诉母亲，他要返回大陆。母亲很不赞成，希望丈夫能劝阻儿子。成舍我在问了儿子一堆问题后，对萧宗让说：“他已经想清楚了，让他去吧，他自己负责。” 萧宗让喊道：“他才16岁，要他怎么负责？”尽管如此，成思危还是一个人从香港回到了广州，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母亲。
半个多世纪之后，年逾古稀的成思危对媒体这样解释：“你们年轻，不容易懂得那个时代。”他把自己比作《家》中的觉慧，怀着满腔的热血与激情拥抱新生政权。事实上，当时有不少香港青年像他一样，在理想的驱动下回到内地。
成思危先是进入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后来又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当他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时，“文革”开始了，戴着“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帽子的成思危被下放当了锅炉工，但他却将这份工作干得有声有色，甚至还编了一本书《锅炉学》。
成思危一直谨记父亲在他12岁生日那天写下的赠言——“自强不息”，他把这4个字理解为“顺境时不懈怠，逆境时不沉沦”，正是这样的心态支撑他走出了“文革”的逆境。
1981年，46岁的成思危已经在化工界小有名气，却做出了人生第二次重要选择——赴美留学，而且改学工商管理。对于这次选择，他这样解释：“中国科技确实落后，但管理更加落后。如果读科技，我个人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声望，但中国更需要管理人才。”
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凭借天赋与毅力，成思危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拿到了MBA学位，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其间付出了几倍于常人的努力。
“他对我说过，刚到美国读书时，因为原来学的是俄语，英文很成问题，也不会用计算机。别人花一个小时看书，他要花三个小时;美国学生花一小时甚至几分钟就能编个程序，他却要花一天。”田歆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拿到学位后，父亲成舍我希望成思危去台湾继承家业，美国的企业和研究机构也发出了工作邀请，但成思危都拒绝了。他将风险投资的理念带回国内，先后撰写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成思危论风险投资》《成思危论金融改革》等著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毕生的抱负就是能为富国强民做点事。”
1994年，已经是化工部副部长的成思危还是个无党派人士。时任中国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请他吃饭，希望他加入民建，说这样可以把自己的意见直接传达到最高领导层，“你不是想报效祖国吗？那么这是最好的方式”。一席话打动了成思危。1996年12月，成思危接任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成思危一生都秉持着一个原则：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他都告诫自己“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他推崇孟德斯鸠的名言：“如果我的思想能够影响到很多人的话，我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在他看来，“人一生是很短促的，你能够有你的观点和思想，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就是很不容易的了”。
超前眼光与警世“危言”
早在留学美国时，成思危就注意到，风险投资能用市场的力量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回国后，他开始持续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1998年，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时任中央民建主席的成思危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得到了各方的积极回应，被业界称为引发中国高科技产业创业高潮的“一号提案”。此后，成思危也被称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可以说，“一号提案”对中国风投行业的发展以及后来的创业板设立有着巨大贡献。
成思危曾说：“要对世界上所有的新事物都保持一颗好奇心，才会促使你有求知欲，让你不断去创新、去探索、去进步。”他的治学与研究都与当今中国的一些重大社会变革及管理问题密不可分。
从1997年到去世前，成思危组织专家对虚拟经济进行了长达18年的研究，他推动建立了虚拟经济学科，为当下的经济发展和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
“先生在学术上始终是超前的。”田歆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提出虚拟经济理论时，中国人还基本不知道电商是什么，而今天，中国社会虚拟经济发展的速度已超乎想象。”实践证明，成思危提出的虚拟经济研究的理论框架，对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与此同时，成思危也不忘一次次对中国经济发出“危言”，警醒世人。尤其是对于中国股市，他的话往往起到“风向标”的作用，虽然有些人听了不舒服，但每次他都说到点子上。
成思危曾不止一次地提醒小股民：“现在监管和制度不到位，中小投资者风险太大，要跌起来就是先跌你们啊。”对于房价，他曾直言不讳地建议年轻人“有需要、有条件就买，不要等”，他明确表示房价大降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以达到买房的条件，而不是指望房价能大降。让所有的人都能有房住，是政府的努力方向”。
2013年，成思危就明确指出，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不必依赖GDP高增速，但要严格挤掉GDP的水分。“要保持投资的适度增长，要把投资里面的豆腐渣工程、建成之日就关门的项目、过于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三种水分挤掉，宁要7%的增长速度，也绝不要掺水的9%。”
就在今年5月，成思危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段时间，他还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指出，“金融安全是现代经济安全的核心。对于这一问题，我们既不能麻木不仁、丧失警惕，也不能神经过敏、草木皆兵”。
曾有记者问成思危：“你希望人们记住你的是一位经济学者、教授，还是一位为了国家贡献心力，提出很多重要建言的政治人物？”
成思危回答：“我想这些要求可能都太高了。我希望人们能记得的，就是曾经有这么一个人，在他一生里，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做出了一点他应有的贡献，这就行了。”
7月12日零时34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管理学院院长成思危在北京去世。三个月前，他还在出席智库研讨会，希望智库“多讲真话实话”;两个月前，人民日报发表他撰写的文章，阐述金融改革不可错失良机;一个月前，他迎来了80岁生日。寿辰当天，他赋诗《八十回眸》，其中“未因权位抛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一句恰是他自己的人生写照。
7月13日，在国科大的校园里，《环球人物》记者遇到两名刚毕业的研究生，他们指着不远处的管理学院说：“在校时我们都听过成先生的课，他（学术）好厉害，讲课很吸引人的。”在管理学院布置的灵堂外，跟随成思危多年的几位亲传弟子接受《环球人物》专访，回忆了更多的故事。对这位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的领导人，被称为中国“创业板之父”“风险投资之父”的社会活动家，所有学生的称呼始终都是“成老师”。
性格和蔼的导师
2004年9月，还在清华大学读大四的田歆被保送到中科院，第一次去见自己未来的导师成思危，进办公室之前腿都有点发抖。“他太有名了，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以为他一定像《新闻联播》里看到的国家领导人一样。”田歆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说，“我本来学的是工业工程和计算机，而成老师的研究方向是金融工程和风险投资，我就更加忐忑了。结果一进办公室，发现他一点都不‘威严’，非常和蔼地跟我说，来了就好好干吧。”
另一位学生郭琨对导师的印象是“慈祥”。第一次见面同样是在办公室。“他个子很高，很有精神。一见面就主动伸出手来，问我学过哪些课程，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声音洪亮，底气十足。”
弟子们回忆，成思危对学生的态度像家人一样，一点都不严厉。“即便我们做得不好，他也不会批评。我那时写论文，拼音打字时常有错别字，他看论文是一字一字地看，每次都会指出来，笑着对我说：‘你看看，你又粗心了吧。’” 郭琨说。
田歆跟随成思危做研究工作10年，从来没见过导师发脾气。“他始终是非常和蔼的，但在学术上又非常严谨，一点小问题都会指出来，这让我在做错事的时候会感到内疚，他还会反过来安慰你。”
在上海某国企工作的高莹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第一次见成思危时，她默默地坐在师兄师姐后面，以为不会被注意到。成思危却主动跟她打招呼：“你是今年新来的研究生高莹吧，那个河南小姑娘对吗？”有一次，高莹跟随成思危参加一个论坛，会后访谈刚结束，工作人员一拥而上，护送成思危离场，场面有些混乱。高莹在边上站着，突然看到人群中的成思危回过头说：“还有个学生跟着我呢，她叫高莹，你们去找一下，别把她弄丢了。”
记者采访的所有学生都提到了成思危的记忆力。“每月固定的指导课都在他的办公室里，十几个研究生来自不同的院校：中科院、社科院、北大、人大、上海交大……每个人的研究方向都不一样，股市、期货、风投、社会保障等，每个人的时间是20分钟，前10分钟汇报上个月做了什么，后10分钟讲下个月要做什么。先生手中什么都没有，但不管我们说到什么，他都能马上告诉我们，哪年、哪本期刊、哪位学者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你要去看。其中很多是英文期刊、外国学者。”田歆说。
生命最后阶段仍在谈学术
田歆最后一次见到导师是今年4月21日，他们在医院里讨论《成思危论虚拟商务》一书的修改和序言。“那时候的先生，说话依然洪亮。我们谈了一小时十多分钟，中间医生护士几次进来检查换药，提醒先生注意休息少讲话，他都笑着回答：‘我好好注意，不过这是要出版给外界看的著作，一定要好好修改、完善，尽量少出错误。’”
在学术上，成思危一向严谨，注重理论与实践并举。他提出，做管理学研究要“顶天立地”，既要立足国际前沿，又要立足中国实际。田歆回忆，他刚开始从事虚拟商务研究时，国内没有什么资料，成思危自己花了1600多元，从美国买了原版书带回来。
去年刚毕业的周舟，曾经被成思危送到上海金融期货交易所实习。“对于股指期货，很多人都是研究怎么套利、赚钱的。我有一次也想通过模型研究套利，成老师说，我们作为学者不应该研究这些，而应该从监管者的角度、从更宏观的角度研究市场，真正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除了严谨，成思危也把“勤奋”二字言传身教给学生。“他不允许我们看国内转载或介绍的海外文献，而是一定要看原文。先生79岁时，我在香港的高校做研究，他还给我发邮件，让我帮他下载国内没有的英文文献。”田歆说，“多年以来，先生每天坚持用几个小时读书、写文章。他的秘书曾经跟我开玩笑，说自己是最轻松的秘书，因为先生所有的发言稿都是自己写的，在担任副委员长的那些年里，他没有休过一天假。有一次先生、师母和我去一号店考察，师母说先生这辈子吃了很多苦，能有现在的成就，就是因为勤奋。”
郭琨最后见到导师是在5月。“那天下午3点半，我和4位老师一起去医院的。他很高兴，看到没提前告诉他会来的两位老师，还开玩笑说‘你们这次可是插队了啊’。我们聊了一个半小时，主要是讨论《虚拟经济纵览》一书的出版。他的思路仍然非常清楚，哪里需要修改、整理一一指出，我甚至没感觉到他的病情变化。谈完学术，先生看了一眼表说，我们聊到4点半结束，我看着时间呢。他这是让我们不用担心的意思。”
田歆认为，这种旺盛的生命力源自成思危的报国情怀。“他经常对我说，如果你做的东西不能用，不能造福于社会，是毫无意义的。他嘴上从来不说报国，但我总能感觉到。居安思危，这是他父亲对他的期望，也是他对我们学生的期望。” 三次人生选择皆为报国
成思危的父亲成舍我是中国近代著名报人、台湾世新大学的创办人，母亲萧宗让曾留学法国，几个妹妹也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1952年，成舍我携全家从香港迁居台湾，五个孩子中只有儿子成思危没有听从父亲的安排跟着赴台。
1951年，在香港深受左翼作家影响、已经秘密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成思危告诉母亲，他要返回大陆。母亲很不赞成，希望丈夫能劝阻儿子。成舍我在问了儿子一堆问题后，对萧宗让说：“他已经想清楚了，让他去吧，他自己负责。” 萧宗让喊道：“他才16岁，要他怎么负责？”尽管如此，成思危还是一个人从香港回到了广州，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母亲。
半个多世纪之后，年逾古稀的成思危对媒体这样解释：“你们年轻，不容易懂得那个时代。”他把自己比作《家》中的觉慧，怀着满腔的热血与激情拥抱新生政权。事实上，当时有不少香港青年像他一样，在理想的驱动下回到内地。
成思危先是进入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后来又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当他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时，“文革”开始了，戴着“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帽子的成思危被下放当了锅炉工，但他却将这份工作干得有声有色，甚至还编了一本书《锅炉学》。
成思危一直谨记父亲在他12岁生日那天写下的赠言——“自强不息”，他把这4个字理解为“顺境时不懈怠，逆境时不沉沦”，正是这样的心态支撑他走出了“文革”的逆境。
1981年，46岁的成思危已经在化工界小有名气，却做出了人生第二次重要选择——赴美留学，而且改学工商管理。对于这次选择，他这样解释：“中国科技确实落后，但管理更加落后。如果读科技，我个人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声望，但中国更需要管理人才。”
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凭借天赋与毅力，成思危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拿到了MBA学位，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其间付出了几倍于常人的努力。
“他对我说过，刚到美国读书时，因为原来学的是俄语，英文很成问题，也不会用计算机。别人花一个小时看书，他要花三个小时;美国学生花一小时甚至几分钟就能编个程序，他却要花一天。”田歆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拿到学位后，父亲成舍我希望成思危去台湾继承家业，美国的企业和研究机构也发出了工作邀请，但成思危都拒绝了。他将风险投资的理念带回国内，先后撰写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成思危论风险投资》《成思危论金融改革》等著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毕生的抱负就是能为富国强民做点事。”
1994年，已经是化工部副部长的成思危还是个无党派人士。时任中国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请他吃饭，希望他加入民建，说这样可以把自己的意见直接传达到最高领导层，“你不是想报效祖国吗？那么这是最好的方式”。一席话打动了成思危。1996年12月，成思危接任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成思危一生都秉持着一个原则：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他都告诫自己“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他推崇孟德斯鸠的名言：“如果我的思想能够影响到很多人的话，我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在他看来，“人一生是很短促的，你能够有你的观点和思想，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就是很不容易的了”。
超前眼光与警世“危言”
早在留学美国时，成思危就注意到，风险投资能用市场的力量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回国后，他开始持续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1998年，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时任中央民建主席的成思危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得到了各方的积极回应，被业界称为引发中国高科技产业创业高潮的“一号提案”。此后，成思危也被称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可以说，“一号提案”对中国风投行业的发展以及后来的创业板设立有着巨大贡献。
成思危曾说：“要对世界上所有的新事物都保持一颗好奇心，才会促使你有求知欲，让你不断去创新、去探索、去进步。”他的治学与研究都与当今中国的一些重大社会变革及管理问题密不可分。
从1997年到去世前，成思危组织专家对虚拟经济进行了长达18年的研究，他推动建立了虚拟经济学科，为当下的经济发展和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
“先生在学术上始终是超前的。”田歆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提出虚拟经济理论时，中国人还基本不知道电商是什么，而今天，中国社会虚拟经济发展的速度已超乎想象。”实践证明，成思危提出的虚拟经济研究的理论框架，对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与此同时，成思危也不忘一次次对中国经济发出“危言”，警醒世人。尤其是对于中国股市，他的话往往起到“风向标”的作用，虽然有些人听了不舒服，但每次他都说到点子上。
成思危曾不止一次地提醒小股民：“现在监管和制度不到位，中小投资者风险太大，要跌起来就是先跌你们啊。”对于房价，他曾直言不讳地建议年轻人“有需要、有条件就买，不要等”，他明确表示房价大降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以达到买房的条件，而不是指望房价能大降。让所有的人都能有房住，是政府的努力方向”。
2013年，成思危就明确指出，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不必依赖GDP高增速，但要严格挤掉GDP的水分。“要保持投资的适度增长，要把投资里面的豆腐渣工程、建成之日就关门的项目、过于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三种水分挤掉，宁要7%的增长速度，也绝不要掺水的9%。”
就在今年5月，成思危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段时间，他还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指出，“金融安全是现代经济安全的核心。对于这一问题，我们既不能麻木不仁、丧失警惕，也不能神经过敏、草木皆兵”。
曾有记者问成思危：“你希望人们记住你的是一位经济学者、教授，还是一位为了国家贡献心力，提出很多重要建言的政治人物？”
成思危回答：“我想这些要求可能都太高了。我希望人们能记得的，就是曾经有这么一个人，在他一生里，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做出了一点他应有的贡献，这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