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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杨红樱一直是各大儿童文学奖的获奖“常客”。今年9月，在第九届全国儿童文学奖评选中，虽然没有主动参评任何奖项，她依然是媒体追逐的对象。短短一天时间，身在“西湖读书节”上的她接连拒绝了20多家媒体的采访。因为彼此间的信任，她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的专访，并讲述自己的写作之缘。
为了女儿开始写作
杨红樱并不是年少成名的天才作家，写作源于她内心的愿望。1980年，年仅18岁的她被分到成都一所小学当语文老师。这个打扮入时、喜欢特立独行的川妹子，很快成为学校的“明星”老师，她总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语文课与众不同。那时候，课外读物并不丰富，她就模仿《小蝌蚪找妈妈》、《小公鸡和小鸭子》等，亲自给孩子们写一些既蕴藏知识，又语言优美的童话。看到孩子们听得起劲，她就知道写得不错；看到孩子们走神厌倦，她立刻修改。一年后，听到的赞美声越来越多，她鼓起勇气，将一篇《穿救生衣的种子》投到上海《少年报》，文章很顺利地发表了。
此后6年，杨红樱都在乐此不疲地教学与写作。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科学童话集《快乐天地》，随后，她决定去成都出版社做一名童书编辑。
杨红樱负责的是从3岁至12岁的儿童读物出版。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编辑工作中，敬业的她主动停止了自己的写作。有段时间，成都童书市场上近一半的畅销书都出自她之手，她成了四川出版圈有名的“杨编花”。
写作欲望再度被激起，是缘于女儿的降生。杨红樱盼望女儿有个好性格，用心良苦地将一个个朴素的做人道理变成笔下有趣的故事。《天真妈妈》的创作灵感，就是受到她和女儿亲密关系的启发。《亲爱的笨笨猪》则是以女儿的玩具作为主人公撰写的童话，她想告诉女儿：笨笨猪并不聪明，但它总是与人为善，所以别人就乐于跟它合作。而让杨红樱声名鹊起的《女生日记》，更是与女儿的成长息息相关，书中善解人意、情感丰富的六年级女生冉冬阳与女儿有着同样的快乐与烦恼。
2000年，38岁的杨红樱因为《女生日记》跻身畅销作家之列，其后《男生日记》、《五·三班的坏小子》、《漂亮老师和坏小子》、《假小子戴安》、《淘气包马小跳》等让杨红樱拥有了众多小书迷。《淘气包马小跳》和《笑猫日记》系列在中小学校园里广为流传，童言无忌的孩子们说：“不知道马小跳的是猪，不知道杨红樱的也是猪。”
儿童文学是一门“浅语”的艺术
就像专业的儿科医生必须了解孩子的身体结构和特点，杨红樱对儿童文学的专业性也有着异常深刻的体会。30年里，她从事的工作从来没有离开孩子，她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反思，就隐藏在作品当中。她读过大量的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书籍，并且积多年之功成为儿童阅读心理方面的专家。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一位德国汉学家对杨红樱说：“你的作品里有很浓厚的文学意味和哲学意味，你们中国孩子能读懂吗？”当杨红樱告诉她，《笑猫日记》系列已在中国畅销了好几年时，这位汉学家感到非常惊讶。
杨红樱觉得，儿童文学是一门“浅语”的艺术。她需要将做人的道理和知识性的东西，转换叙述的节奏，变成孩子们能懂的语言。“我是拿钢笔写作，但因为我的读者是小孩子，我就必须把这支钢笔变成彩色的铅笔，他们才能读懂，才能爱读。”
撇开好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而只谈童书的文学性，在杨红樱看来是不可能的。创作早期，她极为追求作品语言的华丽，随着创作的日趋成熟，她更多地使用白描手法，以轻巧追求厚重。《淘气包马小跳》就是她在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成熟之作，“再年轻一点，我就写不出这样的作品。”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说过：“儿童文学作家应该下笔轻、心中重。下笔轻是要尊重儿童的主体性，轻盈地走进孩子的世界，而心中重则代表时刻不能忘记儿童文学担负的责任。”在杨红樱的意识里，这种责任感来自于孩子，“只有孩子在我心中至高无上。”
喜欢倾听孩子的声音
杨红樱自信地告诉记者，写作到现在，她已出版童话、儿童小说80余种，书的总销量超过6000万册。其中，销量超过100万册的书有40本，就连她19岁时写的书现在还摆在书店里。2010年，她以2500万元的年收入超过郭敬明，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首位。
作品如此畅销，在体味当“富豪”作家的同时，杨红樱也品尝到“人红是非多”的滋味。关于她的作品“通俗、搞笑、粗陋”等质疑从来没有停止。最厉害的时候，有关部委曾专门约她进京面谈。就在不久前，还有人指名道姓地说：“当下一些儿童文学好笑却缺乏童趣，比如杨红樱的作品，就找不到儿童的趣味，因为它是成人编出来的，是人工的。”
对于这些，杨红樱始终淡定，她告诉记者，至今她仍然酷爱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新装》，“儿童是最不接受炒作的。在各地的读书节上，我是孩子们最想见到的作家之一。”她不愿意出现在媒体的镁光灯下，也早就习惯了一些儿童文学研讨会成了她作品的批斗会。只有面对说她抄袭的谣言时，她才不惜对簿公堂，“如果我抄袭，我宁可去死。”
很多年来，杨红樱对女儿的教育始终践行着她在作品中坚持的价值观：小学时女儿成绩一直位于中游，她说，考上哪儿是哪儿，反正我不会为你读好学校交一分钱。准备读初中时，女儿放弃保送，报考了全寄宿的外语学校，她也只是说：“凡事你都可以做决定，但自己选择，自己负责。”高中毕业时，女儿再次放弃高考，参加了留学考试，顺利地被心仪的国外大学录取。那时，她知道女儿早已具备独立做决定的能力。
如今，除了每年完成两部作品，杨红樱还喜欢去大大小小的城市、农村以及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给孩子们讲讲童话故事，把他们从影视、游戏中拉回到文字上来。杨红樱始终对孩子充满敬畏。她喜欢倾听孩子的声音，拒绝以居高临下的态度面对孩子。她与孩子们分享快乐，分享梦想，甚至告诉孩子，爱情是非常珍贵、神圣的，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得到。有读者说，她的作品字里行间好像有一条通道，能通到孩子们的心里。望着齐声诵读她的作品的孩子们，她内心充满了感动，也体会到一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满足与快乐。
杨红樱深信：“一个为孩子做事、为孩子写书的人，内心一定要做到干净、安静。”同时，她也希望，年轻的作家们，不要寄希望于靠营销、靠包装成为好作家，而是要摆脱急于成功的心态，本分地为了读者、为了孩子去写作。
为了女儿开始写作
杨红樱并不是年少成名的天才作家，写作源于她内心的愿望。1980年，年仅18岁的她被分到成都一所小学当语文老师。这个打扮入时、喜欢特立独行的川妹子，很快成为学校的“明星”老师，她总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语文课与众不同。那时候，课外读物并不丰富，她就模仿《小蝌蚪找妈妈》、《小公鸡和小鸭子》等，亲自给孩子们写一些既蕴藏知识，又语言优美的童话。看到孩子们听得起劲，她就知道写得不错；看到孩子们走神厌倦，她立刻修改。一年后，听到的赞美声越来越多，她鼓起勇气，将一篇《穿救生衣的种子》投到上海《少年报》，文章很顺利地发表了。
此后6年，杨红樱都在乐此不疲地教学与写作。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科学童话集《快乐天地》，随后，她决定去成都出版社做一名童书编辑。
杨红樱负责的是从3岁至12岁的儿童读物出版。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编辑工作中，敬业的她主动停止了自己的写作。有段时间，成都童书市场上近一半的畅销书都出自她之手，她成了四川出版圈有名的“杨编花”。
写作欲望再度被激起，是缘于女儿的降生。杨红樱盼望女儿有个好性格，用心良苦地将一个个朴素的做人道理变成笔下有趣的故事。《天真妈妈》的创作灵感，就是受到她和女儿亲密关系的启发。《亲爱的笨笨猪》则是以女儿的玩具作为主人公撰写的童话，她想告诉女儿：笨笨猪并不聪明，但它总是与人为善，所以别人就乐于跟它合作。而让杨红樱声名鹊起的《女生日记》，更是与女儿的成长息息相关，书中善解人意、情感丰富的六年级女生冉冬阳与女儿有着同样的快乐与烦恼。
2000年，38岁的杨红樱因为《女生日记》跻身畅销作家之列，其后《男生日记》、《五·三班的坏小子》、《漂亮老师和坏小子》、《假小子戴安》、《淘气包马小跳》等让杨红樱拥有了众多小书迷。《淘气包马小跳》和《笑猫日记》系列在中小学校园里广为流传，童言无忌的孩子们说：“不知道马小跳的是猪，不知道杨红樱的也是猪。”
儿童文学是一门“浅语”的艺术
就像专业的儿科医生必须了解孩子的身体结构和特点，杨红樱对儿童文学的专业性也有着异常深刻的体会。30年里，她从事的工作从来没有离开孩子，她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反思，就隐藏在作品当中。她读过大量的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书籍，并且积多年之功成为儿童阅读心理方面的专家。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一位德国汉学家对杨红樱说：“你的作品里有很浓厚的文学意味和哲学意味，你们中国孩子能读懂吗？”当杨红樱告诉她，《笑猫日记》系列已在中国畅销了好几年时，这位汉学家感到非常惊讶。
杨红樱觉得，儿童文学是一门“浅语”的艺术。她需要将做人的道理和知识性的东西，转换叙述的节奏，变成孩子们能懂的语言。“我是拿钢笔写作，但因为我的读者是小孩子，我就必须把这支钢笔变成彩色的铅笔，他们才能读懂，才能爱读。”
撇开好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而只谈童书的文学性，在杨红樱看来是不可能的。创作早期，她极为追求作品语言的华丽，随着创作的日趋成熟，她更多地使用白描手法，以轻巧追求厚重。《淘气包马小跳》就是她在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成熟之作，“再年轻一点，我就写不出这样的作品。”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说过：“儿童文学作家应该下笔轻、心中重。下笔轻是要尊重儿童的主体性，轻盈地走进孩子的世界，而心中重则代表时刻不能忘记儿童文学担负的责任。”在杨红樱的意识里，这种责任感来自于孩子，“只有孩子在我心中至高无上。”
喜欢倾听孩子的声音
杨红樱自信地告诉记者，写作到现在，她已出版童话、儿童小说80余种，书的总销量超过6000万册。其中，销量超过100万册的书有40本，就连她19岁时写的书现在还摆在书店里。2010年，她以2500万元的年收入超过郭敬明，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首位。
作品如此畅销，在体味当“富豪”作家的同时，杨红樱也品尝到“人红是非多”的滋味。关于她的作品“通俗、搞笑、粗陋”等质疑从来没有停止。最厉害的时候，有关部委曾专门约她进京面谈。就在不久前，还有人指名道姓地说：“当下一些儿童文学好笑却缺乏童趣，比如杨红樱的作品，就找不到儿童的趣味，因为它是成人编出来的，是人工的。”
对于这些，杨红樱始终淡定，她告诉记者，至今她仍然酷爱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新装》，“儿童是最不接受炒作的。在各地的读书节上，我是孩子们最想见到的作家之一。”她不愿意出现在媒体的镁光灯下，也早就习惯了一些儿童文学研讨会成了她作品的批斗会。只有面对说她抄袭的谣言时，她才不惜对簿公堂，“如果我抄袭，我宁可去死。”
很多年来，杨红樱对女儿的教育始终践行着她在作品中坚持的价值观：小学时女儿成绩一直位于中游，她说，考上哪儿是哪儿，反正我不会为你读好学校交一分钱。准备读初中时，女儿放弃保送，报考了全寄宿的外语学校，她也只是说：“凡事你都可以做决定，但自己选择，自己负责。”高中毕业时，女儿再次放弃高考，参加了留学考试，顺利地被心仪的国外大学录取。那时，她知道女儿早已具备独立做决定的能力。
如今，除了每年完成两部作品，杨红樱还喜欢去大大小小的城市、农村以及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给孩子们讲讲童话故事，把他们从影视、游戏中拉回到文字上来。杨红樱始终对孩子充满敬畏。她喜欢倾听孩子的声音，拒绝以居高临下的态度面对孩子。她与孩子们分享快乐，分享梦想，甚至告诉孩子，爱情是非常珍贵、神圣的，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得到。有读者说，她的作品字里行间好像有一条通道，能通到孩子们的心里。望着齐声诵读她的作品的孩子们，她内心充满了感动，也体会到一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满足与快乐。
杨红樱深信：“一个为孩子做事、为孩子写书的人，内心一定要做到干净、安静。”同时，她也希望，年轻的作家们，不要寄希望于靠营销、靠包装成为好作家，而是要摆脱急于成功的心态，本分地为了读者、为了孩子去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