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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他作为盟军太平洋战场上的随军记者，写过一百多篇战地报道；在1945年“密苏里号”上见证日军投降仪式的数名中国记者中，他是唯一在世的一个
在中山大学校内一套简朴的教师住宅里，92岁的黎秀石坐在客厅里的圆桌前，身着翻领白衬衫，丝丝白发很整齐地梳向脑后，神采奕奕。失忆的老伴侧躺在桌旁的小床上，睁大眼睛听着采访对话，两手紧紧地握着丈夫的手。时光飞逝，这对伴侣已携手共度了近七十年人生。
当年曾穿梭在战地第一线的《大公报》名记者，如今已腿脚不便，听力下降，大多数时间只能呆在家里陪着老伴，写写文章。但他仍然反应敏捷，采访中门被风吹开了一条缝，老先生用眼睛余光看到了，马上提醒说：“先把门关上。”她老伴怕风，身体不好。
也许是早年训练有素的记者生涯的缘故，从1949年后就基本上离开新闻界的他，还能主动控制谈话气氛。一个问题聊完，他就从回忆状态中走出来，笑笑：“我答完了，满意吗?下一个问题。”
《大公报》的名记者
1930年代初期，广东人黎秀石考入燕京大学。一年后，他放弃医学科，转到新闻学院。“新闻专业好对付”，他开玩笑说。燕京大学是私立教会学校，英文教学。在这里，他接受了严格的新闻训练。著名记者、《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先生此时正好在该校任教。
“Fact is fact，view is view。(事实就是事实，观点就是观点)”回忆早年，黎秀石挥动手臂，一字一顿地说，这是斯诺教给他的新闻观：“记者告诉读者的，应该是真实有用的事实，不能渗透个人观点在里面，不能用你的看法左右读者。”
读书并不是他求学生活的全部。年轻气盛的他参加过北平的反日学生运动，有一次竟从校医院偷来一小瓶酒精，欲烧掉学校西门内卖日货的小店。结果因为店门是铁的，烧店未遂。
黎秀石的整个青年时代，就在日寇的侵华战争中度过。颇有爱国情操的他先在香港加入了美国合众社做记者，日本入侵香港后返回内地，进入著名的《大公报》桂林版做编辑工作。1944年8月，广西沦陷，桂林版停刊。次年1月，著名报人、《大公报》主事人胡政之通知他你想不想去缅甸，到盟军做战地记者?
他没有同妻子商量就答应了：“回家告诉她时，她没有托我后腿，说‘你去吧。’那时第一个孩子才三个月大。”
说起自己的妻子，他不时抬抬被妻子紧握的左手，一副骄傲的神情：“要想做记者，没有个体贴的老婆怎么行!”妻子汪克柔，与他同是燕京大学的同学，相识相恋8年后结婚。黎秀石做记者时，她就在一家小学当教员。“那时我们很快乐。”
“能活着回来很幸运。”黎老在自己新出版的《见证日本投降》一书中，回忆了早年在缅甸战场上的惊险一幕。日军正在败退，但日本兵发明了“自杀式火力点”，把自己的狙击手捆缚在大树上，伺机扫射过路的盟军。这些人即使被发现、被击中，也不会掉下来，依然继续射击直至死亡。一次，20多名战地记者随军去瓦城的时候，同车的路透社记者被射中身亡。没带武器的记者们只得加快车速穿过树林。
在缅甸的几个月里，黎秀石共向国内发回了一百多篇文章，《解放瓦城之路》、《斯威堡的华侨》、《仰光解放》、《血泪斑斑话缅甸》等，其中很多是在密林或山洞中完成的。
1945年Q月2 H，黎秀石亲眼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作为同盟国军队的一名军事记者，他和三名中国同行一起，受邀登上美军“密苏里”号，参加报道由美军麦克阿瑟上将主持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但这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却让他有难以磨灭的歉疚。
几名记者都向国内发回报道说：“日本五条件投降!”但黎秀石后来了解到，美国为了自己的战后利益，单方面决定保留日皇体制，因此天皇裕仁颁布的“终战”诏书，竟一字不提向盟国投降，签降仪式当日的降书中，也并没有“五条件投降”的字眼。日本还把侵略解释为“当初开战是为了自存与东亚的安定”。日本政府直到今天不肯承认曾侵略中国，就是以此为据。
黎老到现在还甚感遗憾，自责没能准确报道事实，称自己是一个“洞察力不高”的记者。
见证日军投降仪式后，黎秀石又跟随盟军部队前往日本，在东京，在横滨，他的实地采访，使他了解了普通日本民众的真实心理：
——“你认为东条英机是战犯吗?”
——“不是。”
——“那你认为东条有错吗?”
——“有。”
——“什么错误?”
——“他没有准备好。”
——“什么是没准备好?”
——(无语)
我只是—个普通人
在《大公报》，黎秀石一直受到胡政之的器重。结束在日本的工作后，黎秀石便被派往《大公报》驻伦敦办事处，接替名记者、作家萧乾的工作。他和萧乾其实是燕京大学同学，“这是一个美差，不知为什么机会就给了我。”
1949年3月，《大公报》伦敦办事处停办。报社让他将办事处的资金都寄回去，他一分不少全送到香港《大公报》。他戏称：“我当时真傻了。”
可这股傻劲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救了他。《大公报》被认为是“小骂大帮忙”的报纸，很多报人被打成右派，而黎秀石因为把钱都寄回国，有“爱国行为”，就成了“漏网之鱼”。不过文革时还是没逃过住牛棚的遭遇。
1970年代后期，老人回到广州，被中山大学英语系聘用，从此当起了老师。他开设了英美报刊选读等课程，编著过一本颇有影响力的书《英美报刊选读》。“现在想想，教ABC或许更有建设性，中国教育是根本问题嘛。”
这位当年的名记者如此评价自己的教书历程：“这也算我的新闻道路的一种延续。”
在中山大学校内一套简朴的教师住宅里，92岁的黎秀石坐在客厅里的圆桌前，身着翻领白衬衫，丝丝白发很整齐地梳向脑后，神采奕奕。失忆的老伴侧躺在桌旁的小床上，睁大眼睛听着采访对话，两手紧紧地握着丈夫的手。时光飞逝，这对伴侣已携手共度了近七十年人生。
当年曾穿梭在战地第一线的《大公报》名记者，如今已腿脚不便，听力下降，大多数时间只能呆在家里陪着老伴，写写文章。但他仍然反应敏捷，采访中门被风吹开了一条缝，老先生用眼睛余光看到了，马上提醒说：“先把门关上。”她老伴怕风，身体不好。
也许是早年训练有素的记者生涯的缘故，从1949年后就基本上离开新闻界的他，还能主动控制谈话气氛。一个问题聊完，他就从回忆状态中走出来，笑笑：“我答完了，满意吗?下一个问题。”
《大公报》的名记者
1930年代初期，广东人黎秀石考入燕京大学。一年后，他放弃医学科，转到新闻学院。“新闻专业好对付”，他开玩笑说。燕京大学是私立教会学校，英文教学。在这里，他接受了严格的新闻训练。著名记者、《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先生此时正好在该校任教。
“Fact is fact，view is view。(事实就是事实，观点就是观点)”回忆早年，黎秀石挥动手臂，一字一顿地说，这是斯诺教给他的新闻观：“记者告诉读者的，应该是真实有用的事实，不能渗透个人观点在里面，不能用你的看法左右读者。”
读书并不是他求学生活的全部。年轻气盛的他参加过北平的反日学生运动，有一次竟从校医院偷来一小瓶酒精，欲烧掉学校西门内卖日货的小店。结果因为店门是铁的，烧店未遂。
黎秀石的整个青年时代，就在日寇的侵华战争中度过。颇有爱国情操的他先在香港加入了美国合众社做记者，日本入侵香港后返回内地，进入著名的《大公报》桂林版做编辑工作。1944年8月，广西沦陷，桂林版停刊。次年1月，著名报人、《大公报》主事人胡政之通知他你想不想去缅甸，到盟军做战地记者?
他没有同妻子商量就答应了：“回家告诉她时，她没有托我后腿，说‘你去吧。’那时第一个孩子才三个月大。”
说起自己的妻子，他不时抬抬被妻子紧握的左手，一副骄傲的神情：“要想做记者，没有个体贴的老婆怎么行!”妻子汪克柔，与他同是燕京大学的同学，相识相恋8年后结婚。黎秀石做记者时，她就在一家小学当教员。“那时我们很快乐。”
“能活着回来很幸运。”黎老在自己新出版的《见证日本投降》一书中，回忆了早年在缅甸战场上的惊险一幕。日军正在败退，但日本兵发明了“自杀式火力点”，把自己的狙击手捆缚在大树上，伺机扫射过路的盟军。这些人即使被发现、被击中，也不会掉下来，依然继续射击直至死亡。一次，20多名战地记者随军去瓦城的时候，同车的路透社记者被射中身亡。没带武器的记者们只得加快车速穿过树林。
在缅甸的几个月里，黎秀石共向国内发回了一百多篇文章，《解放瓦城之路》、《斯威堡的华侨》、《仰光解放》、《血泪斑斑话缅甸》等，其中很多是在密林或山洞中完成的。
1945年Q月2 H，黎秀石亲眼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作为同盟国军队的一名军事记者，他和三名中国同行一起，受邀登上美军“密苏里”号，参加报道由美军麦克阿瑟上将主持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但这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却让他有难以磨灭的歉疚。
几名记者都向国内发回报道说：“日本五条件投降!”但黎秀石后来了解到，美国为了自己的战后利益，单方面决定保留日皇体制，因此天皇裕仁颁布的“终战”诏书，竟一字不提向盟国投降，签降仪式当日的降书中，也并没有“五条件投降”的字眼。日本还把侵略解释为“当初开战是为了自存与东亚的安定”。日本政府直到今天不肯承认曾侵略中国，就是以此为据。
黎老到现在还甚感遗憾，自责没能准确报道事实，称自己是一个“洞察力不高”的记者。
见证日军投降仪式后，黎秀石又跟随盟军部队前往日本，在东京，在横滨，他的实地采访，使他了解了普通日本民众的真实心理：
——“你认为东条英机是战犯吗?”
——“不是。”
——“那你认为东条有错吗?”
——“有。”
——“什么错误?”
——“他没有准备好。”
——“什么是没准备好?”
——(无语)
我只是—个普通人
在《大公报》，黎秀石一直受到胡政之的器重。结束在日本的工作后，黎秀石便被派往《大公报》驻伦敦办事处，接替名记者、作家萧乾的工作。他和萧乾其实是燕京大学同学，“这是一个美差，不知为什么机会就给了我。”
1949年3月，《大公报》伦敦办事处停办。报社让他将办事处的资金都寄回去，他一分不少全送到香港《大公报》。他戏称：“我当时真傻了。”
可这股傻劲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救了他。《大公报》被认为是“小骂大帮忙”的报纸，很多报人被打成右派，而黎秀石因为把钱都寄回国，有“爱国行为”，就成了“漏网之鱼”。不过文革时还是没逃过住牛棚的遭遇。
1970年代后期，老人回到广州，被中山大学英语系聘用，从此当起了老师。他开设了英美报刊选读等课程，编著过一本颇有影响力的书《英美报刊选读》。“现在想想，教ABC或许更有建设性，中国教育是根本问题嘛。”
这位当年的名记者如此评价自己的教书历程：“这也算我的新闻道路的一种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