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能出一个陈瑞仁检察官，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劳，它是多少个检察官，多少个法官，多少个律师，不怕牺牲地奋斗的结果
　　
　　她曾经是台湾新党主席，曾经做过9年“立法委员”、11年法官。她推动和参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她见证了台湾法制改革和进步的过程。
　　她为阻止一条“危险的法案”通过而在“立法院”“打架”，被连人带椅架出立法院。她在“私运美钞案”中，被李登辉太太曾文惠诉诽谤罪，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个月。而今，她在大陆以仲裁人的身份从事法律工作……
　　
　　“我站起来发言，好吗？”
　　
　　2006年11月26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和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在北京翠宫饭店为张思之律师举办80岁诞辰和从业50周年纪念会。上午是讨论会，议题是“法律移植背景下的中国法治进程——个案公正及其制度价值”。到会多是行业内各有专精的人士，时有精彩的言论。已经十二点过了，接下来的发言将是挤占午餐和午休的时间，主持人宣布，把时间交给最后一位发言人，台湾来的谢启大女士。
　　“谢谢！我站起来发言，好吗？”这本来是一个座谈会，大家习惯性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言，但“台湾来的谢启大女士”不习惯坐着发言。整个上午，她坐在会议室一角，一语未发。她神情专注地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不时面带凝思，目光炯炯，望着发言人。这时，她站了起来。
　　在简洁而熟练的开场白之后，她进入“对今天讨论的话题的一些感触”。她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抓住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法律的第一问题是移植，对此我很遗憾！”整个上午，大家一直认真地在讨论“法律移植”的问题，没有需不需要移植的问题。谢女士这句话，对上午的讨论具有颠覆倾向。
　　她的理由，也是上午的会议上，没有任何人提到过的：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中国的一系列立法，“非常完整”，“严谨漂亮”，甚至达到了“增之一字则多，减之一字则少”的地步。国民党把它们带到台湾，一直使用下来。她批评道，“我们都比较崇洋，我们只是去移植海外的，不重视自己的。”而她“非常想提出来”的是，“乱移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务必要慎重。”
　　
　　她把略带台湾化的国语说得流畅而起伏，有时语速极快，有时一字一顿，同时坚定而有力的目光始终来回注视着每一个人，有效地调控着听众的注意力不至于从她不时显得稍长的句子中溜走（后来，她对记者说，她讲话必须看着每一个人，如果没有人听就立即不讲）——
　　她介绍台湾的判例制度，判例如何形成和变更。这对在座的大陆法律工作者来说，是没有经历过的。而她本人当法官的时候，经常去“挑战判例”，早在上学的时候，有一次考试，她的答案与判例矛盾，老师说她错了，她说是“判例错了”，“果然，七年之后，这个判例就废除了”。
　　“公益律师”，是与当天讨论的“个案推动法治”相关的话题。她用台湾的事实做了呼应。虽然在台湾没有“公益律师”一说，但有些很有名的律师，永远都在做公益律师。这样的律师，名望很高，他说的话，人们是相信的。而她在北京见到“一位被称为惟一打行政诉讼的专家”，她为一个案子去找过这个人，这个人却不敢接案。
　　她认为，光靠个案去推动司法改革是没有用的，以她的经验，媒体的配合非常重要。“台湾媒体开放后，不少现象乱得一塌糊涂，但媒体报道的很多事件的确引起了社会反思。”她在大陆“被迫”接了一些案子，目的是“很希望通过这些案子，把法律的基本原则凸显出来”。
　　她“最后的问题”，是要“就教于各位律师”，一个犯罪嫌疑人被羁押期间可不可以跟家属会面？她问了很多律师包括最高法院，都说不可以，都说刑事诉讼法里面没有规定。但是，她背出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看守所条例中的条款，说明“可以会见是原则，不可以会见是例外”，为什么现在所有人都说不可以会见，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也不给理由来驳回？这在她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接着就说“超期羁押”。她使用了一种夸张的语气，“天呐，怎么可以这样？”而她当法官的时候，列了一个表放在桌上，每天都要看，一天都不敢超过。她的同行也没有人敢超期羁押，因为你这样做行政上违了法，刑事上你会被控犯妨碍人生自由罪。她呼吁中华律师协会人权委员，以上这两点是“必须要争取的”。
　　现场很安静，所有人都在听她说话。“我知道我只能说到这里，中午大家还要吃午饭！”但是，她还有“最后一点”要说，这一点，是最近一段时间，她常常对人说的。她说得满含感情——“我们的陈瑞仁检察官，终于通过了考试——把陈水扁的太太，包括‘总统府’的秘书长，都起诉了。”而“台湾能出一个陈瑞仁检察官，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劳，它是17年来，从高检察官开始（高新武，台湾检察官，以坚持司法正义而知名），多少个检察官，多少个法官，多少个律师，不怕牺牲地奋斗的结果，才形成了今天这小有一点点造诣的氛围——当然问题还很多，但这是一个不小的胜利。”
　　谢启大一口气语不加点地讲了将近二十分钟。作为台湾前“立法委员”和新党前主席，在这样一个相对随意的讨论会，一段短短的发言，她也让人感觉到了她的职业政治生涯的训练结果。
　　
　　“台湾不值得我留下了！”
　　
　　谢启大，一个生在大陆长在台湾的中国人。于2000年回大陆前，是台湾的著名政治人物，随时处于“站起来发言”的状态。
　　她早年进师范学校，做小学教师。后来，考上台湾大学法律研究所，毕业后又考上法官。做了11年法官。再后来，竞选台湾“立委”，高票当选。做了9年“立委”。在学生时代，领导过学生运动，成为学生领袖。在做法官的时候，改变了少年犯罪管理模式，成为新闻人物。在做“立委”的时候，推动立法改革，在“立法院”的抗争，全台轰动。她还是新党最老的成员，并成为新党主席。
　　她对她在台湾的所有工作都感到满意。但她特别愿意强调，她“把李登辉拉下台”的精彩表现。她甚至认为，她不是愿意做政治人物，是李登辉的台独企图，才让她决心参与政治的。对李登辉，她简单地评价说，他是一个日本人。他是日本血统，受日本教育，想搞垮台湾。然而，正是在与李登辉家族的最后一搏中，虽使李登辉仓皇辞庙，而她自身也受到伤害。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李曾文惠私运美钞案”。谢启大公开指称李登辉的太太曾文惠卷8600万美金逃往美国，曾文惠告她诽谤，她反诉曾文惠，法院判她败诉，判处有期徒刑3个月，或处罚金新台币8万元。与谢启大站在同一条线的另一位被告，缴纳了罚金。但是，谢启大愿意选择坐牢。她认为缴纳罚金给人服罪的错觉，而她不认为有罪，相反，她认为李登辉和曾文惠有罪，而台湾的司法“不要脸”到如此程度。
　　至今，谢启大还能够随时把李登辉和曾文惠在那两天的行踪，以及相关的她认为能证明曾文惠卷款而逃的证人证据，一一背诵得溜熟。她随时会斩钉截铁地说，历史会还她公道，美国的相关历史也会解密，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的。
　　谢启大是一个政治人物，即便官司输了，她也要输得体面，而且要尽量给李登辉打击。她服判坐牢，但是，她要由她自己“安排”坐牢的时机。她离开台湾来到了大陆。在台湾的下一次大选（编者注：指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前4个月，她“高调”回到台湾去坐牢。把坐牢变成了一次政治鼓动。
　　事前，她在北京的家，花了6天时间，写了一本3万字的书稿《向历史讨个公道》，她要印出来免费供人阅读。然后，她通知台湾的检察官，告以她回台湾的日期。
　　2003年11月30日，谢启大从北京经香港转机去台湾，先在香港会见媒体，抨击李登辉，称上帝会审判李登辉。在台湾下飞机，她像一个凯旋的战士，有鲜花相迎，有朋友、家人和记者等候。她在机场发布名为《绝不屈服》的声明，宣称“关于‘李曾文惠私运美金案’，经我长期锲而不舍搜证查得之事实真相……不信真理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该认罪的是涉案曝光愈来愈多的李登辉、曾文惠夫妇，以及毫无风骨向强权低头的司法当局。”
　　而押解人员也乖乖地等待谢启大把她要做的做完，才履行公务。以致第二天，台联党“立委”质疑为什么没有依法立即逮捕谢启大，“内政部部长”余政宪则跟着表示“确有疏失”，并由警政署成立专案小组追究相关责任。
　　3个月牢狱，倒是使时年54岁的谢启大女士获得了一段少有的安闲时光。说到她的工作，她不免感叹：“我累死了！”而在坐牢期间，除了“吃的东西油太多，每次都要用勺子刮掉一层”以外，别的都还不错。家人每个星期都来看她，监狱图书馆的书可以挑着看，家里也可以按单子送书，桃园县县长也送书。她什么书都看，包括《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