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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风中的热潮，最有意思的不是科学还是迷信的无聊争论，倒是应该思考一下，在有更先进理论的今天，人和自然的相处，我们是否比古人做得更好
意大利亚洲新闻社最近报道不少中国官员们热衷传统信仰，以谋求鸿运、仕途或者知晓未来。一些专家表示，此举充分说明，人们越来越感到原来的观念已经无法为他们诠释日常生活了。一项调查显示，很多中国人相信相面、追崇古代哲学先贤周公的解梦说、信任占星术并沉醉《易经》以通晓未来。许多官员甚至向风水师求助，以便尽快获得高升。无论是南方的大寺还是北方的古刹，从普陀山到五台山，政府部门的车辆和商人的豪华座驾早已是寻常风景。有人在开设新公司时前往中国四大银行前取土，以确保财运。更有甚者，意大利亚洲新闻社说，一名官员将祖先的墓地从原地迁移数千公里直至新疆天山脚下，“以便能升官”。按照中国风水术中所言，昆仑和天山是万山之脉源，还真是难以说他是过于有学问还是荒诞。
以科学来衡量风水不妥
孙凤岐认为风水说并不全是迷信，这位清华大学建筑系景观研究所所长的观点有不少拥趸，风水是古代的一种环境观、生态观，是中国古代的生态建筑理论。不过也有另外的看法，徐苹芳，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认为把风水作为历史问题来研究是可以的，但对于风水的关注应当仅此而已，因为“风水中科学的东西太少了，要想从中找到积极的东西几乎不可能”。
实际上，风水在中国自古以来是一门显学，也是一个强势文化。风水在香港、台湾这样传统中国文化从未间断的地区长盛不衰。以至于香港著名风水师、香港建筑师学会会员蒋文匡说，“全世界华人13亿8000万，其中4000万在台港澳和海外，这4000万华人都信风水，他们也是华人中最富的，现在中国内地富起来了，所以信风水的人也多起来了。”
在内地，风水的逐渐升温，已经超出了徐苹芳等人所言“人们可以把风水当作个人爱好”的热度。虽然建设部曾经否认要认可风水研究的资质，但是中国某些名牌大学早已开设了风水研究课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并不是所谓“作为历史问题研究”。
风水长期作为一种学问和职业，它和最初的源流相比已经发生了多大的改变?“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晋人郭璞《葬书》中语是至今可见最早的“风水”词源。郭璞的“风水”理论根本，就是以“生气”为核心，以藏风、得水为条件，以寻求一个理想的墓葬环境为着眼点，以福荫子孙为晟终目的。后世风水师们的主要工作，便是寻求能够藏风、得水、具有生气的吉地，用于安葬或是修建住宅，以便人们发展繁衍。
中国数千年的“风水”观念并非源自郭璞。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墓葬中，一具尸骨的左右两旁赫然出现了用蚌壳砌筑的、图案极为清晰的“青龙”、“白虎”图形。有学者认为，这两个图形是古人对于天上星象在地上投影的理解，这与后世的“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概念隐隐相合。风水术大肆张扬的魏晋南北朝，管辂、郭璞这样的风水宗师开始逐步完善过去有关风水的理念，并将其上升为一种理论。唐末，风水大师杨筠松、卜则巍流落江西，其后世子弟逐渐形成了“形势宗”的风水派别。而“理气宗”开始时流传于福建，宋朝有位风水大师王伋推行其说，遂形成了另一大风水派别。
如今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也能找到众多有关风水的书籍，许多还是外国人的著作。欧洲人对风水的接触从数百年前就已经开始。1850年，俄国东正教第13任驻北京传教士团监护官科瓦列夫斯基前往参观了位于北京昌平的明代帝王陵墓，这正是中国风水理论指导下建筑的巅峰之作之一。科瓦列夫斯基的记载中，当时十三陵几乎所有的皇陵都遭到了破坏，但这只是自然和盗墓者所为，而非前朝江山取代者所实施的暴力。恰恰相反，“满人的最后一次侵袭在征服汉人的同时，也被汉人的风俗和文明所征服。他们保留了前朝(明朝)的皇陵，还对其加以保护，实为明智之举。入口处的石碑就是见证。”
城市风水：以北京为例
科瓦列夫斯基在北京仅居住了几个月，这位外国人很快就明白，这是清政府为笼络汉人所采取的政策之一。但他也承认，“明皇陵的宏伟深深震撼了落后的满人，以至于这些萨满教的信仰者们一入主中原，就开始依照汉墓的样式为自己建造陵寝。”与注重生死的汉人不同，草原民族对于死亡和埋葬更多地采用回归自然的方式。这是他们很少留下众多遗迹的原因之一。来自森林草原的渔猎民族抛弃了萨满教，如同征服了中原的许多前辈一样，从鲜卑人到契丹人，从女真到满洲，游牧民族被中原文明所吸引同化，风水的观念自然也润物细无声。《元史》记载，蒙古贵族霸突鲁曾极力向忽必烈推荐北京作为首都的优势：
“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见。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很多时候，满族人甚至比他们学习的对象做得更好。17世纪初明清交替时期曾发生过三起大规模毁坏皇陵的事件：为了遏制后金的侵略，明王朝挖掘了他们认为是后金祖先的金朝皇陵；崇祯末年张献忠的部队毁坏了位于安徽凤阳的明朝皇陵；以及明王朝为报复而挖掘李白成祖坟。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断绝对手的“龙脉”，破坏对手的“风水”。不过满清入关后却完整地保存了宏伟肃穆的明十三陵，以及大明王朝建立的壮丽的紫禁城。在中国礼制和风水文化的指导下建立的、规格和境界最高的皇家宫殿和陵寝，终于得以保留至今。此后他们几乎是按照完全相同的理论和形式，建造了东陵和西陵。
无论从大格局还是小环境，北京和十三陵地区历来被公认是“风水极佳”的“龙兴之地”。北宋时代的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就曾说：“骥都正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主重案。古今建都之地，皆奠过于骥都。”朱熹所言的“骥都”当然不会是位于嵩山之南的北宋都城汴梁，而是暗指当时作为金国首都的北京。作为辽、金、元三朝的都城，北京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沙漠，无论从军事、政治的角度还是“形势宗”所持的风水角度，都是封建时代中国建都的上佳之地。但在按照南京紫禁城的形制修建北京城和紫禁城之前，朱棣首先选择建设的，却是未来明朝皇室的陵寝。
“生死”是风水的主题
风水虽然不仅仅是生死，但涉及的主体还是生死。生人的建筑和时韵，亡人的精神世界和对生人的影响。科瓦列夫斯基在北京半年的游历让他认识到，厚葬的风气从中国古代开始就非常盛行，因为中国人认为死后的世界和真正的现实生活差不多。但他也认识到中国人来世观念的复杂 性：“孔子虽然承认灵魂不死，但从未提及灵魂世界，也不谈来世。而与他同时代的老子在其学说中就谈到了这些。老子的学说在历史上对中国人的思想道德的影响非常之深，在很长的时期里一直与儒学相抗衡，甚至经常居于上风。”
这也许是世界上许多乐于营建陵寝的国家的精神因素之一，但至少中国人营建墓穴的原因不仅于此。刘熙在《释名》中曾对“墓”的社会伦理意义和作用进行了解释：“墓，慕也，孝子思慕之处也”。这个功能性即便是对于贵如帝王的明皇室也是如此。1850年初春的那个夜晚，俄国人科瓦列夫斯基游历十三陵后，在昌平夜宿的旅店曾意外与前往十三陵祭祖的一位明皇室后裔相遇。科瓦列夫斯基写道，清朝知道有很多明王朝皇族后裔在民间，但对他们置之不理，也未加以严格限制。任由前朝皇族后裔扫墓祭祀，乃是因对祖先的尊重亦即孝，实为所有封建道德伦理的共同基石。即便是当年明成祖朱棣选择了长陵作为自己未来陵寝时，虽将当地的康家庄迁出，却保留了陵区内百姓的祖坟。
在科瓦列夫斯基看来，十三陵只是有“永远也看不够”的美景。对于这里符合郭璞《葬书》中“四灵”的风水标准他也许难于理解。不过一个王朝覆灭后不变的只是风景而已。风水未能阻止科瓦列夫斯基和明代后裔充满唏嘘感叹的夜谈。数百年后它也无法阻止另一个伟大王朝的崩溃。
古代城市：风水杰作
希望以好的风水保卫国家亿万年，是帝王的理想寄托；不过风水理念调和建筑和自然环境却从不乏建筑上的杰作。宋代蔡元定就在《发微论》中认为，善于建设的人懂得充分利用自然环境，而不破坏自然。古人说的“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中参人和”，用英国传教士伊特尔所持的西方人的近代观念解释：“中国的风水要追求的最终目的，正是人与自然的平衡。”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建筑史上几乎所有遗存下的建筑精华，都与“风水术”这个长期以来几乎成为封建迷信代名词的概念密不可分。风水在理论上有迷信色彩和缺陷，却能够更细腻感性地认识到和自然的相处之术。
英国基督教传教士伊特尔1873年在《风水中国古代神圣的景观科学》中写道：“在我看来，风水无论如何是自然科学的另一种名称。”“风水理论包含着显著的美学成分和深刻的哲理，中国传统建筑同自然环境完美和谐地有机结合而美不胜收，皆可据以得到说明。”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曾经说，风水理论对于中国人是有益的：“再没有其他地方表现得像中国人那样热心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人不能离开自然的原则’……皇宫、庙宇等重大建筑自然不在话下，城乡中无论是集中还是散布在田园中的房舍，也都经常地呈现出一种对宇宙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
风水“冷”“热”
如今中国内地的风水升温可能更多地是因为此前的“冷”。从“五四”运动以来，在国家遭受西方列强侵辱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许多传统学术连带着被冷落。很长一段时间，凡是和当时西方科学技术相抵触的中国传统学术，往往受到轻视和否定，甚至被简单地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而打入冷宫。只要看看中医这个在今天已经被正式认可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被政府甚至知识精英否定的境遇，就不难想象风水术会受到怎样的鄙视。数千年中国社会中一件本来普遍而自然存在的事情，因为人为地排斥出社会生活，而造成短暂的失忆。更危险的莫过于在试图恢复记忆过程中又人为地制造和附会出新的神话。风水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术”。它既没有形成过一种完整的哲学体系，也并非现代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全然是装神弄鬼的歪理学说。风水术中合理和非科学的成分同时并存，而稍稍放开眼界就可以发现，良莠并存的现象何尝是风水术独有的专利?
我们谈不上用“宽容”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古人，无论如何，我们国家今天最美丽最值得自豪的城市和建筑，不可否认都是在风水术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风水观念和封建礼制就是这些建筑的灵魂。不过从海南岛到满洲里，从上海越过洛阳到西宁，当中国所有的大小城市，连同各地的乡村几乎都失去了可分辨的个性时，最重要的未必是从风水中去寻找什么。风水术处理人和自然的态度，正是它最为光彩的一个方面。但如今值得警惕的倒是，它糟粕的一面反而成为许多人解决世俗问题的灵丹妙药，就像本文文首提到的现象一样。
意大利亚洲新闻社最近报道不少中国官员们热衷传统信仰，以谋求鸿运、仕途或者知晓未来。一些专家表示，此举充分说明，人们越来越感到原来的观念已经无法为他们诠释日常生活了。一项调查显示，很多中国人相信相面、追崇古代哲学先贤周公的解梦说、信任占星术并沉醉《易经》以通晓未来。许多官员甚至向风水师求助，以便尽快获得高升。无论是南方的大寺还是北方的古刹，从普陀山到五台山，政府部门的车辆和商人的豪华座驾早已是寻常风景。有人在开设新公司时前往中国四大银行前取土，以确保财运。更有甚者，意大利亚洲新闻社说，一名官员将祖先的墓地从原地迁移数千公里直至新疆天山脚下，“以便能升官”。按照中国风水术中所言，昆仑和天山是万山之脉源，还真是难以说他是过于有学问还是荒诞。
以科学来衡量风水不妥
孙凤岐认为风水说并不全是迷信，这位清华大学建筑系景观研究所所长的观点有不少拥趸，风水是古代的一种环境观、生态观，是中国古代的生态建筑理论。不过也有另外的看法，徐苹芳，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认为把风水作为历史问题来研究是可以的，但对于风水的关注应当仅此而已，因为“风水中科学的东西太少了，要想从中找到积极的东西几乎不可能”。
实际上，风水在中国自古以来是一门显学，也是一个强势文化。风水在香港、台湾这样传统中国文化从未间断的地区长盛不衰。以至于香港著名风水师、香港建筑师学会会员蒋文匡说，“全世界华人13亿8000万，其中4000万在台港澳和海外，这4000万华人都信风水，他们也是华人中最富的，现在中国内地富起来了，所以信风水的人也多起来了。”
在内地，风水的逐渐升温，已经超出了徐苹芳等人所言“人们可以把风水当作个人爱好”的热度。虽然建设部曾经否认要认可风水研究的资质，但是中国某些名牌大学早已开设了风水研究课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并不是所谓“作为历史问题研究”。
风水长期作为一种学问和职业，它和最初的源流相比已经发生了多大的改变?“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晋人郭璞《葬书》中语是至今可见最早的“风水”词源。郭璞的“风水”理论根本，就是以“生气”为核心，以藏风、得水为条件，以寻求一个理想的墓葬环境为着眼点，以福荫子孙为晟终目的。后世风水师们的主要工作，便是寻求能够藏风、得水、具有生气的吉地，用于安葬或是修建住宅，以便人们发展繁衍。
中国数千年的“风水”观念并非源自郭璞。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墓葬中，一具尸骨的左右两旁赫然出现了用蚌壳砌筑的、图案极为清晰的“青龙”、“白虎”图形。有学者认为，这两个图形是古人对于天上星象在地上投影的理解，这与后世的“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概念隐隐相合。风水术大肆张扬的魏晋南北朝，管辂、郭璞这样的风水宗师开始逐步完善过去有关风水的理念，并将其上升为一种理论。唐末，风水大师杨筠松、卜则巍流落江西，其后世子弟逐渐形成了“形势宗”的风水派别。而“理气宗”开始时流传于福建，宋朝有位风水大师王伋推行其说，遂形成了另一大风水派别。
如今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也能找到众多有关风水的书籍，许多还是外国人的著作。欧洲人对风水的接触从数百年前就已经开始。1850年，俄国东正教第13任驻北京传教士团监护官科瓦列夫斯基前往参观了位于北京昌平的明代帝王陵墓，这正是中国风水理论指导下建筑的巅峰之作之一。科瓦列夫斯基的记载中，当时十三陵几乎所有的皇陵都遭到了破坏，但这只是自然和盗墓者所为，而非前朝江山取代者所实施的暴力。恰恰相反，“满人的最后一次侵袭在征服汉人的同时，也被汉人的风俗和文明所征服。他们保留了前朝(明朝)的皇陵，还对其加以保护，实为明智之举。入口处的石碑就是见证。”
城市风水：以北京为例
科瓦列夫斯基在北京仅居住了几个月，这位外国人很快就明白，这是清政府为笼络汉人所采取的政策之一。但他也承认，“明皇陵的宏伟深深震撼了落后的满人，以至于这些萨满教的信仰者们一入主中原，就开始依照汉墓的样式为自己建造陵寝。”与注重生死的汉人不同，草原民族对于死亡和埋葬更多地采用回归自然的方式。这是他们很少留下众多遗迹的原因之一。来自森林草原的渔猎民族抛弃了萨满教，如同征服了中原的许多前辈一样，从鲜卑人到契丹人，从女真到满洲，游牧民族被中原文明所吸引同化，风水的观念自然也润物细无声。《元史》记载，蒙古贵族霸突鲁曾极力向忽必烈推荐北京作为首都的优势：
“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见。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很多时候，满族人甚至比他们学习的对象做得更好。17世纪初明清交替时期曾发生过三起大规模毁坏皇陵的事件：为了遏制后金的侵略，明王朝挖掘了他们认为是后金祖先的金朝皇陵；崇祯末年张献忠的部队毁坏了位于安徽凤阳的明朝皇陵；以及明王朝为报复而挖掘李白成祖坟。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断绝对手的“龙脉”，破坏对手的“风水”。不过满清入关后却完整地保存了宏伟肃穆的明十三陵，以及大明王朝建立的壮丽的紫禁城。在中国礼制和风水文化的指导下建立的、规格和境界最高的皇家宫殿和陵寝，终于得以保留至今。此后他们几乎是按照完全相同的理论和形式，建造了东陵和西陵。
无论从大格局还是小环境，北京和十三陵地区历来被公认是“风水极佳”的“龙兴之地”。北宋时代的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就曾说：“骥都正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主重案。古今建都之地，皆奠过于骥都。”朱熹所言的“骥都”当然不会是位于嵩山之南的北宋都城汴梁，而是暗指当时作为金国首都的北京。作为辽、金、元三朝的都城，北京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沙漠，无论从军事、政治的角度还是“形势宗”所持的风水角度，都是封建时代中国建都的上佳之地。但在按照南京紫禁城的形制修建北京城和紫禁城之前，朱棣首先选择建设的，却是未来明朝皇室的陵寝。
“生死”是风水的主题
风水虽然不仅仅是生死，但涉及的主体还是生死。生人的建筑和时韵，亡人的精神世界和对生人的影响。科瓦列夫斯基在北京半年的游历让他认识到，厚葬的风气从中国古代开始就非常盛行，因为中国人认为死后的世界和真正的现实生活差不多。但他也认识到中国人来世观念的复杂 性：“孔子虽然承认灵魂不死，但从未提及灵魂世界，也不谈来世。而与他同时代的老子在其学说中就谈到了这些。老子的学说在历史上对中国人的思想道德的影响非常之深，在很长的时期里一直与儒学相抗衡，甚至经常居于上风。”
这也许是世界上许多乐于营建陵寝的国家的精神因素之一，但至少中国人营建墓穴的原因不仅于此。刘熙在《释名》中曾对“墓”的社会伦理意义和作用进行了解释：“墓，慕也，孝子思慕之处也”。这个功能性即便是对于贵如帝王的明皇室也是如此。1850年初春的那个夜晚，俄国人科瓦列夫斯基游历十三陵后，在昌平夜宿的旅店曾意外与前往十三陵祭祖的一位明皇室后裔相遇。科瓦列夫斯基写道，清朝知道有很多明王朝皇族后裔在民间，但对他们置之不理，也未加以严格限制。任由前朝皇族后裔扫墓祭祀，乃是因对祖先的尊重亦即孝，实为所有封建道德伦理的共同基石。即便是当年明成祖朱棣选择了长陵作为自己未来陵寝时，虽将当地的康家庄迁出，却保留了陵区内百姓的祖坟。
在科瓦列夫斯基看来，十三陵只是有“永远也看不够”的美景。对于这里符合郭璞《葬书》中“四灵”的风水标准他也许难于理解。不过一个王朝覆灭后不变的只是风景而已。风水未能阻止科瓦列夫斯基和明代后裔充满唏嘘感叹的夜谈。数百年后它也无法阻止另一个伟大王朝的崩溃。
古代城市：风水杰作
希望以好的风水保卫国家亿万年，是帝王的理想寄托；不过风水理念调和建筑和自然环境却从不乏建筑上的杰作。宋代蔡元定就在《发微论》中认为，善于建设的人懂得充分利用自然环境，而不破坏自然。古人说的“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中参人和”，用英国传教士伊特尔所持的西方人的近代观念解释：“中国的风水要追求的最终目的，正是人与自然的平衡。”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建筑史上几乎所有遗存下的建筑精华，都与“风水术”这个长期以来几乎成为封建迷信代名词的概念密不可分。风水在理论上有迷信色彩和缺陷，却能够更细腻感性地认识到和自然的相处之术。
英国基督教传教士伊特尔1873年在《风水中国古代神圣的景观科学》中写道：“在我看来，风水无论如何是自然科学的另一种名称。”“风水理论包含着显著的美学成分和深刻的哲理，中国传统建筑同自然环境完美和谐地有机结合而美不胜收，皆可据以得到说明。”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曾经说，风水理论对于中国人是有益的：“再没有其他地方表现得像中国人那样热心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人不能离开自然的原则’……皇宫、庙宇等重大建筑自然不在话下，城乡中无论是集中还是散布在田园中的房舍，也都经常地呈现出一种对宇宙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
风水“冷”“热”
如今中国内地的风水升温可能更多地是因为此前的“冷”。从“五四”运动以来，在国家遭受西方列强侵辱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许多传统学术连带着被冷落。很长一段时间，凡是和当时西方科学技术相抵触的中国传统学术，往往受到轻视和否定，甚至被简单地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而打入冷宫。只要看看中医这个在今天已经被正式认可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被政府甚至知识精英否定的境遇，就不难想象风水术会受到怎样的鄙视。数千年中国社会中一件本来普遍而自然存在的事情，因为人为地排斥出社会生活，而造成短暂的失忆。更危险的莫过于在试图恢复记忆过程中又人为地制造和附会出新的神话。风水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术”。它既没有形成过一种完整的哲学体系，也并非现代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全然是装神弄鬼的歪理学说。风水术中合理和非科学的成分同时并存，而稍稍放开眼界就可以发现，良莠并存的现象何尝是风水术独有的专利?
我们谈不上用“宽容”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古人，无论如何，我们国家今天最美丽最值得自豪的城市和建筑，不可否认都是在风水术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风水观念和封建礼制就是这些建筑的灵魂。不过从海南岛到满洲里，从上海越过洛阳到西宁，当中国所有的大小城市，连同各地的乡村几乎都失去了可分辨的个性时，最重要的未必是从风水中去寻找什么。风水术处理人和自然的态度，正是它最为光彩的一个方面。但如今值得警惕的倒是，它糟粕的一面反而成为许多人解决世俗问题的灵丹妙药，就像本文文首提到的现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