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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于2011年11月就任证监会主席，至今差不多已过去半年，而市场的情绪由厚望期许到冷静理性甚至失望，个中深意值得玩味。
郭树清临危受命，市场起初寄予厚望，新科证监会主席果然不负众望，急火火推出股市强制分红制度、交易所清理整顿、启动新股发行改革和垃圾债券等重大制度变革。然而，半年下来，大多数政策停留在纸面，实际效果乏善可陈。尤其是4月1日被市场期许已久的新一轮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只字未提新股审批改革，反倒给机构投资者吃偏食，被市场人士讥为“愚人节玩笑”。
显然，中国市场对郭树清的热望，不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清官”情结，中国资本市场的净化显然不是郭树清一人之力能毕其功于一役的。
“退市制度的实施，理论上大家都赞成，一具体到企业、地方和投资者个人，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除了监管部门和交易所要积极审慎操作，也需要方方面面的理解、支持和配合。”这是2012年3月郭树清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说过的话。应该说，不仅仅是退市制度，郭树清上台后所有的改革举措都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当然不仅是阻力，政策设计过程本身的问题也需要总结。
尚需充分论证
2011年11月9日，证监会发布公告，要求上市公司树立回报股东意识、完善分红政策及决策机制，决定加强对公司利润分配决策过程和执行情况的监管，从IPO公司开始在《招股说明书》中细化分红规划、分红政策和分红计划。
这是郭树清上台后烧的第一把火，被大多数市场人士赞誉。政策出发点是因为境内股市圈钱过多，而投资者得到的投资回报很少。上市公司大多是“铁公鸡”，使得资本市场价值投资理念很难树立，投资者只能通过低买高卖，实现投资回报，这助长了整个市场的投机风气。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胡立峰指出，证监会在分红政策上使用的“所有、不得、立即”等字眼是过去证监会监管政策中很少见的，且政策在发布之日就开始执行，这都说明了这项改革的紧迫性与严肃性。
但市场上的反对声音也非常强烈。
首先，从法律上讲，根据《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利润分配属于公司自主决策事项，只有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才有权决定是否分红和如何分红。
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在一个规范的市场里，公司的股价本身就反映了公司内在价值，分红与否对于股东来说并无区别，因为分红后除权股价下跌，这相当于拿股东自己的钱给自己派红包，只是一个左手倒右手的游戏而已。
更何况，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开征红利税，股票分红所得执行的是按20%减半征税，即10%。而有些上市公司已经就该部分收入代其股东纳过税，红利税的征收无异于在“一只羊身上扒了两张皮”。投资者实际所得的现金收入是分红额的90%，但在分红除权日，分红股票的开盘参考价实行的却是按分红额的100%。这样一来，股票还没开盘，投资者的股票账户市值就已经缩水。
在舆论的压力下，证监会的口风开始变化。到今年3月中旬，证监会相关人士明确表示，“强制分红”的说法不妥，公司分红不分红是企业的事，证监会只能鼓励和引导。
政策出台仓促，缺乏论证，前后矛盾的情况不仅仅在强制分红上，在高收益债券的推出上，也能明显看出政策出台前期准备不足的缺陷。
地方力量阻碍
每项改革的出台都要遭受各种力量的阻碍，其中地方政府是拦路虎，这在清理整顿交易所上表现得非常典型。
2011年年末，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称，自该决定下发之日起，除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任何交易场所均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
其实，对于以金融创新兴起的交易所，证监会系统包括两大交易所因为抢了它们的生意，运作不规范，可能引起一定的金融风险，早已在各种场合道出了心中的不满。而郭主席上台后，清理整顿交易所，成为他的三把火之一。
按照以上要求，当时在全国各地兴起的大约300家各种类型的交易所幸存者将寥寥。2月2日，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会议暨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证监会成为了牵头单位，但会议“谁的孩子谁抱”的原则，将清理整顿交易所的任务交给了各地方政府。
其实，这些交易所就是各地方政府出于自己地方发展而兴起的，让它们清理整顿自己，无异于与虎谋皮。果然，除了一些明显违法的交易所，以及已经出现风险的交易所得到清理之外，整顿的重锤最终还是高高举起，最后终于轻轻放下。
最典型的莫过于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就在部际联席会议过后没几天，2月8日，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官网宣布，天津市政府同意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正式运营。至此，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成为自去年年底清理整顿交易场所活动以来，首个获地方政府批准恢复运营的交易场所。有媒体认为，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去年一年创税约1.6亿元，或是促使天津市政府在清理整顿风暴中下定决心保住这一“金娃娃”的主要原因。
至此，清理整顿违规交易所的重大攻势，最终被化解为无形。
场外市场一波三折
建立场外交易市场，建立“新三板”也是郭树清今年确定的重点任务之一。
在尚福林主政时期，证监会希望在中关村科技园区股份代办转让（即“新三板”）的基础上扩容，发展全国统一的场外市场。
但这一政策在去年年底发生变化。先是去年9月、10月间“新三板”扩容方案没有获得国务院通过，接着是今年1月郭树清在年度工作会议中没有提及“新三板”，转而表示要在地方柜台市场基础上，发展统一监管的场外市场。
当时市场的猜测是，证监会在发展场外市场时可能会考虑兼顾各地已经存在的柜台市场，特别是上海、重庆和天津的地方股权交易中心。
2月，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的首批19家企业挂牌，上海、天津、重庆三大区域OTC从此三足鼎立，市场开始猜想场外市场建设的思路可能是“以地方柜台市场为基础发展统一监管的场外市场”。
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推荐了不少挂牌企业的多家券商却突然从推荐会员名单中消失，相关企业也转交给了其他投资机构。
当时有媒体报道，证券业协会组织多家有地方代表性的券商讨论后，得出意见是由券商主导各自所在地的场外市场，将来再形成统一的报价系统。这一模式还是在证监会的直接监管之下，将地方金融办和区域性的股交中心排除在外。
目前已知的最新消息是，证监会已经决定在北京成立“新三板”交易所，中国第三家类似纳斯达克的交易所终于将落户北京。湖南证监局局长杨晓嘉已经赴任“新三板”筹备小组组长，拟任场外交易市场理事长，证监会市场监管部主任谢庚拟任“新三板”场外交易市场总经理。
经过一波三折，场外市场发展的最终轮廓才大体清晰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利益与行业利益的博弈极为激烈。
部门协调的硬度
2011年12月17日，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全国有2万亿元的养老保险金分散在各省，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3.9万亿元，扣除贷款后余额还有2.1万亿元。组织这4万亿资金，设立一个专门的投资机构或者委托一个机构，投资资本市场，对中国的养老保险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郭树清此言一出，即受到证券和基金公司的欢迎，这明显是为它们拓展了业务。此番言论也得到了一些社保专家的赞同，因为中国社保基金管理分散，管理者不作为，不能积极做到保值增值。尤其是在负利率时代，社保基金有较大的亏损。
但市场人士则怀疑郭树清此言有为市场抬轿的嫌疑，更有人认为，在大盘进入熊市经年，多数机构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保险公司和一些券商亏损严重的形势下，社保基金入市是为这些亏损解套，此番言论被认为动机不纯。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一位学者称，郭树清的此番言论显然是套用了西方成熟市场的思维模式，而中国资本市场就没有长期投资价值，类似社保基金这样的长期资金是不可能在中国资本市场上赚钱的。
3月21日，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发布消称，经国务院批准，社保基金理事会受广东省政府委托，投资运营广东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结存资金1000亿元。双方于3月19日在北京签订了委托投资协议，委托投资期限暂定两年。
此消息刚刚过去5天，3月26日，国家财政部在官网发布《关于加强和规范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称，除可转存定期存款或购买国家债券外，地方财政部门不得动用社会保险基金结余进行任何其他形式的直接或间接投资。
至此，关于养老金管理体制改革的热烈讨论便偃旗息鼓。
从以上社保基金入市这个事例我们看出，部门之间的协调不力，可能把一个很有意义的改革举措，消灭于萌芽之中，这点从债券市场的建设就可以看出来。
债券市场是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基石，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工具，但长期以来，由于部门利益争夺，债券市场的多头管理，要建设好债券市场，首先要解决多头管理的问题。
2011年11月19日，郭树清表示，中国证监会将积极协调并推动债券市场的统一监管，直指债券市场分裂的症结。郭树清上任后不久，证监会便成立了债券办公室，由现任市场部副主任霍达和发行部副主任陆文山担任领导职责。债券办公室目前为副局级单位，主要负责落实统一债券市场的具体事宜。
但直到目前，债券市场多头监管的问题鲜有改观，只是成立一个部际协调会议，类似这种缺乏规范和权威的会议机制在部门之间成立不少，只是聋子的耳朵而已，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摘自《新财经》2012年第5期）
郭树清临危受命，市场起初寄予厚望，新科证监会主席果然不负众望，急火火推出股市强制分红制度、交易所清理整顿、启动新股发行改革和垃圾债券等重大制度变革。然而，半年下来，大多数政策停留在纸面，实际效果乏善可陈。尤其是4月1日被市场期许已久的新一轮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只字未提新股审批改革，反倒给机构投资者吃偏食，被市场人士讥为“愚人节玩笑”。
显然，中国市场对郭树清的热望，不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清官”情结，中国资本市场的净化显然不是郭树清一人之力能毕其功于一役的。
“退市制度的实施，理论上大家都赞成，一具体到企业、地方和投资者个人，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除了监管部门和交易所要积极审慎操作，也需要方方面面的理解、支持和配合。”这是2012年3月郭树清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说过的话。应该说，不仅仅是退市制度，郭树清上台后所有的改革举措都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当然不仅是阻力，政策设计过程本身的问题也需要总结。
尚需充分论证
2011年11月9日，证监会发布公告，要求上市公司树立回报股东意识、完善分红政策及决策机制，决定加强对公司利润分配决策过程和执行情况的监管，从IPO公司开始在《招股说明书》中细化分红规划、分红政策和分红计划。
这是郭树清上台后烧的第一把火，被大多数市场人士赞誉。政策出发点是因为境内股市圈钱过多，而投资者得到的投资回报很少。上市公司大多是“铁公鸡”，使得资本市场价值投资理念很难树立，投资者只能通过低买高卖，实现投资回报，这助长了整个市场的投机风气。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胡立峰指出，证监会在分红政策上使用的“所有、不得、立即”等字眼是过去证监会监管政策中很少见的，且政策在发布之日就开始执行，这都说明了这项改革的紧迫性与严肃性。
但市场上的反对声音也非常强烈。
首先，从法律上讲，根据《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利润分配属于公司自主决策事项，只有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才有权决定是否分红和如何分红。
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在一个规范的市场里，公司的股价本身就反映了公司内在价值，分红与否对于股东来说并无区别，因为分红后除权股价下跌，这相当于拿股东自己的钱给自己派红包，只是一个左手倒右手的游戏而已。
更何况，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开征红利税，股票分红所得执行的是按20%减半征税，即10%。而有些上市公司已经就该部分收入代其股东纳过税，红利税的征收无异于在“一只羊身上扒了两张皮”。投资者实际所得的现金收入是分红额的90%，但在分红除权日，分红股票的开盘参考价实行的却是按分红额的100%。这样一来，股票还没开盘，投资者的股票账户市值就已经缩水。
在舆论的压力下，证监会的口风开始变化。到今年3月中旬，证监会相关人士明确表示，“强制分红”的说法不妥，公司分红不分红是企业的事，证监会只能鼓励和引导。
政策出台仓促，缺乏论证，前后矛盾的情况不仅仅在强制分红上，在高收益债券的推出上，也能明显看出政策出台前期准备不足的缺陷。
地方力量阻碍
每项改革的出台都要遭受各种力量的阻碍，其中地方政府是拦路虎，这在清理整顿交易所上表现得非常典型。
2011年年末，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称，自该决定下发之日起，除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任何交易场所均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
其实，对于以金融创新兴起的交易所，证监会系统包括两大交易所因为抢了它们的生意，运作不规范，可能引起一定的金融风险，早已在各种场合道出了心中的不满。而郭主席上台后，清理整顿交易所，成为他的三把火之一。
按照以上要求，当时在全国各地兴起的大约300家各种类型的交易所幸存者将寥寥。2月2日，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会议暨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证监会成为了牵头单位，但会议“谁的孩子谁抱”的原则，将清理整顿交易所的任务交给了各地方政府。
其实，这些交易所就是各地方政府出于自己地方发展而兴起的，让它们清理整顿自己，无异于与虎谋皮。果然，除了一些明显违法的交易所，以及已经出现风险的交易所得到清理之外，整顿的重锤最终还是高高举起，最后终于轻轻放下。
最典型的莫过于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就在部际联席会议过后没几天，2月8日，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官网宣布，天津市政府同意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正式运营。至此，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成为自去年年底清理整顿交易场所活动以来，首个获地方政府批准恢复运营的交易场所。有媒体认为，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去年一年创税约1.6亿元，或是促使天津市政府在清理整顿风暴中下定决心保住这一“金娃娃”的主要原因。
至此，清理整顿违规交易所的重大攻势，最终被化解为无形。
场外市场一波三折
建立场外交易市场，建立“新三板”也是郭树清今年确定的重点任务之一。
在尚福林主政时期，证监会希望在中关村科技园区股份代办转让（即“新三板”）的基础上扩容，发展全国统一的场外市场。
但这一政策在去年年底发生变化。先是去年9月、10月间“新三板”扩容方案没有获得国务院通过，接着是今年1月郭树清在年度工作会议中没有提及“新三板”，转而表示要在地方柜台市场基础上，发展统一监管的场外市场。
当时市场的猜测是，证监会在发展场外市场时可能会考虑兼顾各地已经存在的柜台市场，特别是上海、重庆和天津的地方股权交易中心。
2月，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的首批19家企业挂牌，上海、天津、重庆三大区域OTC从此三足鼎立，市场开始猜想场外市场建设的思路可能是“以地方柜台市场为基础发展统一监管的场外市场”。
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推荐了不少挂牌企业的多家券商却突然从推荐会员名单中消失，相关企业也转交给了其他投资机构。
当时有媒体报道，证券业协会组织多家有地方代表性的券商讨论后，得出意见是由券商主导各自所在地的场外市场，将来再形成统一的报价系统。这一模式还是在证监会的直接监管之下，将地方金融办和区域性的股交中心排除在外。
目前已知的最新消息是，证监会已经决定在北京成立“新三板”交易所，中国第三家类似纳斯达克的交易所终于将落户北京。湖南证监局局长杨晓嘉已经赴任“新三板”筹备小组组长，拟任场外交易市场理事长，证监会市场监管部主任谢庚拟任“新三板”场外交易市场总经理。
经过一波三折，场外市场发展的最终轮廓才大体清晰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利益与行业利益的博弈极为激烈。
部门协调的硬度
2011年12月17日，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全国有2万亿元的养老保险金分散在各省，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3.9万亿元，扣除贷款后余额还有2.1万亿元。组织这4万亿资金，设立一个专门的投资机构或者委托一个机构，投资资本市场，对中国的养老保险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郭树清此言一出，即受到证券和基金公司的欢迎，这明显是为它们拓展了业务。此番言论也得到了一些社保专家的赞同，因为中国社保基金管理分散，管理者不作为，不能积极做到保值增值。尤其是在负利率时代，社保基金有较大的亏损。
但市场人士则怀疑郭树清此言有为市场抬轿的嫌疑，更有人认为，在大盘进入熊市经年，多数机构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保险公司和一些券商亏损严重的形势下，社保基金入市是为这些亏损解套，此番言论被认为动机不纯。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一位学者称，郭树清的此番言论显然是套用了西方成熟市场的思维模式，而中国资本市场就没有长期投资价值，类似社保基金这样的长期资金是不可能在中国资本市场上赚钱的。
3月21日，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发布消称，经国务院批准，社保基金理事会受广东省政府委托，投资运营广东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结存资金1000亿元。双方于3月19日在北京签订了委托投资协议，委托投资期限暂定两年。
此消息刚刚过去5天，3月26日，国家财政部在官网发布《关于加强和规范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称，除可转存定期存款或购买国家债券外，地方财政部门不得动用社会保险基金结余进行任何其他形式的直接或间接投资。
至此，关于养老金管理体制改革的热烈讨论便偃旗息鼓。
从以上社保基金入市这个事例我们看出，部门之间的协调不力，可能把一个很有意义的改革举措，消灭于萌芽之中，这点从债券市场的建设就可以看出来。
债券市场是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基石，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工具，但长期以来，由于部门利益争夺，债券市场的多头管理，要建设好债券市场，首先要解决多头管理的问题。
2011年11月19日，郭树清表示，中国证监会将积极协调并推动债券市场的统一监管，直指债券市场分裂的症结。郭树清上任后不久，证监会便成立了债券办公室，由现任市场部副主任霍达和发行部副主任陆文山担任领导职责。债券办公室目前为副局级单位，主要负责落实统一债券市场的具体事宜。
但直到目前，债券市场多头监管的问题鲜有改观，只是成立一个部际协调会议，类似这种缺乏规范和权威的会议机制在部门之间成立不少，只是聋子的耳朵而已，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摘自《新财经》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