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年间，蓟州（今属天津）发生蝗灾，官府闻讯，立即派灭蝗队前去救灾。但百姓将灭蝗队堵在村口，不让他们进村，说蝗虫不吃庄稼，只吃青草，恳请灭蝗队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灭蝗队不信，坚持要进村，差点儿激发事端。原来，当地官员的不作为形象已经深入人心，百姓深知灭蝗队就是奉官员命令来的，他们绝对不会真的为民办事。果然，灭蝗队进村后，先灭百姓的鸡鸭，再灭百姓的猪羊，就是不灭地里的蝗虫。所以，百姓面对这种情况，才会两害相权取其轻，宁可被蝗虫害，不愿被官员害。
　　此类天灾，官员管不好，一些人祸呢，官员又不愿意管。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各省援军到处勒索、敲诈地方，走一处害一处。在绍兴，清军抢粮，使当地罢市绝粮；在上虞（今属浙江绍兴），当地兵勇公然抢劫自己的粮台……两江总督上密折称：官吏到处“催科浮收，包揽词讼，勒逼商旅，窝留娼赌……”种种凌虐，无恶不作，使得百姓与官员的矛盾不可调和。面对天灾，百姓咬咬牙还能挺过去，面对人祸，百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必须一忍再忍。
　　后来百姓发现，洋人来了，世道变了。百姓怕官员，官员怕洋人，民不与官斗，官不与洋人斗，洋人比官员管用。于是，百姓开始有困难找洋人。洋人出于种种目的，也乐意为百姓出头，每到一地，都打击盗贼，“保护”百姓，甚至“劫官济民”，打开官府的粮仓，将粮食散发给民众。洋人将官员的事干了，把官员的粮分了，官员也只能一忍再忍。
　　不久，商人们也发现了这个规律：有困难找洋人，真管用。以往，商人开家公司、做点儿生意，月初月末要请官员吃饭，还得三天两头去送钱，利润却大部分进了官员的私囊；如今，他们只要聘个洋人当顾问，办公手续一切从简。以往他们送货到外地，不管是走陆路还是水路，沿途关卡重重，各种杂税不堪重负；如今他们只要请个洋人押车，那么收费站一律放行，杂税一律免收。
　　再后来，这个规律一传十、十传百，连官员也知道了。别看官员平日里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但官员也有官员的“困难”。像庆亲王奕勖，他的困难就是钱太多，家里金山、银山几座，与正常俸禄明显不符，既说不清楚，又不知往哪藏。如果御史知道了，肯定会要求反腐肃贪；如果百姓知道了，肯定會跳起脚骂娘。后来奕勖发现将钱放在洋人的银行，既保密又保险，一举多得，问题因此迎刃而解。
　　不过，这些官员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找洋人帮忙实际上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们表面上一边骂百姓甘当汉奸，一边骂洋人强盗行径，暗地里却神不知鬼不觉地与洋人做交易。最终，“有困难找洋人”成为朝野共识，大清朝廷反倒变得多余，于是没过多久就走向了覆灭。
　　编辑/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