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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各地掀起编纂新方志热潮，史念海先生积极投身其中，他不仅积极探索新方志的理论体系构建，提出新志可史志兼而有之，体例应合乎地情体现特色，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新观点指导修志等，而且在修志实践中大胆创新，强调新志应重视记述地理环境的变迁，重视文献考证和实地考察。史念海与谭其骧、侯仁之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倡导和努力，不仅丰富了新方志理论，提高了新方志编纂质量，而且推动了中国方志编纂从“旧”到“新”的转变。
关键词 史念海，历史地理学，方志，新方志理论
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04-0039-07
史念海（1912—2001年），字筱苏，山西平陆人，是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与谭其骧、侯仁之并称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三大家，为该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不仅如此，史念海先生在方志学理论研究和新方志编纂实践中亦多有建树。史念海先生自青年时代就与方志结缘，其机缘始于1935年协助张国淦先生编写《中国方志考》。当时史先生所做的方志研究工作大体可分为三项：一是搜集《永乐大典》中有关方志的记载;二是论述明清以来的方志;三是撰写一些方志的提要。①这期间，史先生得到了张国淦先生无私的指导和照顾，为今后从事方志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史先生所言：“我的研治方志学，国淦实有启蒙之力，历时虽久，时萦脑际。”②“那些岁月中，一些我当时认为重要的方志，譬如不著撰人的《三辅黄图》、宋敏求《长安志》、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等，有些时候竟成为案头常备的典籍。也可以说诸凡方志，往往不离手边。虽然时常翻检，却是都以之当作历史地理学科的资料，初未多作方志本身的研究，因而未能把从张石公张老问学的成规都延续下来。”③
新中国成立之后，方志的编纂虽随着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有所开展，但受一些因素的影响，发展缓慢甚至一度中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恢复修志的传统，新方志编纂在全会之后不久就被提上议程。特别是1981年7月，中国地方志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对新方志编纂工作的普遍开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会之后，江苏、四川、云南、广西、河南、河北、安徽、湖北、山东等地相继成立地方志编纂机构，④全国各地由此掀起了修志热潮。⑤与此同时，一大批文史工作者积极投身修志热潮之中，史念海先生亦是其中之一，其主要贡献有以下几点。
一是积极参与方志学术研讨会或担任地方志协会顾问，为方志编纂建言献策。如前述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史念海应邀參加并在大会上发言;⑥二是无私讲学，全力培训修志人才。如1982年5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委托湖北省志办、武汉市志办，在武汉市举办中南、西南9省（区）地方志研究班，史念海、傅振伦、来新夏等人为660余名学员讲课。①同年7月，山西省志办举办北方8省（区）地方志研究班，史念海、来新夏、刘光禄等史志专家为400余人讲课外，还结合各地的修志经验，对新县志的编修方案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②三是身体力行，直接参与新方志的纂修，如在担任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期间，史先生邀请业界同仁，反复研讨，拟定了《〈陕西通志〉编纂方案》。除此之外，史念海先生还致力于撰写方志论文，对新方志的性质、体例、指导思想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如《方志刍议》就是其方志理论研究的力作。③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比较关注史念海先生在历史地理学上的贡献，④但对其新方志理论上的建树则较少瞩目。⑤史念海是较早探索新方志理论的学者，对新方志理论构建多有贡献，理应受到重视。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梳理史念海先生对新方志理论基本问题的看法，进而探讨新方志理论中的特色及其成因，并在其中比较史先生与谭其骧、侯仁之两位同时代历史地理学家新方志理论观点的异同，从中把握这一代历史地理学家在新方志理论研究方面的共性，希冀有助于今后新方志的编纂。
20世纪80年代初，即第一轮新方志纂修之初，大多参与修志的人员不仅缺乏修新方志的经验，且对于如何编纂新方志，更是缺乏理论的指导，以致最初新修志书的质量参差不齐。方志的性质、体例、指导思想等问题是方志理论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因此，构建新方志理论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基于时代的需求，史念海先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围绕新方志的性质、体例和指导思想等基本问题展开讨论，积极探索新方志编纂的理论。
（一）新志书可兼顾史志，互为补充
方志的性质是历代学者争论不休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也是从古至今悬而未决的公案。明清以来，有关方志性质的论述尤多，其中以章学诚与戴震之间的论争最为有名，并因此形成了地理学派、历史学派等方志学派。然诸多观点归纳起来，无外乎以下三种：一是方志为地理书（即“志”），重视自然现象的记载，以戴震、洪亮吉为代表;二是方志为史书（即“史”），注重社会现象的记载，以章学诚为代表;三是方志可史志兼有，以黎锦熙为代表。⑥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方志的性质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史念海先生根据自身长期利用和研究方志的经验，并结合时代的需求，对如何处理新方志的史志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史先生由方志的源流演变探索史与志的关系，强调“就方志而求其使用的意义，就现在说来，更显得迫切。当前举国上下，皆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振兴中华，讲求富强，这是唯一的要务，应吸收前人的经验……前世史迹而见于记载，这在方志中自然就是所谓的史了。前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经验而见于记载，这在方志中应该就是所谓的志了”。⑦因此，他认为“现在撰修方志时，史与志的关系将和以前的旧说有所不同。现在撰修方志重复过去的史与志的争论，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现在的史与志的关系，乃是以史贯穿志，这里说的志应该包括自然演变的记载和社会现象的记载。从横的方面看，只是若干不同的现象分别排列。从纵的方面看，则是若干同类的现象联在一起。如此纵横交错，史和志的关系就可以体现出来了。”⑧当然，史先生也不反对地方史志分开，“因为究竟各有特点，不必强求一律，分开是为了重新体现早期方志的旧规，述地记人不必汇集在同一部书中”。⑨ 当时，谭其骧先生对地方史与地方志的性质亦有较为新颖的见解。他认为：“现在编写地方史和地方志可以同时并存，相互补充，地方史志都是以某一个地区为记叙对象，史中往往有志的内容，而志内难免有史的成分。”①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新时代，不应再像旧时那样纠结于“史志之辩”;在新方志的编纂中，史志可以兼而有之，并有相互补充之效。
（二）志书体例应合乎地情，以体现特色为要
方志体例是方志区别于其他著述的独特标志，它将某一政区或范围内的各种情状按一定形式、方法和原则剪裁、编辑，并以规范文字撰写成书，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规格化和准确化。②因此，方志体例也是备受学人关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行政区划有过多次调整。至20世纪80年代，主要分为省级、地级、县级、乡级、村级、组级等六级行政区，其中，省、县、乡为基本行政区。依当时行政区划来分，新方志有省志、市志、县志、乡镇志、村志等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方志，体例自然会有所不同。但不论采用何种体例，方志立目需要遵守一定的原则。
史念海先生认为只要修志的指导思想相同，市、县志的篇目可大体参考省志，可以有所增删。他还特别指出，省志、市志、县志应依各级行政区的实际情况而取材，立目更要体现地方特色，“省志是从省的全局来取材撰写，而市、县志是从本市、本县的角度来取材撰写……写省志要写出本省的特色。例如我们陕西省是秦、汉、隋、唐等朝代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陕西省志》里就必须专门设立文物志、古迹志，而且要给予相当的篇幅。写史志、县志，更要写出本市、本县的特色”。③谭其骧先生认为，基于不同行政区划间的差异，县级市志的体例可与县志相同，“县级市就是产业比较发达的县，所以这种志书基本是可采用县志体例”，但省、直辖市、地级市的方志体例要依各自行政区的实际情况而定，“直辖市和地级市的大部分都辖县，市本身又分区，这种市志既不同于县志，也不同于省志。省志是全省几十个、上百个市、县的综合记载，各市县应基本上平均记载，省会所在市只能说所占比重较大，但不能说关于省会的记载就是省志的主题部分。而市志虽然也应记载辖县，却无疑应以市区为主体。市志不能单纯地把所辖的区志、县志抄集到一起”。④
不难发现，谭其骧、史念海的观点在表述上虽不尽相同，但核心思想是一致的，即新方志的体例应符合各个行政区划的实际情况，体现地情特色。中国幅员辽阔，每个省的情况都不一样，甚至同一乡镇中各个村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因此，不同类型的志书，其体例依各自的实际情况而定的编纂思想，在当时是极有现实指导意义的。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新观点指导新志编纂
对大多具有官修性质的方志来说，志书的指导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官方意志的体现，反映了特定的时代特征。因此，个人的修志观往往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如明清时期，大多修志者崇奉儒家思想，在志书中宣扬“忠孝仁义”等儒家观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因此，修志的指导思想必然要有所改变。如1980年4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就提出：“地方志的编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现在这方面工作还处于停顿状态，我们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和新体例，继续编写好地方志。”⑤所谓的新观点，就是有别于旧社会的修志观。
鉴于此，史念海先生强调纂修新地方志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这是根本性的问题，是新方志和旧志最主要的区别所在，也是新方志能否修好的关键所在。⑥他又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新观点修志作了十分详细的论述：“新方志应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事撰修的，也就是说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的原理原则。这至少应该做到两点：充分占有和运用材料，实事求是，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探索出事物演变的规律，为国家的建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⑦当时，谭其骧先生也积极响应胡乔木同志的讲话，指出纂修新方志要“贯彻三中全会党中央提出的实事求是的精神”。①侯仁之先生亦认为：“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担负着用马克思主义新观点来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重任，我们要了解整个祖国面貌的变化，即可通过地方志来取得第一手资料。”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念海、谭其骧、侯仁之等学者积极响应国家的方针政策，倡导用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来指导新方志编纂，并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修志有着深入浅出的阐释，这对把握新方志编纂的正确方向，无疑具有先导意义。
自第一轮新方志纂修以来，除了方志学专家外，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古典文献学等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相继投入到修志活动中，为新方志建设献计献策。因专业背景的关系，对于新方志理论的具体问题，如新方志编纂的方法，不同领域的专家通常会有不同的理解，而同一领域的专家又往往存在一些共性。作为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的新方志编纂理论，更多的是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构建，我们也可发现谭其骧、侯仁之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观点也具有这一共性。
（一）在编纂内容上，重视地理变化的记载
方志与中国传统地理学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古代目录四部分类法中，大多方志都被归为史部地理类。方志曾被认为是地理书，记地是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洪亮吉言：“一方之志，沿革最要。”③然在章学诚“志乃一方之全史”观点影响下，方志中记地的内容日渐减少。新中国成立之后，修志人员对方志的认识基本上承袭了章学诚的观点，在修志中仍旧重人事而轻地理。即便对地理内容有所记载，往往也是照搬旧志原文，对地理的变化甚少关注。
史念海先生在利用旧志和指导新方志编纂的过程中，也意识到这一问题，故反复强调新方志中记述地理变化的重要性。史念海认为：“方志中是否需要反映当地自然和社会演变的规律？这在当前（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注）已经成为争论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欲求修好方志，恐怕是‘戛戛乎其难哉’了。”④他认为，“现在纂修方志应该不仅要人习往事，而且还要知来者。这是说，应用已经获得的规律，对当地有所兴作的改进，使其更宜于人们的生存、居住和生產劳动、社会活动”。⑤由此，他提出新方志要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记载有关的地理现象的演变过程;二是记载有关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具体经过;三是探索地理现象的演变和人们的生产和社会活动的相互影响;四是探索这些演变和影响的规律。⑥由此可见，史念海十分重视在新方志中记述地理变化，以及由此探索地理变化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及其规律，使方志能够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当时，侯仁之先生也从自身专业的角度强调新方志要记载地理的变化及其原因，“新的志书讲到地理部分，不能只是对省、市、区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现状作一些简单的记述，也不能仅仅限于疆域沿革的叙述。更重要的恰恰是旧方志里面所没有着重注意的一点，就是地理的变化……应该看到静止的、不变的地理现象是没有的。不管是自然地理现象，还是人文地理现象，都是在经常不断地变化当中”。⑦对于新方志如何记载地理的变化，他认为：“按惯例，地方志是每过若干年应该编修一次，不断地记录地方情况的变化。如果是这样，过若干年重修一次地方志，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内容，这样的做法，是非常有利于来揭示各种不断变化的地理现象。”⑧只有如此修志，才能发挥新方志的一些价值，侯先生亦言：“一个城市或一个地方，它过去是什么样子，今天又是个什么面貌，都应该在我们的地方志上，尽可能加以记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地方志就能为今后建设提供有价值的东西，如果各地都能详细记载当地自然与人文地理的变化，这在我们振兴中华的过程中，就可以提供用其他手段难以提供的原始材料。”⑨由此可见，史念海先生与侯仁之先生的观点十分相似，都很重视在新方志中记载地理的变化。 （二）在编纂方法上，注重文献考证和实地考察相结合
方志不同于一般著述，多数志书往往都是承前志续修，而以往纂修者在志书编纂中偏重从文献中辑录相关资料，对其他编纂方法有所忽视。如此修志，不免千篇一律。新方志要与旧方志有所不同，就要对以往的编纂方法有所突破，诚如史念海先生所言：“当前纂修方志，应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这和过去纂修方志有所不同。过去只要罗列若干现象，即已满足要求，当前则须就若干现象中求得自然环境演变的规律。不仅自然环境演变规律，社会的发展也有规律。而这些事物规律的获得不是文献记载所能完全解决的。”①对此，史念海先生结合时代需求，就如何编纂新方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修志资料需考证核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日常使用旧志资料中，史念海发现旧志中有关古城遗址、建置沿革等地理方面的记载存在诸多错误之处。然在新方志纂修之初，大多修志人员因循守旧，在修志中往往照抄旧志资料，沿袭旧志之误，使新志的质量大打折扣。旧志虽有一定价值，但使用时切不可轻信，必须小心谨慎，详加考证。如史先生所言，“材料有真伪、也有精粗。如果以伪为真，则所撰述的方志，就难以取信于当时，更谈不上传到后世，如果精粗不分，杂然并陈，这只能是材料的堆积，难以谓之著作，更难以说到谨严。必须做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工作，才能期望撰述出来有一定水平的方志”。②谭先生也曾指出：“旧方志之所以具有保存价值，主要在于它们或多或少保留了一些不见于其他记载的原始史料。至于经过方志作者之手的记叙，那我们就必须对每一条都进行审慎的考核，决不能轻易置信。”③由此足以见得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对待史料的态度极为严谨。
再者，新方志纂修不能忽视实地考察。实地考察是收集资料的方式之一，不仅能收集到文献中未记载的资料，还可与文献中的资料相佐证，提高资料的可靠性。因此，史念海尤其强调在新方志纂修中实地考察的重要性。史先生专门撰写《论方志的纂修与实地考察》一文，不仅论述了在新方志编纂中实地考察的重要性，而且探讨了如何处理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的主副关系，“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基本相同，自然可以得心应手;两者若有差异，就不是谁从属于谁的问题了，而需要深入探讨，使两者都能得到充分的说明;如果一方有讹误，就应指出讹误的所在，并作出符合实际的说明”。④史先生认为，“实地考察并不是为了减少讹误或者是为了防止讹误，而是要像司马迁和郦道元那样提高方志的质量水平。正是由于能够实地考察，才能够多见多闻，能更多了解实际情况。充实记地的具体内容，不仅能够记载有关的地理形象，而且能够说明其间的演变过程，以及这样的演变过程和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的关系。这样就使专载沿革的记地方式有所增益”，这是实地考察的最终目的。⑤谭其骧先生和侯仁之先生同样重视实地考察在新方志编纂中的运用，如谭先生指出：“地方志以记述现状为主，主要是依靠调查采访。一部分没有现成资料的完全要依靠调查;一部分虽然有现成的资料，也要通过调查予以核实补充。”⑥侯先生也提到：“地方志部头大，需要做大量的编辑工作。在编纂过程中，要注重实地考察的方法，通过实地考察，能够发现许多前人不知道的东西。”⑦第一轮新方志纂修时间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30年左右，一些地方相关文献保存不完整，因此，通过实地调查，不仅有助于收集修志资料，而且也能据以考订已有资料，从而提高新方志的质量。
方志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自然也是方志的忠实用户。史念海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大家，他不仅深谙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且在使用方志的过程中，又常以专业的眼光审视方志的价值和不足，从而逐渐形成了颇具历史地理学特色的新方志理论。
首先，史念海先生如此重视在新方志记载地理的变化，这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不无关系。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其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①而大多旧志仍属于中国传统地理学或传统史学范畴，本质上是资料的汇编，虽也记地和记人，但其内容往往只是照搬前志，少有记载现实中情况的变化及其原因，即如史念海先生所言：“不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旧方志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只写了‘是什么’，而没有写出‘为什么’。”②这样的方志显然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宗旨相去甚远，不能如实反映客观环境的变化，难以体现新方志的特色和价值。因此，史先生基于自身专业的研究背景，强调编纂新方志要增加“地理变化”的内容。进一步而言，史先生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写道：“日耳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在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③史念海先生认为：“当前（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注）纂修方志和以前有一个最大不同处，乃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纂修的……马克思主义是研究事物演变规律的科学。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本质联系和必然的趋势。事物演变的规律是无所不存在的……发现了规律，作出合乎实际的解释，然后再记载到方志里面，这不僅增加了方志的新内容，也使方志的作用更能发挥出来。”④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史先生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再者，史念海提倡的编纂方法源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历史地理学兼及历史学和地理学两个学科，在研究方法上亦兼采两个学科的方法，即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中的资料，对所用资料详加考证核实，而且十分重视实地考察。如侯先生所言：“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历史时期的地理，但其若干特点以及变化微小的诸因素，仍然保留到今天。不注意这些，而一意从文献资料中去探讨过去的情况，是很难求其近似的。反之，如果详细加以参考，既能比较真实地复原过去，又能揭示当前地理特点的形成和发展。所以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野外考察仍然十分必要的。第二，历史的文献资料虽然重要，但涉及的范围和数量究竟有限，单凭这些不完全的文字记载，企图恢复过去的地理面貌，显然是不够的。实际的情况是若干历史地理的问题，尽管不见于文字的记载，但在实地考察中仍然会被发现，并能求得解决。”⑤史念海先生秉承了乾嘉学派之学风，精于考据，又注重实地考察，在中国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如史先生在历史农业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和黄土高原自然环境变迁及其影响等方面的研究独树一帜，与其重视实地考察是分不开的。方志与历史地理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些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同样可在新方志编纂中运用。 史先生在长期接触方志的过程中，发现大多数方志在记述地理时，多因袭前志，疏于考订，以致纰漏百出，而不少新方志在编修时，又沿袭旧志之误，因此，他根据自身的研究经验，提出新方志编纂人员在征引文献资料时，要对所用资料进行考证，做到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同时也要重视实地考察，收集新资料，兼而考证旧志资料，如此方能修出高质量的新方志。
新方志之所以为“新”，主要是在内容、写法、观点等方面与旧方志有所不同，即如胡乔木先生所言“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和新体例，继续编写好地方志”。然而对于何为“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和新体例”，新方志编纂又如何完成从“旧”到“新”的转变，在当时鲜有人探讨。史念海先生出于时代使命和学者的责任感，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与实践，打破固有的陋见，适时地提出了新方志可史志兼而有之，体例应合乎地情、体现特色等观点，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新观点指导修志。特别是主张新方志在内容上要客观地记载并反映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所发生的变化，在编纂实践中采用文献考证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不仅很好地回答了上述诸问题，且对于克服当时修志过程中出现的诸如资料利用疏于考证，篇目设计难以体现地方特色等问题和提高新方志的质量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正如陈桥驿先生在《方志刍议》序言中的评价：“时至今日，修纂地方志的事业已经复兴，各省、各县的方志和其他专志即将源源出版，其数必然十分可观。于是，在数量问题得到解决以后，我们的注意力应立刻转向如何提高地方志的质量，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经过大家的反复议论。通过议论，提高认识，才能推陈出新，精益求精，提高地方志的质量。因此，《方志刍议》的出版，真是适逢其时。此书各篇中的精辟议论，必将对如何提高方志修纂的质量，发生重要的影响。”①
通过上文我们也可知，与史念海先生同時代的谭其骧、侯仁之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就新方志编纂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们之间的观点存在诸多共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将理论付诸实践，亲自参与新方志编纂工作，如前述史念海先生担任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期间，拟定了《〈陕西通志〉纂修方案》，为陕西省编纂新方志树立了典范。又如侯仁之先生也身体力行，担任《什刹海志》主编，不仅参与了志书的统稿、定稿工作，还亲自撰写了部分章节的内容，②有力地保证了《什刹海志》的质量。易言之，在他们的倡导和努力下，不仅初步建构了富有历史地理学特色的新方志理论，提高了新方志编纂的质量，而且推动了中国方志编纂从“旧”到“新”的转变。
【作者简介】苏卢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方志学。
【责任编辑：王湉湉】
Shi Nianhai and New Local Records Theory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1980s，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historical geographers， Shi Nianhai actively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career of new local records. He actively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system construction of new local records， points out the views like history and geography can coexist with each other in local records， local records styles conforming to local situation， embody local characteristics， take Marxism basic principle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He boldly innov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also stressed that new local record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describing the changes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textual research of data and investigation on the spot. The advocacy and efforts of these historical geographers not only enrich the theor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ew local records， but also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local record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Shi Nianhai， Historical Geography， Local Records， New Local Records Theory
关键词 史念海，历史地理学，方志，新方志理论
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04-0039-07
史念海（1912—2001年），字筱苏，山西平陆人，是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与谭其骧、侯仁之并称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三大家，为该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不仅如此，史念海先生在方志学理论研究和新方志编纂实践中亦多有建树。史念海先生自青年时代就与方志结缘，其机缘始于1935年协助张国淦先生编写《中国方志考》。当时史先生所做的方志研究工作大体可分为三项：一是搜集《永乐大典》中有关方志的记载;二是论述明清以来的方志;三是撰写一些方志的提要。①这期间，史先生得到了张国淦先生无私的指导和照顾，为今后从事方志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史先生所言：“我的研治方志学，国淦实有启蒙之力，历时虽久，时萦脑际。”②“那些岁月中，一些我当时认为重要的方志，譬如不著撰人的《三辅黄图》、宋敏求《长安志》、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等，有些时候竟成为案头常备的典籍。也可以说诸凡方志，往往不离手边。虽然时常翻检，却是都以之当作历史地理学科的资料，初未多作方志本身的研究，因而未能把从张石公张老问学的成规都延续下来。”③
新中国成立之后，方志的编纂虽随着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有所开展，但受一些因素的影响，发展缓慢甚至一度中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恢复修志的传统，新方志编纂在全会之后不久就被提上议程。特别是1981年7月，中国地方志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对新方志编纂工作的普遍开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会之后，江苏、四川、云南、广西、河南、河北、安徽、湖北、山东等地相继成立地方志编纂机构，④全国各地由此掀起了修志热潮。⑤与此同时，一大批文史工作者积极投身修志热潮之中，史念海先生亦是其中之一，其主要贡献有以下几点。
一是积极参与方志学术研讨会或担任地方志协会顾问，为方志编纂建言献策。如前述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史念海应邀參加并在大会上发言;⑥二是无私讲学，全力培训修志人才。如1982年5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委托湖北省志办、武汉市志办，在武汉市举办中南、西南9省（区）地方志研究班，史念海、傅振伦、来新夏等人为660余名学员讲课。①同年7月，山西省志办举办北方8省（区）地方志研究班，史念海、来新夏、刘光禄等史志专家为400余人讲课外，还结合各地的修志经验，对新县志的编修方案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②三是身体力行，直接参与新方志的纂修，如在担任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期间，史先生邀请业界同仁，反复研讨，拟定了《〈陕西通志〉编纂方案》。除此之外，史念海先生还致力于撰写方志论文，对新方志的性质、体例、指导思想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如《方志刍议》就是其方志理论研究的力作。③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比较关注史念海先生在历史地理学上的贡献，④但对其新方志理论上的建树则较少瞩目。⑤史念海是较早探索新方志理论的学者，对新方志理论构建多有贡献，理应受到重视。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梳理史念海先生对新方志理论基本问题的看法，进而探讨新方志理论中的特色及其成因，并在其中比较史先生与谭其骧、侯仁之两位同时代历史地理学家新方志理论观点的异同，从中把握这一代历史地理学家在新方志理论研究方面的共性，希冀有助于今后新方志的编纂。
20世纪80年代初，即第一轮新方志纂修之初，大多参与修志的人员不仅缺乏修新方志的经验，且对于如何编纂新方志，更是缺乏理论的指导，以致最初新修志书的质量参差不齐。方志的性质、体例、指导思想等问题是方志理论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因此，构建新方志理论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基于时代的需求，史念海先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围绕新方志的性质、体例和指导思想等基本问题展开讨论，积极探索新方志编纂的理论。
（一）新志书可兼顾史志，互为补充
方志的性质是历代学者争论不休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也是从古至今悬而未决的公案。明清以来，有关方志性质的论述尤多，其中以章学诚与戴震之间的论争最为有名，并因此形成了地理学派、历史学派等方志学派。然诸多观点归纳起来，无外乎以下三种：一是方志为地理书（即“志”），重视自然现象的记载，以戴震、洪亮吉为代表;二是方志为史书（即“史”），注重社会现象的记载，以章学诚为代表;三是方志可史志兼有，以黎锦熙为代表。⑥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方志的性质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史念海先生根据自身长期利用和研究方志的经验，并结合时代的需求，对如何处理新方志的史志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史先生由方志的源流演变探索史与志的关系，强调“就方志而求其使用的意义，就现在说来，更显得迫切。当前举国上下，皆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振兴中华，讲求富强，这是唯一的要务，应吸收前人的经验……前世史迹而见于记载，这在方志中自然就是所谓的史了。前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经验而见于记载，这在方志中应该就是所谓的志了”。⑦因此，他认为“现在撰修方志时，史与志的关系将和以前的旧说有所不同。现在撰修方志重复过去的史与志的争论，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现在的史与志的关系，乃是以史贯穿志，这里说的志应该包括自然演变的记载和社会现象的记载。从横的方面看，只是若干不同的现象分别排列。从纵的方面看，则是若干同类的现象联在一起。如此纵横交错，史和志的关系就可以体现出来了。”⑧当然，史先生也不反对地方史志分开，“因为究竟各有特点，不必强求一律，分开是为了重新体现早期方志的旧规，述地记人不必汇集在同一部书中”。⑨ 当时，谭其骧先生对地方史与地方志的性质亦有较为新颖的见解。他认为：“现在编写地方史和地方志可以同时并存，相互补充，地方史志都是以某一个地区为记叙对象，史中往往有志的内容，而志内难免有史的成分。”①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新时代，不应再像旧时那样纠结于“史志之辩”;在新方志的编纂中，史志可以兼而有之，并有相互补充之效。
（二）志书体例应合乎地情，以体现特色为要
方志体例是方志区别于其他著述的独特标志，它将某一政区或范围内的各种情状按一定形式、方法和原则剪裁、编辑，并以规范文字撰写成书，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规格化和准确化。②因此，方志体例也是备受学人关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行政区划有过多次调整。至20世纪80年代，主要分为省级、地级、县级、乡级、村级、组级等六级行政区，其中，省、县、乡为基本行政区。依当时行政区划来分，新方志有省志、市志、县志、乡镇志、村志等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方志，体例自然会有所不同。但不论采用何种体例，方志立目需要遵守一定的原则。
史念海先生认为只要修志的指导思想相同，市、县志的篇目可大体参考省志，可以有所增删。他还特别指出，省志、市志、县志应依各级行政区的实际情况而取材，立目更要体现地方特色，“省志是从省的全局来取材撰写，而市、县志是从本市、本县的角度来取材撰写……写省志要写出本省的特色。例如我们陕西省是秦、汉、隋、唐等朝代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陕西省志》里就必须专门设立文物志、古迹志，而且要给予相当的篇幅。写史志、县志，更要写出本市、本县的特色”。③谭其骧先生认为，基于不同行政区划间的差异，县级市志的体例可与县志相同，“县级市就是产业比较发达的县，所以这种志书基本是可采用县志体例”，但省、直辖市、地级市的方志体例要依各自行政区的实际情况而定，“直辖市和地级市的大部分都辖县，市本身又分区，这种市志既不同于县志，也不同于省志。省志是全省几十个、上百个市、县的综合记载，各市县应基本上平均记载，省会所在市只能说所占比重较大，但不能说关于省会的记载就是省志的主题部分。而市志虽然也应记载辖县，却无疑应以市区为主体。市志不能单纯地把所辖的区志、县志抄集到一起”。④
不难发现，谭其骧、史念海的观点在表述上虽不尽相同，但核心思想是一致的，即新方志的体例应符合各个行政区划的实际情况，体现地情特色。中国幅员辽阔，每个省的情况都不一样，甚至同一乡镇中各个村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因此，不同类型的志书，其体例依各自的实际情况而定的编纂思想，在当时是极有现实指导意义的。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新观点指导新志编纂
对大多具有官修性质的方志来说，志书的指导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官方意志的体现，反映了特定的时代特征。因此，个人的修志观往往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如明清时期，大多修志者崇奉儒家思想，在志书中宣扬“忠孝仁义”等儒家观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因此，修志的指导思想必然要有所改变。如1980年4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就提出：“地方志的编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现在这方面工作还处于停顿状态，我们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和新体例，继续编写好地方志。”⑤所谓的新观点，就是有别于旧社会的修志观。
鉴于此，史念海先生强调纂修新地方志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这是根本性的问题，是新方志和旧志最主要的区别所在，也是新方志能否修好的关键所在。⑥他又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新观点修志作了十分详细的论述：“新方志应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事撰修的，也就是说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的原理原则。这至少应该做到两点：充分占有和运用材料，实事求是，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探索出事物演变的规律，为国家的建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⑦当时，谭其骧先生也积极响应胡乔木同志的讲话，指出纂修新方志要“贯彻三中全会党中央提出的实事求是的精神”。①侯仁之先生亦认为：“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担负着用马克思主义新观点来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重任，我们要了解整个祖国面貌的变化，即可通过地方志来取得第一手资料。”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念海、谭其骧、侯仁之等学者积极响应国家的方针政策，倡导用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来指导新方志编纂，并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修志有着深入浅出的阐释，这对把握新方志编纂的正确方向，无疑具有先导意义。
自第一轮新方志纂修以来，除了方志学专家外，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古典文献学等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相继投入到修志活动中，为新方志建设献计献策。因专业背景的关系，对于新方志理论的具体问题，如新方志编纂的方法，不同领域的专家通常会有不同的理解，而同一领域的专家又往往存在一些共性。作为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的新方志编纂理论，更多的是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构建，我们也可发现谭其骧、侯仁之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观点也具有这一共性。
（一）在编纂内容上，重视地理变化的记载
方志与中国传统地理学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古代目录四部分类法中，大多方志都被归为史部地理类。方志曾被认为是地理书，记地是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洪亮吉言：“一方之志，沿革最要。”③然在章学诚“志乃一方之全史”观点影响下，方志中记地的内容日渐减少。新中国成立之后，修志人员对方志的认识基本上承袭了章学诚的观点，在修志中仍旧重人事而轻地理。即便对地理内容有所记载，往往也是照搬旧志原文，对地理的变化甚少关注。
史念海先生在利用旧志和指导新方志编纂的过程中，也意识到这一问题，故反复强调新方志中记述地理变化的重要性。史念海认为：“方志中是否需要反映当地自然和社会演变的规律？这在当前（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注）已经成为争论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欲求修好方志，恐怕是‘戛戛乎其难哉’了。”④他认为，“现在纂修方志应该不仅要人习往事，而且还要知来者。这是说，应用已经获得的规律，对当地有所兴作的改进，使其更宜于人们的生存、居住和生產劳动、社会活动”。⑤由此，他提出新方志要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记载有关的地理现象的演变过程;二是记载有关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具体经过;三是探索地理现象的演变和人们的生产和社会活动的相互影响;四是探索这些演变和影响的规律。⑥由此可见，史念海十分重视在新方志中记述地理变化，以及由此探索地理变化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及其规律，使方志能够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当时，侯仁之先生也从自身专业的角度强调新方志要记载地理的变化及其原因，“新的志书讲到地理部分，不能只是对省、市、区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现状作一些简单的记述，也不能仅仅限于疆域沿革的叙述。更重要的恰恰是旧方志里面所没有着重注意的一点，就是地理的变化……应该看到静止的、不变的地理现象是没有的。不管是自然地理现象，还是人文地理现象，都是在经常不断地变化当中”。⑦对于新方志如何记载地理的变化，他认为：“按惯例，地方志是每过若干年应该编修一次，不断地记录地方情况的变化。如果是这样，过若干年重修一次地方志，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内容，这样的做法，是非常有利于来揭示各种不断变化的地理现象。”⑧只有如此修志，才能发挥新方志的一些价值，侯先生亦言：“一个城市或一个地方，它过去是什么样子，今天又是个什么面貌，都应该在我们的地方志上，尽可能加以记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地方志就能为今后建设提供有价值的东西，如果各地都能详细记载当地自然与人文地理的变化，这在我们振兴中华的过程中，就可以提供用其他手段难以提供的原始材料。”⑨由此可见，史念海先生与侯仁之先生的观点十分相似，都很重视在新方志中记载地理的变化。 （二）在编纂方法上，注重文献考证和实地考察相结合
方志不同于一般著述，多数志书往往都是承前志续修，而以往纂修者在志书编纂中偏重从文献中辑录相关资料，对其他编纂方法有所忽视。如此修志，不免千篇一律。新方志要与旧方志有所不同，就要对以往的编纂方法有所突破，诚如史念海先生所言：“当前纂修方志，应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这和过去纂修方志有所不同。过去只要罗列若干现象，即已满足要求，当前则须就若干现象中求得自然环境演变的规律。不仅自然环境演变规律，社会的发展也有规律。而这些事物规律的获得不是文献记载所能完全解决的。”①对此，史念海先生结合时代需求，就如何编纂新方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修志资料需考证核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日常使用旧志资料中，史念海发现旧志中有关古城遗址、建置沿革等地理方面的记载存在诸多错误之处。然在新方志纂修之初，大多修志人员因循守旧，在修志中往往照抄旧志资料，沿袭旧志之误，使新志的质量大打折扣。旧志虽有一定价值，但使用时切不可轻信，必须小心谨慎，详加考证。如史先生所言，“材料有真伪、也有精粗。如果以伪为真，则所撰述的方志，就难以取信于当时，更谈不上传到后世，如果精粗不分，杂然并陈，这只能是材料的堆积，难以谓之著作，更难以说到谨严。必须做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工作，才能期望撰述出来有一定水平的方志”。②谭先生也曾指出：“旧方志之所以具有保存价值，主要在于它们或多或少保留了一些不见于其他记载的原始史料。至于经过方志作者之手的记叙，那我们就必须对每一条都进行审慎的考核，决不能轻易置信。”③由此足以见得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对待史料的态度极为严谨。
再者，新方志纂修不能忽视实地考察。实地考察是收集资料的方式之一，不仅能收集到文献中未记载的资料，还可与文献中的资料相佐证，提高资料的可靠性。因此，史念海尤其强调在新方志纂修中实地考察的重要性。史先生专门撰写《论方志的纂修与实地考察》一文，不仅论述了在新方志编纂中实地考察的重要性，而且探讨了如何处理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的主副关系，“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基本相同，自然可以得心应手;两者若有差异，就不是谁从属于谁的问题了，而需要深入探讨，使两者都能得到充分的说明;如果一方有讹误，就应指出讹误的所在，并作出符合实际的说明”。④史先生认为，“实地考察并不是为了减少讹误或者是为了防止讹误，而是要像司马迁和郦道元那样提高方志的质量水平。正是由于能够实地考察，才能够多见多闻，能更多了解实际情况。充实记地的具体内容，不仅能够记载有关的地理形象，而且能够说明其间的演变过程，以及这样的演变过程和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的关系。这样就使专载沿革的记地方式有所增益”，这是实地考察的最终目的。⑤谭其骧先生和侯仁之先生同样重视实地考察在新方志编纂中的运用，如谭先生指出：“地方志以记述现状为主，主要是依靠调查采访。一部分没有现成资料的完全要依靠调查;一部分虽然有现成的资料，也要通过调查予以核实补充。”⑥侯先生也提到：“地方志部头大，需要做大量的编辑工作。在编纂过程中，要注重实地考察的方法，通过实地考察，能够发现许多前人不知道的东西。”⑦第一轮新方志纂修时间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30年左右，一些地方相关文献保存不完整，因此，通过实地调查，不仅有助于收集修志资料，而且也能据以考订已有资料，从而提高新方志的质量。
方志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自然也是方志的忠实用户。史念海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大家，他不仅深谙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且在使用方志的过程中，又常以专业的眼光审视方志的价值和不足，从而逐渐形成了颇具历史地理学特色的新方志理论。
首先，史念海先生如此重视在新方志记载地理的变化，这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不无关系。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其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①而大多旧志仍属于中国传统地理学或传统史学范畴，本质上是资料的汇编，虽也记地和记人，但其内容往往只是照搬前志，少有记载现实中情况的变化及其原因，即如史念海先生所言：“不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旧方志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只写了‘是什么’，而没有写出‘为什么’。”②这样的方志显然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宗旨相去甚远，不能如实反映客观环境的变化，难以体现新方志的特色和价值。因此，史先生基于自身专业的研究背景，强调编纂新方志要增加“地理变化”的内容。进一步而言，史先生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写道：“日耳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在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③史念海先生认为：“当前（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注）纂修方志和以前有一个最大不同处，乃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纂修的……马克思主义是研究事物演变规律的科学。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本质联系和必然的趋势。事物演变的规律是无所不存在的……发现了规律，作出合乎实际的解释，然后再记载到方志里面，这不僅增加了方志的新内容，也使方志的作用更能发挥出来。”④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史先生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再者，史念海提倡的编纂方法源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历史地理学兼及历史学和地理学两个学科，在研究方法上亦兼采两个学科的方法，即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中的资料，对所用资料详加考证核实，而且十分重视实地考察。如侯先生所言：“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历史时期的地理，但其若干特点以及变化微小的诸因素，仍然保留到今天。不注意这些，而一意从文献资料中去探讨过去的情况，是很难求其近似的。反之，如果详细加以参考，既能比较真实地复原过去，又能揭示当前地理特点的形成和发展。所以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野外考察仍然十分必要的。第二，历史的文献资料虽然重要，但涉及的范围和数量究竟有限，单凭这些不完全的文字记载，企图恢复过去的地理面貌，显然是不够的。实际的情况是若干历史地理的问题，尽管不见于文字的记载，但在实地考察中仍然会被发现，并能求得解决。”⑤史念海先生秉承了乾嘉学派之学风，精于考据，又注重实地考察，在中国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如史先生在历史农业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和黄土高原自然环境变迁及其影响等方面的研究独树一帜，与其重视实地考察是分不开的。方志与历史地理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些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同样可在新方志编纂中运用。 史先生在长期接触方志的过程中，发现大多数方志在记述地理时，多因袭前志，疏于考订，以致纰漏百出，而不少新方志在编修时，又沿袭旧志之误，因此，他根据自身的研究经验，提出新方志编纂人员在征引文献资料时，要对所用资料进行考证，做到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同时也要重视实地考察，收集新资料，兼而考证旧志资料，如此方能修出高质量的新方志。
新方志之所以为“新”，主要是在内容、写法、观点等方面与旧方志有所不同，即如胡乔木先生所言“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和新体例，继续编写好地方志”。然而对于何为“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和新体例”，新方志编纂又如何完成从“旧”到“新”的转变，在当时鲜有人探讨。史念海先生出于时代使命和学者的责任感，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与实践，打破固有的陋见，适时地提出了新方志可史志兼而有之，体例应合乎地情、体现特色等观点，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新观点指导修志。特别是主张新方志在内容上要客观地记载并反映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所发生的变化，在编纂实践中采用文献考证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不仅很好地回答了上述诸问题，且对于克服当时修志过程中出现的诸如资料利用疏于考证，篇目设计难以体现地方特色等问题和提高新方志的质量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正如陈桥驿先生在《方志刍议》序言中的评价：“时至今日，修纂地方志的事业已经复兴，各省、各县的方志和其他专志即将源源出版，其数必然十分可观。于是，在数量问题得到解决以后，我们的注意力应立刻转向如何提高地方志的质量，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经过大家的反复议论。通过议论，提高认识，才能推陈出新，精益求精，提高地方志的质量。因此，《方志刍议》的出版，真是适逢其时。此书各篇中的精辟议论，必将对如何提高方志修纂的质量，发生重要的影响。”①
通过上文我们也可知，与史念海先生同時代的谭其骧、侯仁之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就新方志编纂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们之间的观点存在诸多共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将理论付诸实践，亲自参与新方志编纂工作，如前述史念海先生担任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期间，拟定了《〈陕西通志〉纂修方案》，为陕西省编纂新方志树立了典范。又如侯仁之先生也身体力行，担任《什刹海志》主编，不仅参与了志书的统稿、定稿工作，还亲自撰写了部分章节的内容，②有力地保证了《什刹海志》的质量。易言之，在他们的倡导和努力下，不仅初步建构了富有历史地理学特色的新方志理论，提高了新方志编纂的质量，而且推动了中国方志编纂从“旧”到“新”的转变。
【作者简介】苏卢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方志学。
【责任编辑：王湉湉】
Shi Nianhai and New Local Records Theory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1980s，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historical geographers， Shi Nianhai actively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career of new local records. He actively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system construction of new local records， points out the views like history and geography can coexist with each other in local records， local records styles conforming to local situation， embody local characteristics， take Marxism basic principle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He boldly innov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also stressed that new local record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describing the changes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textual research of data and investigation on the spot. The advocacy and efforts of these historical geographers not only enrich the theor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ew local records， but also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local record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Shi Nianhai， Historical Geography， Local Records， New Local Records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