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念，1979年生，湖南岳阳人。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曾在《十月》《天涯》《大家》等刊发表小说、散文，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并入选多种年选和中国散文排行榜。出版有散文集《时间里的事物》（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8年卷），小说集《鱼乐少年远足记》《出离心》，长篇儿童小说《岛上离歌》等。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
　　那天是冬至，我记得清楚，从本地一家黄酒企业做完采访往回赶的路上，因为饮了一大杯酒，浑身暖烘烘的，像是信手燃起的一蓬野火，呼哧啦啦地烧起来。走到新迁不久的报社大楼前，认识我的保安跟我打招呼，说有人找我。然后朝大门外石阶的一个拐角处，努了努嘴。
　　人坐在石阶上，背影朝着我，头发多日不修剪，蓬刺得像草，是一点就能果断烧起来的那种。
　　我走過去，来人侧着脸，嘴上的烟头在吐出的烟雾里一明一暗。他突然回转头，四目相对，赶紧慌张地站起身。我喊了他一声，多年来的称谓没变。也许是我语气里有些意外，他脸上松垮的肌肉瞬间拉紧，烟头从指缝滑落在地，脚胡乱地扒划着找到它，沾泥的旧皮鞋重重地碾压了上去。
　　我把他领进了办公室，幸好同事悉数外出未归，这样说话可以没有太多顾忌。我不知道他来找我的真实目的，他先是问我爸，他的老战友身体怎样，说电话打不通。我说刚换了号码，但我妈的号码没变。其实他这些年从来都是打我妈电话的。
　　坐在我面前的这张脸苍老了许多，脸上的沟壑里掩埋了青壮年时期的韧劲和自信，剩下的是清晨即将熄灭的火烬。我记得他是不抽烟的。他无所适从地张望着，又不由自主从裤兜摸出一根点上，看到我皱了皱眉，就赶紧把烟头在鞋底上摁灭，又找不到丢弃的地方，就拿着烟头尴尬地笑。他说是来求我帮忙的，大儿子在一个偏远县城的自来水公司倒班，与儿媳妇两地分居，至今尚未生育，问我有没有认识的领导，关照关照或是换一个工作。对这个超出我能力范围的请求，我又皱了皱眉，委婉表达了为难之情，但还是翻着电话簿，想从某个熟悉的朋友那里试探一下。我总改不了爱面子的臭毛病，也从没掂量出面子的重量，又或者可能是心底的善没有离开过。
　　他只言片语地讲着为人父母的忧虑，孩子的现实困难，最后叹着气说，还是你爸妈的命好。最后一句话进了我心里，有些刺，上一辈的比较就是如此庸俗。瞟他一眼，手上的电话簿页翻得越来越快，在清寂的空气里发出哗哗的响声。他停止了絮叨，我知道，这个电话不打出去，他是不会从这里离开的。电话打得很顺利，我拐着弯跟那个县宣传部的朋友说了，让他出面给自来水厂的领导打打招呼，对方答应了。虽然后来并没有效果，但他再未就此事找过我。
　　当时已经到了饭点，我在犹豫是领他外出找个小餐馆吃饭，还是带回家。我借上洗手间的机会给家里打电话，爸爸的声音有些粗，他去找你干什么，又是什么麻烦事吧？我听到妈妈先是问哪位呀，弄明白后就抢过电话，叫你国生叔到家里来吃饭吧，何必在外面花那个钱？
　　他对我妈的邀请显得很开心，也许更是因为我的电话打出后有了期待而情绪饱满起来。走出办公楼，他说等一等，然后从门卫大厅的角落里拎出两把孩子坐的小木椅和两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椅子是乡下榆木做的，座面上有没打磨彻底的疙瘩，漆过一遍后就变成了撒泼开的雀斑点。我想起来木匠是他的老本行，小时候，他就经常在我耳边说要打一对能让人飞起来的翅膀送给我。每次说完这话，他都会站起身，找到空旷的地方，平伸两只手臂，像机器人似的从手指到手腕，从肘关节到肩关节，慢慢地动起来。继而人开始逆时针奔跑，先慢后快，像是真要盘旋着飞起来。那是我特别期待的一个梦想，但他并没帮我实现，那对让人飞起来的翅膀一直遥遥无期，以至我都遗忘了它的存在。
　　我笑着问，还记得给我做木翅膀的事吗？他先是愣了一下，似乎并没想起曾经许诺过的这事，然后显得很无奈地说，哪有这本事？我这辈子连飞机都没坐过，只能在乡下当个不本分的农民。
　　下了车，到楼下，我打开单元门把他让进去，他停下脚步，像是突然想起还有重大的事情尚未完成。他说，我不上去了，之前答应了去谁谁家，也是老乡，刚当上市联社的主任，约好了这个点见面。然后把编织袋中的一个递给我，一点乡下自产的东西。这是他惯常的行事方式和口吻，从不空着手登门，对那些确实存在的老乡领导点名道姓，好像彼此之间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客套地挽留，当然最后是目送他走进了暮色里。
　　他的背影很快就消失了。这个曾经很熟悉的背影，像件衣服被时间揉搓得缩了水，又像是一棵长在荒野里经年风吹雨打的树，弯驼着走进一片冥暗中。他的离去帮我掀开过去的时光折页，那些儿时小镇上的时光。
　　小镇的暮色总是走在时钟前面放下帘幕，把镇子笼罩严实。镇上最高的水塔，鲫背似的屋顶，通往县城的公路上的林荫，仿佛是眨眼间给吸进了一张黑洞洞的大嘴里。不知谁家提前生起了炊火，炊烟只会让暮色更浓，更暖，会突然敦促在外玩耍得兴犹未尽的我惊呼一声，要回家了。
　　我家住在爸爸的单位院子里，两层楼的长排房，一楼办公，二楼是职工宿舍，西边的屋子灯是亮的，窗帘是妈妈拼缝的，那是一张缝合了四五种颜色的纱帘，透出来的光因此有了凹凸不平的立体感。那天回到院门口，那头叫毛栗的黑驴守在门外，正低头寻食着院墙外稀稀拉拉的草叶。院门并没有真正地锁上，但毛栗从不轻易进这个院子。看到它，我立刻一喜，是国生叔来了。我拍了拍毛栗的腰背，轻轻抚摩下巴处松软的一簇褐毛，它认出了我，打着响鼻把头靠过来。
　　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叮嘱我，晚上煮冬至饺子。她还说，冬至过了，白昼又会慢慢拉长。是谁把它拉长呢？妈妈支支吾吾，说不出答案。我也并不需要一个回答，门外的玩伴吹出尖细的呼哨，把我嘘得焦虑不安。倒是后来妈妈的一位信基督的姐妹在我们耳边絮叨，上帝有一双无所不能的手。但妈妈拿不定主意，总在推托，总在拒绝走进那张门。这位阿姨蹲到我耳边，看着妈妈说，你信了，就得福了。后来妈妈把这句话转达给了国生叔的老婆，那个女人常年伏病在身。妈妈也是一脸神圣地说，你信了，就得福了。 　　他给我家送猪肉，是那些年冬至的固定节目，就像南方乡下都在这天杀年猪这个习俗一样。这天的一大清早，镇上的猪在黎明前的黑暗叫唤着，很快吵得鸡犬不宁。准备杀猪人家的厨房里热气弥漫，灶膛里长长的火舌吐出“呼哧、呼哧”的响音，像肥胖者巨大的鼾声，锅里的水滚出“噗噗哗哗”的沸响，没隔多久，天空里就此起彼伏传来那些尖厉的号叫。
　　他家每年只养两头猪，猪到了这天杀掉后，他就赶着驴出门给亲朋好友送欢喜。他一跃而上，驴身子一沉。他吆喝一声，“哷，哷哷”。车子开始行进，两只车轮在地上滚出一阵“吱吱呀呀”的声响。驴拉着车从七八里地外的鱼口村走到我家，正好是妈妈从学校回来的时间点，他把木板车上的猪下水猪蹄猪龙骨，一爿小猪肉，搬进我家厨房。来的路上，它们还冒着热气，散进薄薄的雾里。转眼，他又赶着驴回去了，通往鱼口村的路，浓荫遮蔽，人影隐绰，车轮压过的声响清晰可闻。妈妈系好围裙，捅开炉灶门，厨房灯影摇晃，砧板上很快就响起了剁肉的嗵嗵声。
　　他是爸爸的战友，也是个木匠。听说他曾经的名字就叫木生，后来去部队时，自己改成了国生。他豪言壮语，去部队就是为国而生。但他是个农村兵，注定了退伍后又要回到了那片黄土地上。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他们所在的部队专在广西的深山老林钻山打洞，爸爸在一连的工程班，国生叔在三连的木工排，去部队前他们并不认识，后来是一连和三连合并后才相识的。他们同年退伍，爸爸说是因为认识了我妈，被爱冲昏了头脑，又认为自己这样的城镇兵有工作安排，等不及提干就毫不犹豫地回来了。倒是不想回来的国生叔，似乎在部队不受待见，服役结束也就脱下了军装。
　　那时候，他是我家的常客，有事无事到了镇上，他就要来看一看，说几句话露个脸。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爸爸供职的单位掌管着所有紧俏的农资化肥，春种秋收前后总是供不应求，坚持原则的他很严肃地面对每一位来家里的亲友。爸爸对他就显得不那么热情，但他毫不介意。爸爸妈妈的生日，冬至杀完年猪、打好糍粑，加上一些农作物收获的时节，他都会赶着毛栗过来。爸爸不在家，他就像变戏法一样，从那件藏青色的口袋里，摸出几颗糖，一个崭新的木陀螺或者一把木剑。他是给我的孩提时代带来欣喜的人。他与我讲部队的故事，讲与爸爸的深情厚谊，说有次上级下令连夜打通一个山洞，他临时钻进去布装雷管，不是细心的爸爸及时发现并把他叫出来，早就命丧炸碎的乱石底下了。他说，这辈子他都懂得要感恩一个救过他命的人。而我爸说起这事却很愤怒，他挨了上级一顿严厉的批评，被要求写了几千字的思想反省材料。
　　他差点成为一个乡下医生。他的父亲懂些中医，农闲无事常给人把脉开药，治好过邻户隔村一些人的劳疾和伤风。有一年给镇上多年没能生育的副镇长老婆开了药，那女人煎服几月果真怀上了，后来顺产一大胖小子。老人很快声名大噪，上门求医者陡增，门前也常徘徊若干学医者，但都被婉言拒之。老人倒是有意传点药道给儿子，艺多不压身，他却不情愿，跑去跟村里的老木匠当学徒，整天和锯子、刨子、牵钻、墨斗、角尺混在一起。跑了半年多，虽然学习时间不长，学艺不精，但也算是身怀技艺。他有次在我家酒后说，他并不喜好木工这个传统手艺，当时是叛逆，为了讨点轻巧的生活，而不是整天到田里辛苦劳作。到了部队，他顺理成章分到了木工排，但这位年轻的木匠做得最多的是工程要用到的木模（把木板裁割好拼接成型），偶尔也帮连里修修补补歪腿断肢的桌椅板凳。不同的是，爸爸当年干的是开国产的装斗车挖掘机，这让他很是嫉妒。更让他落寞的是，多年后看到镇上村里开的那些私人诊所，他带着多病的妻子去看病开药输液，耳闻目睹，半道上路的医生们轻而易举之间口袋鼓胀流油，他就一次次跟我妈谈起年轻时的选择，说恨不得一脚把自己踹回十年之前。
　　退伍后的国生叔又回到了土地上。离世的老木匠把所有的工具留给了他。他成了村里的新木匠，却还是只能够打制些桌椅板凳。他又不像有些肩挑手扛的手艺人，走村串户叫卖，一年到头，接木工活的日子也屈指可数。有一阵他埋首木艺，把家里存放多年的一些柞木松木搬出来，做成桌椅，当作礼物送给亲戚朋友，也送给村里有交情的邻居，即使是这样，家里有空闲的屋子角落还是堆满了做好了的矮椅长凳。
　　毛栗到国生叔家是他退伍的第二年，这头刚出生不久的驴是副镇长买来向老中医致谢的心意。当时老人不肯收这份重礼，驴在当年是农家的好劳力，价格不菲。老中医推辞之间，他笑脸盈盈地给副镇长泡茶让座，别有心计地牵过驴绳拴到了屋后的猪圈外。养了三五个月，驴就成了他的好帮手，帮他拉木料，拖送桌子椅子八仙桌，给我家送过猪肉糍粑，给自家搬过农药化肥，好几次还把醉酒的他安全地送回家。
　　我爸说起他，评价是不守本业，想法太多，不会脚踏实地地干一件成一件。2000年前后，农资市场刚放开个体经营，不知从何处打探到“春后农资要涨价”消息的他，找到已经调到县城工作的战友，欲拿出家中的积蓄，做点农资生意。照例每次来，他不会空着手，都是农村的一些食材特产。爸爸劝他别折腾，利润空间不大，市场有风险，经营规模起不来的话，费力不讨好，亏本也不好说。他信心满满，铁定心进了一批化肥农药，当起了小老板。那些尿素碳胺杀虫剂取代了桌椅板凳，堆满家里各个角落，起初周边的村邻来买，毛栗就忙碌起来，呼哧呼哧地四处送货，不出半月他又来进货，量翻了一倍，但这次是爸爸被迫担保了部分货款。他给我爸描述农村春耕的大好形势和农资的广阔市场，我爸抱着下不为例的心态做了担保。帮谁不是帮？原则是死的，人是活的。妈妈对爸爸旁敲侧击，趁国生叔回去时悄悄塞上一条时销的白沙烟，祝愿他生意红火兴隆。
　　与此同时镇上又有了好几位竞争对手，其中一位更大规模的经营者，当街开了个显眼的门铺，把价格降个三五块，也送货上门，农民就不再光顾他的家庭店了。虽有人来拿货，但钱是赊欠的，一拖再拖，他经不起亏损。三个月过去，公司的货款是按期要交的，农民的欠款左拖右赖，最后爸爸同情他，找了司机帮他把剩下的农资产品运回县城，掏钱补了亏空的货款，也让他断了这个念想。他设计好的第一次创业就这么结束了。后来，他又倒卖大豆棉花菜籽油，尝试过开家小超市，买辆小四轮接客送货，都是不了了之。隔不了多久，总有他的消息传到家里来，爸爸就愤愤不平，天生不是做生意的料，偏要去蹚，犟脑壳，不淹个半死他是不回頭的。也许，爸爸从一开始就认定了他的失败。可失败的人总是怀着希望去做的，失败了甚至还要低着头往前顶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