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是一个跨越世纪进行选择的知识分子。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名状元，他登上了旧世界“成功”的峰巅；同时，他又是第一个为世界承认的资产阶级企业家，在新世界中为世人瞩目。也许正是由于他这种集士子、状元、企业家于一身的特殊经历，引起中外人士广泛的研究兴趣。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赴南通参观访问的英、美、日等国家的专家名人，到今天出版的章开沅先生撰写的《张謇传稿》，形成一种经久不衰的研究热。
　　作为一个读书人，偶然翻到《张謇传稿》这本书，并一读之下深深为其吸引，这不完全是因为张謇的传奇性经历，而是他那跨越世纪选择带给我们的思考。——我们也面临着选择。
　　应该说，在十九世纪末期的中国，一个金榜题名的状元，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封建士大夫，能做出“弃官经商”的选择，是难能可贵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仕与商是两个在社会声望和地位方面十分悬殊的社会职业阶层。封建统治者一方面揉合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法律的力量，压制和扼杀人们的“商业”(企业)精神，关闭人们通向经商的大门；另一方面他们又以高官厚禄，鼓励和刺激一种“官僚”精神，开启人们通往仕途的大门。长期的“重仕轻商”，积淀成一种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并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职业选择。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商人的性格特征。中国商人缺乏独立的阶层意识和人格。面对“鄙视商人，视经商为贱业”的社会传统，他们的抗争方式不是致力于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去改变这种社会传统，而是改变他们自己，以适应这个社会。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商人经常处于分离状态。一批或受利润刺激、或被迫选择了经商职业的人，致富以后，有的很快将利润以至所有的商业资本拿来购买土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主，有的通过培养子弟读书、求仕的途径，改变商人身份，有的则直接通过捐纳，跻入仕绅阶层。
　　上述这些现象一直到近代社会也没有多少改变。在同治与光绪前期，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大冲击，中华民族处在灭亡的危机之中，像张謇那样的士大夫都认识到：“商务立国”，“兴办实业”，已经是一个迫切而又现实的问题了。而那些商人却对中国的商业发展表现了惊人的漠视，对近代企业缺乏基本的认识，更不要说什么资产精神了。以同张謇同时代的盛宣怀为例：当正途出身的张状元向资本主义企业家转变的时候，盛宣怀这位曾因创办“官督商办”企业而崭露头角的商人，却在为改变自己的非正途身份而煞费苦心。并且，随着他官位的上升，他商人、企业家的身份就渐渐地消失了。
　　当然，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商人、企业家在攫取巨额利润之后，也有设法取得一个贵族头衔或投资土地的，但他们这样做并不表明职业的转换，相反，它是商人、企业家社会地位提高的标志。当时，许多贵族追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浪潮，放下佩剑，经商逐利，很说明一些问题。由此，在西欧产生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企业精神”和“资产精神”。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国的商人不管是跻入仕途，或是退回田园，都是对“轻商贱商”传统的一种认可，都是对商人职业的一种否定。
　　张謇没有沿着一个封建士大夫的道路走下去，甚至与一般商人的价值选择趋向相反，在及第状元之后，毅然决然走上了经商的道路，无疑是对旧社会传统的一种挑战，是对封建社会文化的一种冲击。他这种反叛旧世界的英雄行为不仅实现了个人的历史超越，而且，预示着一个新世界的生长、发展，以及一个旧世界的衰败和灭亡。
　　戴着状元帽的张謇“下海”经商后，受到世人的攻击。用张謇的话说：“蒙世疑谤，不可穷诘”。当然，人们攻击的焦点在张謇“弃官经商”的动机方面。非常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当时的世人，还是后来为张謇“盖棺定论”的学者，都指责张謇利欲熏心，好利得征。谓其弃官经商是受利欲驱动。
　　这显然有失公正。道理很简单，对张謇来说，如果他真得要满足什么利欲的话，恐怕不是去商界，而是留在官场。中国历来是“当官发财”。经商致富者不仅困难，而且痛苦。况且，当时的张謇既非宦海失意，也非前途无望。一个新近金榜题名的状元，前程远大着呢，路宽广着呢，他再进一步，高居宰相之位，实现“布衣为相”的理想，不是没有可能。他何苦去走“经商”这条布满荆棘的小路。
　　其实，就利益欲、金钱欲而言，它的历史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马克斯·韦伯曾指出：贪欲、赚钱、谋利的冲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见之于侍者、医生、车夫、艺术家、娼妓、不正派的官僚、士兵、贵族、十字军骑士、赌徒和乞丐之中。可以说，凡具备了，或者曾经具备了客观机会的地方，这种冲动对一切时代，地球上一切国家的一切人都普遍存在……但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历史中，这种冲动被赋予不同的内容。同时，人们据以实现这种冲动的方式和手段有很大的不同。在中世纪的欧洲，获取贵族称号，占有土地、城堡，做一名到处征战的骑士可能是实现利益欲和金钱欲冲动的最好的途径。在封建时期的中国，“读书、科举、跻入仕途”，既能满足政治虚荣，又能满足聚敛财富的欲望。因此，许多士子竞折腰，以至老死文场者也无所恨。因此，符合历史逻辑的推论应该是在封建社会正因为有这种利益欲、金钱欲，才使更多的人没有选择经商职业，而选择了别的职业。
　　另外，近代中国的现实恐怕不是苦于所谓的资本主义金钱欲、利益的冲动，而是苦于没有和缺乏这种冲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近代文明的建立需要多一点这种冲动，以唤起人们英雄般的企业精神，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假如，近代社会真能把一大批像张謇这样的封建士大夫改造成为有一些金钱欲、利益欲的人，那并不是罪过，而是功绩。十七世纪的英国，将一大批炫耀佩剑、族徽、纹章的贵族，改造成为炫耀金钱，并在经商方面煞费苦心的人，曾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十九世纪的日本，将一批具有较高社会政治地位的武士，改造成为拼命向企业投资的商人、企业家，是日本成功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可怕的并不是什么利益欲和金钱欲冲动，而是社会能否把这种冲动引向一个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方向，将人类社会推向进步。
　　遗憾的是中国社会还不具有这种“神奇”的改造力量。促使张謇作出弃官经商选择的主要动力不是什么金钱欲、利益欲，而是一个封建士大夫的理想追求。十九世纪末期，由西方资本主义冲击而带来的深深的民族危机及“利权外溢”、“国之不振”的社会现实，激发了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一八八六年，刚参加过“丙试”后的张謇在日记中写到：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并下决心不再读那些无济于世的四书五经，做那些于国于民无用的八股文章。一八九五年，民族危机已严重到“国将不国”的程度了。张謇毅然决然地离开腐败不堪的官场，走上经商的道路。关于张謇弃官经商的动机，他自己也有一些申明，说自己经商根本不是什么“嗜利之举”，而是要“做点实事”，“经世致用”，“有益于天下”。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謇素志也。”
　　我觉得张謇的这些话是可信的。假如不是这样一个封建士大夫的理想作支撑，张謇弃官经商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其选择本身而言，可以说他没有摆脱传统封建士大夫的理想“框架”。所不同的是时代给他的选择增加了新的内容(资本主义)，并使他在历史上有了一个新的地位。
　　这里想谈谈儒家文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历史上并存着两种鲜明对立的事实。其一，资本主义没有首先在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中产生；其二，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的确有一些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这其中包括有一批像张謇这样的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人，成了资本主义企业家。其实，认真思考一下，这两种互相对立的事实，并非难以理解。儒家文化不能首先产生资本主义，并不能说明他不能接受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并开始建立世界市场的情况下，它的破门而入是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宗教、文化、伦理观念都阻挡不了的。迄今为止，世界上尚未发现任何一种文化、宗教独特到不能接受资本主义的程度。这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是冲破一切万里长城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在灭亡的恐惧中选择资本主义。因此，历史的结论是：资本主义选择儒家文化，而不是儒家文化选择资本主义。
　　另外，儒家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这种文化本身有多少“精华”，而在于它能否找到一个创造性转换的契机和支点。在一个封闭的封建社会中，具有“崇高”儒家理想人格追求的士大夫，只能在一个非常狭小有限的空间中进行选择，并且，这个空间是受封建政治、经济准则严格界定的怪圈。一切都在重复，不能给历史增加任何一点新东西。但在与资本主义的联系已经存在的情况下，选择的空间就拓宽了，封建式的怪圈就打破了。甚至一些受封建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封建士子，可以像张謇那样，作出“跨越世纪的选择”，开创一种新的人生。
　　虽然，张謇可以靠着封建士大夫的“崇高”理想，跨越“官与商”的历史鸿沟，但却不能由此塑造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来。当然，这并不是资本主义没有改造张謇，而是当他真正走入“冰冷的”资本主义世界后，在心理上，观念上陷入一种深深的矛盾冲突之中。作为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他必须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贯彻利润原则，拼命攫取剩余价值，扩张资本。但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他骨子里仍潜藏着“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儒家文化意识，致力实现士大夫的一种理想人格和社会价值。因此，出于当年弃官经商的同一逻辑，在他创办企业取得一些成就之后，没有“拼命的扩大再生产”，而是从积累中拿出大笔的钱去办博物馆、戏剧院、学校、慈善事业，去兴修水利、搞垦牧，办地方自治，建设他的家乡。最后他把南通县办成全国首屈一指的模范县，其成绩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关注和赞誉。美国、欧洲、日本的一批苦于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知名人士，还专门到张謇这里寻找医治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良方。结果是可以想见的，一个封建士大夫的社会价值追求，损害了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事业。一九二六年前后，由于庞大的非生产性开支，影响了企业自身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资金周转难以维持。当国际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帝国主义资本的压力增大的时候，企业无以应付。一个偌大的资本集团，迅速衰败了。由此，给张謇的人生涂上一道非常浓重的悲剧色彩。
　　张謇的悲剧是由历史造成的。
　　我们知道，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大批的商人和企业家们同样为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社会承认而痛苦。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罗马天主教，几乎调动了所有的道德情感反对经商、赚钱。猜疑、仇恨、尤其是道德义愤时常潮水般的涌来：“商人永远得不到神的欢心”；“富人是贼，要不就是贼的儿子”；“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但是，西欧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为确立资本主义的精神和伦理观念作准备。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为韦伯一再称道的加尔文宗教改革。也许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吧。加尔文不是否定宗教而是通过创造一种新的宗教教义，为商人和企业家的生存找到了合理根据，用上帝之手赦免了他们的全部罪恶。并把他们经商致富，取得经济成就的行为，看作受天命之召，取悦上帝，进入天堂的一种职格。“你是否看到勤于商务的人？他将站立于国王之前”。(《圣经·箴言》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九节)由此，一种资本主义的精神和价值观确立了。
　　当然，一旦资本主义的精神确立之后，宗教的根就逐渐枯萎了。它最终为功利主义的世俗精神所取代。一七七六年，一位名叫亚当·斯密的哲学家发表了一部经济学著作《国富论》。他在这本书中，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和伦理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个理论的精华是：每个人最大限度的追求财富和利润，将造福于整个社会。在这里，“总非上帝所悦”已毫无意义了，宗教的面纱全部剥落了。一种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哲学确立了。此后，信奉亚当·斯密哲学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宇宙，对于每一个商人、企业家来说，这个宇宙本身表现为他必须生存其中的、不可变更的事物秩序和行动规则。资本主义正是通过这种秩序和规则培养和选择它所需要的经济主体。
　　中国恰恰缺乏这样一个历史准备过程。当西方资本主义大炮轰开中国大门，造成深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中国选择资本主义的时候，她既没经过文艺复兴，也没有一个宗教改革运动，更不要说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了。与欧洲人读着加尔文的新教著作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走上企业家道路的情况不同，张謇是读着顾炎武的《日知录》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走上企业家的道路的。他怀抱的是一种封建士大夫的理想，没有确立起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他虽然弃官经商了，但在深层意识之中，他并没有把自己看成商人、企业家，而是一个有理想的封建士大夫。在创办企业初期，靠着一个封建士大夫的理想，他战胜了数不清的困难和挫折，屡败屡进。当他在事业有所进展，企业繁荣发展时，他就着手实现他的理想了。因此，张謇最后之所以走向失败，并不在于他缺少优秀的企业家才能，而是缺少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和伦理观念。经商、办企业只是他实现其理想人格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的奋斗目标。他办企业的同时，仍在苦苦寻求得到社会承认，实现社会价值的途径和标志。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一种精神力量的巨大作用。虽然，资本主义与追求利润是统一的，但商人、企业家决不是为了赚钱不顾一切的经济动物。推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完全是资本、技术和经济冲动。其中，资本主义精神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有商人、企业家的事业得到了社会承认，其职业阶层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时，才能鼓励和吸引更多的人才涌入这个阶层。
　　今天的中国，在经历了种种曲折和苦难之后，再次扬起发展商品经济的风帆。由于历史的缺憾，昨天困扰过张謇的问题，也在困扰着今天的商人和企业家们。他们在应付各种各样的捐献，办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的同时，在祈求一种新的精神和价值观念的产生。他们需要精神的支持。他们希望自己的事业和地位得到社会的承认。另外，一大批意欲走入商人、企业家行列的知识分子正经受着价值观念变革的血与火的洗礼。一部分人冲出了传统观念的樊笼，更多的人在犹疑、观望、挣扎。
　　历史面临着选择，时代呼唤着新精神的产生。我们期待着现代商品经济的精神之光快一些照亮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土以及生存在这个古老国土上的知识分子的心灵。
　　
　　(《张謇传稿》，章开沅著，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第一版，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