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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借佐西马长老之口说过一句让人深感不安的话：“当整个世界早就走上了歧路，把不折不扣的谎言当作真实，并要求别人也同样地说谎的时候，你们怎么能弄得清真假呢？”①的确，我们不难发现，不仅现实生活中有把谎言当真实的情形，而且，在那些自诩给人绝对真理的各种有关人、世界、历史、人的命运、价值和本质的堂而皇之的学说中，也大有把谎言当真实并要求别人也同样说谎的情形。于是，人们分不清究竟什么才是真实的东西。例如，直到如今，关于人的本质和价值的学说，就陷入如此困境。然而，更糟的是，人们被谎言欺骗以后，就再也不相信这世界上竟然还有真实的、珍贵的和值得相信的东西。从此，一种极端的否定论和批判主义的态度应运而生，侵入人的骨髓，这种态度除了自我的存在以外，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加以拒斥。
这种于此华土初始漫生的态度，在西方世界早就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徜祥于市了。近代以来，西方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以及工业技术革命，汇成一股急流，把传统的与希腊理性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基督教价值观念打入冷宫，判为谎言，新型的市民－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统领时代潮流，然而，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这种新型的价值观又成了被告，而且起诉人绝非仅只马克思、恩格斯两位思想家：使人成为非人的恰恰是人而不是神。
第一次大战前后，欧洲人已普遍感到，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价值的核心力量已病入膏盲，传统的有效的精神支柱已然丧失，于是，人们便除了本己的生命要求之外，什么也不相信，一味听任其自然冲动为所欲为；于是，东方贤士开始嘲笑西方的“人欲横流”，开始为自己的道德传统自鸣得意；于是，价值虚无主义、历史相对主义伴随着种种新的人间偶像争相出现。正是在这样一个只要提到“爱心”二字就会遭人反问“值几个钱”的时代，一位思想界的唐·吉河德式的骑士挺身而出，向颠覆真实价值观念的种种看似真理的谎言宣战，这就是闻名遐迩的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天主教思想家、现象学第二泰斗、哲学人类学奠基人、现代基督教位格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理论代表舍勒(MaxScheler，1874－1928)。这位把毕生精力投入到澄清欧洲精神价值的迷误这一艰巨而又急迫的工作中去的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以其深入的体察和雄辩的分析向人们表明：尽管启蒙运动时代把真与假、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所有概念，都深深地植入一个理性的人的本性的统一性之中，而十九世纪片面而又实际的历史文化则把这个统一体作为观念分解了，以致于衡量人之为人的公共标准最终消失，只有血淋淋的成功；尽管近代人本主义把基督教的价值伦理排挤到一边，以其根据为价值最低的人类自然欲求的世俗伦理取而代之，导致爱的奉献自身的真正价值从根本上遭到颠覆；尽管基督教本身面对精神价值的普遍毁灭似乎显得无能为力，以致人的精神位格不断下降，然而，欧洲精神毕竟没有穷途末路，复兴的希望依然在握，这就是：批判地澄清导致欧洲精神毁灭的种种谎言，恢复被歪曲、被颠覆、被排挤的基督教的精神价值。舍勒坚信，人身上毕竟尚有永恒的东西、珍贵的东西，这就是上帝赋予每一人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精神位格，这一位格的核心乃是在人自身内具有最高价值、无穷无尽地促使人高贵并向基督看齐的爱的意向。舍勒一生最为关注的是：人的本质、人的宇宙位置以及人的价值之所在的问题。舍勒自称，这一问题在他那里先于其它一切问题。众所周知，近代西方的历史，是人本主义逐步取代神本景观的历史，人们经常说，由于近代人本主义的推进，人的地位和价值极大地提高了，人的本质的证明，不再是上帝造人说，而是生物学、心理学、历史学的证明。然而，情形会不会刚好相反呢？换言之，近代人本主义的推进会不会是人的地位和价值的极大贬低呢？在舍勒看来，历史的情形恰好证明了后者。针对十九世纪以来的普遍的精神颓丧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舍勒指出，欧洲的厄运恰恰就在于自近代以来基督教的关于人和社会的学说遭到了可怕的颠覆。如今，悲叹是无济于事的，问题在于如何恢复被谎言颠覆了的本源价值。面对各种近代学说这一问题相当急迫而且棘手。
一八七四年舍勒出生于慕尼黑一个领地管理员家庭。少年时代的舍勒就已主动地开始接近天主教世界观，成年后受洗进入天主教会。舍勒的父亲出自新教家庭，母亲则出自犹太家庭，舍勒接受天主教信仰，完全是个人抉择。他一直以为，新教对欧洲的团结精神受到损害是负有责任的，因为它总是鼓励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在他看来，天主教理(Katholizismus)才是欧洲精神的伟大遗产，基督教位格主义才是真正的欧洲大宪章。舍勒自少年时代起就禀有的这种宗教情怀，支配了他一生的哲学—社会学的批判工作，尽管他后来也对天主教理的某些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舍勒看来，基督宗教绝非仅是“生活价值”、“文化价值”或康德所谓的实践目的，而且是一系列形而上学真理的基础，是欧罗巴精神的灵魂。
既然基督教的精神价值遭到近代以来各种人文学的诋毁和颠覆，要恢复基督教的价值，就必须澄清种种人文学观念的谬误。在求学期间，舍勒深入钻研了现代医学、近代以来的哲学和现代社会学，先后师从过狄尔泰、西美尔和奥依肯，现代人文学的各个方面——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逻辑学、心理学、生物学、人类学无不在他视界之内，为他后来在这些领域里展开价值论批判奠定了基础。
面对种种自称有其可靠的科学方法为基础的近现代人学，舍勒深感如果不为澄清这些迷误探寻到一种切实可靠的方法，势必只会为已有的种种陈词滥调增加数目。在任哲学讲师之后长达十一年之久的默默摸索中，舍勒接触到胡塞尔的现象学成果，并深为折服，他决定采取“现象学立场”，施行价值意识和社会学批判。在舍勒看来，只有借助现象学立场，才能使我们对所有有关世界和根基的把握触及到最终的与本质相应的基础。②
舍勒由此迈出的第一步相当精采，这就是他于一九一一年发表的《自我认识的偶像》一文，它直接指向伴随近代人本主义而来的人对自我认识的自信。近代哲学一直在滋长这样一种看法：人的内在感知与对自然界的外在感知不同，后者可能产生错觉，前者则不会。培根的四偶像说都针对人对外界的认知迷幻，引出了西方哲学长达数百年为澄清这种认识迷误的努力。相反，人对自我的认知，人的以感觉为根据的体验，被视为当然可靠。我们如今不也耳闻“我的感觉、我的体验、我的感受”的果断断言不绝于耳吗？舍勒尖锐地指出，恰恰在人的内在自我感知中，也有同样的偶像迷幻。“坚信内在感知无谬误性的信念和学说强词夺理地以为这一倒霉的东西具有某种类似‘良心’的品质，殊不知这样一来人的目光恰恰就被彻底遮挡住了，再也看不到自己真正的内心深处。”③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这种想当然的自信最终导致自我中心论、极端否定论，自以为是，拒斥自我以外的一切，看不到超越于自我之外的价值、看不到上帝。
基督教的谦卑精神与此绝然对立，它拒绝自我的骄傲，防止象中了魔一样栖泊于黑夜中的只关注自我价值的目光把人变成自大者和否定者，使恭顺这一最温柔的剪影——神性至爱在运动中留在人心灵上的剪影永驻心中。如今，价值世界日益暗淡，不正是由于日益空虚独傲的自我中心论把这一温柔的剪影颠覆了吗？
舍勒并不算当时的现象学圈子的“元老”，但他与这个圈子(慕尼黑小组和哥庭根小组)的成员接触后，很快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俨然跃居仅次于胡塞尔的地位，他的才气公认极为迷人。事实上，他与胡塞尔分歧不小。在舍勒看来，现象学只是一种对世界的哲学态度——审视的态度，借助于这种态度，人们得以把握本质的事实——与自然的世界观的事实和科学的事实截然不同质的、但又被加以混淆的事实。但现象学态度不能提供出一个世界观，世界观只能得自于现象学外部，这就是天主教思想。因此，舍勒的现象学乃是一种实践运用的现象学，用来对歪曲基督教价值的伪价值实施批判。
例如，对人的本质的看法，据舍勒的现象学分析表明，从近代至本世纪初的各种理论——理性的动物、能制造工具的劳动的动物、实现强力意志的生命力或心理一生理能量的满足等等，统统都建立在一个根本性的谬误之上，即把人的本质及其价值视为一种自然事实的自然延伸。这是一种带根本性的审视错误，也是近代以来各种人学的普遍错误。正是由于近代诸人学把人的本质力量建立在自然实在性的根据上——理智实体(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制造工具(马克思)、生物本能(达尔文)、强力意志(尼采)、心理能量(弗洛依德)，才最终导致人的价值的可怕颠覆。
通过现象学还原，舍勒的人学批判把我们引回到人的纯粹事实——位格(Person)上来，即人之为人在于他的位格存在(Person－sein)。“位格”(Persona)这个词最先为拉丁教父德尔图良创用，他提出上帝本身有“三个位”(Trespersonae)，而三个位是合而为一的。《圣经》讲“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并向他脸上吹气，使人成为有灵魂的活人”(《创世纪》，2.7.)，因此，人的本质及其价值只能从人与上帝的关系来界定。这就是基督教的位格主义，它在奥古斯丁那里得到重大发展。舍勒进一步提出，位格绝非一个事物对象，不是心理－物理实在，也不依赖于肉身状态而实存，因此不能被看作一件从属于经验秩序的东西。另一方面，位格又不能与自我(Ich)和个人(Individuum)等同：自我最终归属于一个你，而位格却是某种绝对的东西；个人是孤立的单个存在，位格则同时是一个社会的统一体。在舍勒看来，位格只能从行动(Akte)来说明：“位格乃是各种不同本质行动的一个具体的、自具本质的存在统一，……位格的存在起着所有本质不同的行动的作用”。④
说到底，位格才是人的真正价值和本质之所在，它体现为一个向上超越的动姿(Bewegung)，即意向性的趋于某种存在、关于某种存在的行为；质而言之，这一超越的意向动姿就是爱、永不止息的爱，这爱源于上帝，又奔向上帝。理智、语言、制造工具、强力意志、生存竞争等等等等，都使人与动物只有程度差别，而无本质差别。只有上帝赐予人的位格，只有奔向上帝的热切温顺的爱的动姿，才使人与动物在本质上区别开来。⑤ 人离弃了上帝，便不复为人，而是高等动物，也不复有人的价值可言。贬低人的地位和价值的，绝非基督教思想，而恰恰是颠覆基督教价值观的近代人本主义。
贬低人的地位和价值的，正是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这一论断在西方学界不算出言惊人，但对我们来说，难免被视为奇谈怪论。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出示舍勒的论据，这就是他著名的人本主义批判(Humanismuskritik)。
舍勒提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本主义猛烈抨击基督教的爱的律令，建立了一种使人和人类孤立于上帝的伦理，导致与自由位格的道德团结的基督教思想背道而驰的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徜徉于世，最终摧残了人身上的位格价值和人类的自由、平等、友爱、团结的社会价值。
舍勒从爱的价值论和社会学两个方面展开批判。首先，人本主义的爱人学说把基督教的“爱上帝并爱每个人”的律令打入冷宫，宣称只爱人，其实质乃是把爱这一价值行为中的不可见的精神、灵魂和神圣的成份撇开，只求人的肉身财富和肉身幸福，爱成了追求现世福利的手段。人本主义的爱人说根本不是为了爱本身和人的自由的爱的能力而要求人的福利，相反，它却要求爱的目的只是为了福利本身。随之，衡量一切价值行为的标准，不再是较高的质和较纯净的价值充溢，不是离神圣至爱(上帝)更近的价值本身，而只是数量上的效用而已。结果，价值最高的东西(爱本身)就成了价值最低的东西(自然本性)的效用工具。这正是价值的颠倒。
然而，更加严重的后果是，每个人与上帝的共同关系，也即是每个人的精神灵魂彼此之间最深刻、最有效力的终极联系也因此被否定了。这时，由于人们的信仰以及他们与这个世界的根基和意义的关联无法协调一致，人们就愈来愈趋向于在一切事情上只求取技术性的、机械性(即手段上)的一致。人的社会存在的统一性已然丧失了价值本源上的根基。从根本上说，人本主义的社会学说已彻底丢失了人类社会的责任共负这一最高原则，而且是在价值根子上丢失了这一原则。结果，出现了卢梭和康德的本末倒置的社会契约论，出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供奉的国家、民族、阶级一类龙形怪兽的偶像，上帝天赋给每个人和社团的权利和财产都被国家和社会统统扼杀。于是专制国家(集权的集体主义)和大众国家(用多数人的意志偷换真正的民众意志)就随之诞生。
舍勒指出，基督教位格主义断然拒绝禀有精神的个人成为国家、社会、阶级、世界理性或所谓客观历史进程的工具或仆人，人人只有一个主人——爱人也被人爱的上帝，每个人都有自己本有的不受一切世俗形态(国家)摆布的与个人存在一同降生的天赋人权。“个人统一的核心是上帝创造的单个灵魂，它给它自己的权利和行动保存住一个为它所特有的空间。人作为精神文明、语言活动和文化的主体，首先以宗教主体和基督的骨肉的身份，无条件地高于国家、国家颁布的权利和通过国家可能产生的一切‘干涉’”。⑥国家和民族至多可强行索取个人的外在生命，却无权要求人格的存在这一上帝认可的权利。
与此同时，基督教社会学说的民主原则也坚决维护与一个无限的精神个人缔结的爱的共同体、由爱组成的精神集体。人类的每一合法集体都以上帝为起源、以上帝为最高立法者，因此，每一个人不仅要向上帝为自己的独特存在和行为负责，也作为社会之一员，要在上帝面前为在精神和道德方面涉及任何一个集体的境遇和行为中的一切共同负责。舍勒把共同信仰、共同希望、共同热爱、共同负责的集体精神称之为上帝的“社会学证明”。最终，只有通过神性的中心，人类契约和诺言才有可能，其真正的约束力才有保障。
早在第一次大战时，舍勒就断言，只有基督教的社会民主学说，才能把欧洲从灾难的崩溃中拯救出来，重建真正的基督教的欧洲。历史印证了这一点。二次大战以后，欧洲终于从放任的自由主义和集权的集体主义的恶梦中惊醒，走上舍勒所谓第三条道路(eindritterWeg)的基督教民主主义之路。
在对近现代人本主义实施了广泛深入的价值现象学批判和社会学批判之后，舍勒愈来愈感到，仅止于批判是不够的。面对现代各种研究人的特殊科学的层出不穷，必须提出一个统一的关于人的观念，建立一门统一的关于人的学科，因为，无论这些有关人的科学如何因其实验手段而有价值，都掩去了人的本质。在舍勒看来，只有一门新型的关于人的形而上学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这一任务就是给人定位。
正当舍勒着手实现这一计划之时，病魔使他不幸中年去逝。在海德格尔看来，舍勒的早逝是欧洲当代哲学的无可挽回的损失，因为，“他对于一切新绽裂的可能性和力量具有不同寻常的敏感”，“他的伟大的标志就在于不可补偿”。⑦
临逝前的舍勒做过一次题为“人的特殊位置”的讲演，并以《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为书名出了单行本，人的形而上学的构想在书中已见出提纲式的阐述。虽然舍勒此时的神学思想已有所变化，对官方天主教思想有所不满，并脱离了天主教会，但舍勒并没有离开基督教思想的基本立场，仍然从人与上帝的关系这一一贯着眼点来界定人的位置。事实上，在西方，不管是大学者还是普通人士，与教会不发生关系，却又具有明确的基督教信仰者绝不少见。
人的位置在哪里？舍勒坚信，它绝不在生物冲动、心理能量、强力意志的系列上，也绝不在单纯的理智和观念的系列上，换言之，人的定位既不在自然生命之中，也不在纯粹精神之中，因为，“人的本质及人可以称做他的特殊地位的东西，远远高于人们称之为理智和选择能力的东西。使人之所以为人的新原则，存在于所有我们可以在最广的意义上称之为生命的东西之外，无论是在内在一心理还是外部—活力的意义上。”⑧人绝非一个“物”(Ding)，而是一个“趋向”(Richtung)，他能够自己超越自己，从一个时空世界的彼岸中心出发而趋向这个中心，这个中心本身不可能是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而只可能存在于最高的存在理由(上帝)本身之中。
当然，人与生物生命紧密相关，也与精神价值紧密相关，但舍勒之所以一贯声称人的定位只在一个动姿性的X上，在一个未知数(零)上，乃是因为，人虽为肉身存在，却绝不屈从于生物性原则，而精神价值又天生不具生命强力，不在肉身之中，因此，人的位置就在于没有定位和趋向于定位之中——X，这个趋向于定位的X有如一条生命力的洪流由下而上奔涌，把生命强力奉献给精神价值，使天生无力的精神价值充溢着生命。这整个奔涌着的生命洪流的动姿，按舍勒的概括，就是爱，“在人成为思维的存在或意志的存在之前，就已是ensamans(爱的存在)”⑨，这永不止息的爱源于上帝，又奔向上帝，“爱上帝并爱每个人”。只有在爱之中，人才超升到神性本身的生成之中。
这就是舍勒下述著名论断的含义：人是超越的意向和姿态，是祈祷的、寻求上帝的本质。并非“人在祈祷”，人是生命超越本身的祷告；“人不寻求上帝”，人是活生生的X，X寻求上帝！在我国泛滥已久的毫无根据地以为基督教思想贬低人的价值的陈词滥调，应该知趣地收场了。我们倒是应该充分警惕那些拼命鼓吹生物欲求、强力意志的论调，小心它们把谎言伪装为真实。
(舍勒：《价值的颠覆》，罗悌伦、魏育青译，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的价值伦理学》，魏育青译，已列入“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即将山三联书店出版；舍勒：《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李伯杰译，即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上卷，第450页。
②参阅舍勒：VomUmsturzderWerte(价值的颠覆)，Leipzig，一九一九，卷一，第2页。
③ 舍勒：《价值的颠覆》，Leipzig，卷二，第8页。
④M.舍勒：DerFormalismusinderEthikunddiematerialeWertethik(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实质的价值伦理学)，《全集》，卷二，Bern1966，第382页。
⑤ 舍勒的这一与基督教伦理学说紧密结合的位格论，在本世纪影响至为深远，其伦理学被视为康德以后最重要的伦理学说。曾长期任伦理神学教授的波兰哲学家、现任教皇保罗二世(原名KarolWojtyla)就追随舍勒来建立其伦理神学，并在舍勒和茵加尔敦这两位价值现象学家的著作引导下，深入钻研过胡塞尔。参阅其发表于《胡塞尔研究年鉴》十卷(一九七九)上的《TheActingPerson》(行动的位格)一书和哲学文集《PrimatdesGeistes》(精神的第一性)。
⑥M.舍勒《VomEwigenimMenschen》(论人身上永恒的东西)，Leipzig一九一九。
⑦参阅《海德格尔全集》，第26卷，第62—64页。
⑧M.舍勒《DieStellungdesMenschenimKosmos》(人在宇宙中的位置)，Darms－tadt，第46页。
⑨《舍勒全集》第十卷，Bern，一九五七，第356页。
这种于此华土初始漫生的态度，在西方世界早就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徜祥于市了。近代以来，西方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以及工业技术革命，汇成一股急流，把传统的与希腊理性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基督教价值观念打入冷宫，判为谎言，新型的市民－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统领时代潮流，然而，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这种新型的价值观又成了被告，而且起诉人绝非仅只马克思、恩格斯两位思想家：使人成为非人的恰恰是人而不是神。
第一次大战前后，欧洲人已普遍感到，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价值的核心力量已病入膏盲，传统的有效的精神支柱已然丧失，于是，人们便除了本己的生命要求之外，什么也不相信，一味听任其自然冲动为所欲为；于是，东方贤士开始嘲笑西方的“人欲横流”，开始为自己的道德传统自鸣得意；于是，价值虚无主义、历史相对主义伴随着种种新的人间偶像争相出现。正是在这样一个只要提到“爱心”二字就会遭人反问“值几个钱”的时代，一位思想界的唐·吉河德式的骑士挺身而出，向颠覆真实价值观念的种种看似真理的谎言宣战，这就是闻名遐迩的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天主教思想家、现象学第二泰斗、哲学人类学奠基人、现代基督教位格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理论代表舍勒(MaxScheler，1874－1928)。这位把毕生精力投入到澄清欧洲精神价值的迷误这一艰巨而又急迫的工作中去的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以其深入的体察和雄辩的分析向人们表明：尽管启蒙运动时代把真与假、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所有概念，都深深地植入一个理性的人的本性的统一性之中，而十九世纪片面而又实际的历史文化则把这个统一体作为观念分解了，以致于衡量人之为人的公共标准最终消失，只有血淋淋的成功；尽管近代人本主义把基督教的价值伦理排挤到一边，以其根据为价值最低的人类自然欲求的世俗伦理取而代之，导致爱的奉献自身的真正价值从根本上遭到颠覆；尽管基督教本身面对精神价值的普遍毁灭似乎显得无能为力，以致人的精神位格不断下降，然而，欧洲精神毕竟没有穷途末路，复兴的希望依然在握，这就是：批判地澄清导致欧洲精神毁灭的种种谎言，恢复被歪曲、被颠覆、被排挤的基督教的精神价值。舍勒坚信，人身上毕竟尚有永恒的东西、珍贵的东西，这就是上帝赋予每一人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精神位格，这一位格的核心乃是在人自身内具有最高价值、无穷无尽地促使人高贵并向基督看齐的爱的意向。舍勒一生最为关注的是：人的本质、人的宇宙位置以及人的价值之所在的问题。舍勒自称，这一问题在他那里先于其它一切问题。众所周知，近代西方的历史，是人本主义逐步取代神本景观的历史，人们经常说，由于近代人本主义的推进，人的地位和价值极大地提高了，人的本质的证明，不再是上帝造人说，而是生物学、心理学、历史学的证明。然而，情形会不会刚好相反呢？换言之，近代人本主义的推进会不会是人的地位和价值的极大贬低呢？在舍勒看来，历史的情形恰好证明了后者。针对十九世纪以来的普遍的精神颓丧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舍勒指出，欧洲的厄运恰恰就在于自近代以来基督教的关于人和社会的学说遭到了可怕的颠覆。如今，悲叹是无济于事的，问题在于如何恢复被谎言颠覆了的本源价值。面对各种近代学说这一问题相当急迫而且棘手。
一八七四年舍勒出生于慕尼黑一个领地管理员家庭。少年时代的舍勒就已主动地开始接近天主教世界观，成年后受洗进入天主教会。舍勒的父亲出自新教家庭，母亲则出自犹太家庭，舍勒接受天主教信仰，完全是个人抉择。他一直以为，新教对欧洲的团结精神受到损害是负有责任的，因为它总是鼓励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在他看来，天主教理(Katholizismus)才是欧洲精神的伟大遗产，基督教位格主义才是真正的欧洲大宪章。舍勒自少年时代起就禀有的这种宗教情怀，支配了他一生的哲学—社会学的批判工作，尽管他后来也对天主教理的某些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舍勒看来，基督宗教绝非仅是“生活价值”、“文化价值”或康德所谓的实践目的，而且是一系列形而上学真理的基础，是欧罗巴精神的灵魂。
既然基督教的精神价值遭到近代以来各种人文学的诋毁和颠覆，要恢复基督教的价值，就必须澄清种种人文学观念的谬误。在求学期间，舍勒深入钻研了现代医学、近代以来的哲学和现代社会学，先后师从过狄尔泰、西美尔和奥依肯，现代人文学的各个方面——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逻辑学、心理学、生物学、人类学无不在他视界之内，为他后来在这些领域里展开价值论批判奠定了基础。
面对种种自称有其可靠的科学方法为基础的近现代人学，舍勒深感如果不为澄清这些迷误探寻到一种切实可靠的方法，势必只会为已有的种种陈词滥调增加数目。在任哲学讲师之后长达十一年之久的默默摸索中，舍勒接触到胡塞尔的现象学成果，并深为折服，他决定采取“现象学立场”，施行价值意识和社会学批判。在舍勒看来，只有借助现象学立场，才能使我们对所有有关世界和根基的把握触及到最终的与本质相应的基础。②
舍勒由此迈出的第一步相当精采，这就是他于一九一一年发表的《自我认识的偶像》一文，它直接指向伴随近代人本主义而来的人对自我认识的自信。近代哲学一直在滋长这样一种看法：人的内在感知与对自然界的外在感知不同，后者可能产生错觉，前者则不会。培根的四偶像说都针对人对外界的认知迷幻，引出了西方哲学长达数百年为澄清这种认识迷误的努力。相反，人对自我的认知，人的以感觉为根据的体验，被视为当然可靠。我们如今不也耳闻“我的感觉、我的体验、我的感受”的果断断言不绝于耳吗？舍勒尖锐地指出，恰恰在人的内在自我感知中，也有同样的偶像迷幻。“坚信内在感知无谬误性的信念和学说强词夺理地以为这一倒霉的东西具有某种类似‘良心’的品质，殊不知这样一来人的目光恰恰就被彻底遮挡住了，再也看不到自己真正的内心深处。”③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这种想当然的自信最终导致自我中心论、极端否定论，自以为是，拒斥自我以外的一切，看不到超越于自我之外的价值、看不到上帝。
基督教的谦卑精神与此绝然对立，它拒绝自我的骄傲，防止象中了魔一样栖泊于黑夜中的只关注自我价值的目光把人变成自大者和否定者，使恭顺这一最温柔的剪影——神性至爱在运动中留在人心灵上的剪影永驻心中。如今，价值世界日益暗淡，不正是由于日益空虚独傲的自我中心论把这一温柔的剪影颠覆了吗？
舍勒并不算当时的现象学圈子的“元老”，但他与这个圈子(慕尼黑小组和哥庭根小组)的成员接触后，很快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俨然跃居仅次于胡塞尔的地位，他的才气公认极为迷人。事实上，他与胡塞尔分歧不小。在舍勒看来，现象学只是一种对世界的哲学态度——审视的态度，借助于这种态度，人们得以把握本质的事实——与自然的世界观的事实和科学的事实截然不同质的、但又被加以混淆的事实。但现象学态度不能提供出一个世界观，世界观只能得自于现象学外部，这就是天主教思想。因此，舍勒的现象学乃是一种实践运用的现象学，用来对歪曲基督教价值的伪价值实施批判。
例如，对人的本质的看法，据舍勒的现象学分析表明，从近代至本世纪初的各种理论——理性的动物、能制造工具的劳动的动物、实现强力意志的生命力或心理一生理能量的满足等等，统统都建立在一个根本性的谬误之上，即把人的本质及其价值视为一种自然事实的自然延伸。这是一种带根本性的审视错误，也是近代以来各种人学的普遍错误。正是由于近代诸人学把人的本质力量建立在自然实在性的根据上——理智实体(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制造工具(马克思)、生物本能(达尔文)、强力意志(尼采)、心理能量(弗洛依德)，才最终导致人的价值的可怕颠覆。
通过现象学还原，舍勒的人学批判把我们引回到人的纯粹事实——位格(Person)上来，即人之为人在于他的位格存在(Person－sein)。“位格”(Persona)这个词最先为拉丁教父德尔图良创用，他提出上帝本身有“三个位”(Trespersonae)，而三个位是合而为一的。《圣经》讲“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并向他脸上吹气，使人成为有灵魂的活人”(《创世纪》，2.7.)，因此，人的本质及其价值只能从人与上帝的关系来界定。这就是基督教的位格主义，它在奥古斯丁那里得到重大发展。舍勒进一步提出，位格绝非一个事物对象，不是心理－物理实在，也不依赖于肉身状态而实存，因此不能被看作一件从属于经验秩序的东西。另一方面，位格又不能与自我(Ich)和个人(Individuum)等同：自我最终归属于一个你，而位格却是某种绝对的东西；个人是孤立的单个存在，位格则同时是一个社会的统一体。在舍勒看来，位格只能从行动(Akte)来说明：“位格乃是各种不同本质行动的一个具体的、自具本质的存在统一，……位格的存在起着所有本质不同的行动的作用”。④
说到底，位格才是人的真正价值和本质之所在，它体现为一个向上超越的动姿(Bewegung)，即意向性的趋于某种存在、关于某种存在的行为；质而言之，这一超越的意向动姿就是爱、永不止息的爱，这爱源于上帝，又奔向上帝。理智、语言、制造工具、强力意志、生存竞争等等等等，都使人与动物只有程度差别，而无本质差别。只有上帝赐予人的位格，只有奔向上帝的热切温顺的爱的动姿，才使人与动物在本质上区别开来。⑤ 人离弃了上帝，便不复为人，而是高等动物，也不复有人的价值可言。贬低人的地位和价值的，绝非基督教思想，而恰恰是颠覆基督教价值观的近代人本主义。
贬低人的地位和价值的，正是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这一论断在西方学界不算出言惊人，但对我们来说，难免被视为奇谈怪论。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出示舍勒的论据，这就是他著名的人本主义批判(Humanismuskritik)。
舍勒提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本主义猛烈抨击基督教的爱的律令，建立了一种使人和人类孤立于上帝的伦理，导致与自由位格的道德团结的基督教思想背道而驰的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徜徉于世，最终摧残了人身上的位格价值和人类的自由、平等、友爱、团结的社会价值。
舍勒从爱的价值论和社会学两个方面展开批判。首先，人本主义的爱人学说把基督教的“爱上帝并爱每个人”的律令打入冷宫，宣称只爱人，其实质乃是把爱这一价值行为中的不可见的精神、灵魂和神圣的成份撇开，只求人的肉身财富和肉身幸福，爱成了追求现世福利的手段。人本主义的爱人说根本不是为了爱本身和人的自由的爱的能力而要求人的福利，相反，它却要求爱的目的只是为了福利本身。随之，衡量一切价值行为的标准，不再是较高的质和较纯净的价值充溢，不是离神圣至爱(上帝)更近的价值本身，而只是数量上的效用而已。结果，价值最高的东西(爱本身)就成了价值最低的东西(自然本性)的效用工具。这正是价值的颠倒。
然而，更加严重的后果是，每个人与上帝的共同关系，也即是每个人的精神灵魂彼此之间最深刻、最有效力的终极联系也因此被否定了。这时，由于人们的信仰以及他们与这个世界的根基和意义的关联无法协调一致，人们就愈来愈趋向于在一切事情上只求取技术性的、机械性(即手段上)的一致。人的社会存在的统一性已然丧失了价值本源上的根基。从根本上说，人本主义的社会学说已彻底丢失了人类社会的责任共负这一最高原则，而且是在价值根子上丢失了这一原则。结果，出现了卢梭和康德的本末倒置的社会契约论，出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供奉的国家、民族、阶级一类龙形怪兽的偶像，上帝天赋给每个人和社团的权利和财产都被国家和社会统统扼杀。于是专制国家(集权的集体主义)和大众国家(用多数人的意志偷换真正的民众意志)就随之诞生。
舍勒指出，基督教位格主义断然拒绝禀有精神的个人成为国家、社会、阶级、世界理性或所谓客观历史进程的工具或仆人，人人只有一个主人——爱人也被人爱的上帝，每个人都有自己本有的不受一切世俗形态(国家)摆布的与个人存在一同降生的天赋人权。“个人统一的核心是上帝创造的单个灵魂，它给它自己的权利和行动保存住一个为它所特有的空间。人作为精神文明、语言活动和文化的主体，首先以宗教主体和基督的骨肉的身份，无条件地高于国家、国家颁布的权利和通过国家可能产生的一切‘干涉’”。⑥国家和民族至多可强行索取个人的外在生命，却无权要求人格的存在这一上帝认可的权利。
与此同时，基督教社会学说的民主原则也坚决维护与一个无限的精神个人缔结的爱的共同体、由爱组成的精神集体。人类的每一合法集体都以上帝为起源、以上帝为最高立法者，因此，每一个人不仅要向上帝为自己的独特存在和行为负责，也作为社会之一员，要在上帝面前为在精神和道德方面涉及任何一个集体的境遇和行为中的一切共同负责。舍勒把共同信仰、共同希望、共同热爱、共同负责的集体精神称之为上帝的“社会学证明”。最终，只有通过神性的中心，人类契约和诺言才有可能，其真正的约束力才有保障。
早在第一次大战时，舍勒就断言，只有基督教的社会民主学说，才能把欧洲从灾难的崩溃中拯救出来，重建真正的基督教的欧洲。历史印证了这一点。二次大战以后，欧洲终于从放任的自由主义和集权的集体主义的恶梦中惊醒，走上舍勒所谓第三条道路(eindritterWeg)的基督教民主主义之路。
在对近现代人本主义实施了广泛深入的价值现象学批判和社会学批判之后，舍勒愈来愈感到，仅止于批判是不够的。面对现代各种研究人的特殊科学的层出不穷，必须提出一个统一的关于人的观念，建立一门统一的关于人的学科，因为，无论这些有关人的科学如何因其实验手段而有价值，都掩去了人的本质。在舍勒看来，只有一门新型的关于人的形而上学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这一任务就是给人定位。
正当舍勒着手实现这一计划之时，病魔使他不幸中年去逝。在海德格尔看来，舍勒的早逝是欧洲当代哲学的无可挽回的损失，因为，“他对于一切新绽裂的可能性和力量具有不同寻常的敏感”，“他的伟大的标志就在于不可补偿”。⑦
临逝前的舍勒做过一次题为“人的特殊位置”的讲演，并以《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为书名出了单行本，人的形而上学的构想在书中已见出提纲式的阐述。虽然舍勒此时的神学思想已有所变化，对官方天主教思想有所不满，并脱离了天主教会，但舍勒并没有离开基督教思想的基本立场，仍然从人与上帝的关系这一一贯着眼点来界定人的位置。事实上，在西方，不管是大学者还是普通人士，与教会不发生关系，却又具有明确的基督教信仰者绝不少见。
人的位置在哪里？舍勒坚信，它绝不在生物冲动、心理能量、强力意志的系列上，也绝不在单纯的理智和观念的系列上，换言之，人的定位既不在自然生命之中，也不在纯粹精神之中，因为，“人的本质及人可以称做他的特殊地位的东西，远远高于人们称之为理智和选择能力的东西。使人之所以为人的新原则，存在于所有我们可以在最广的意义上称之为生命的东西之外，无论是在内在一心理还是外部—活力的意义上。”⑧人绝非一个“物”(Ding)，而是一个“趋向”(Richtung)，他能够自己超越自己，从一个时空世界的彼岸中心出发而趋向这个中心，这个中心本身不可能是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而只可能存在于最高的存在理由(上帝)本身之中。
当然，人与生物生命紧密相关，也与精神价值紧密相关，但舍勒之所以一贯声称人的定位只在一个动姿性的X上，在一个未知数(零)上，乃是因为，人虽为肉身存在，却绝不屈从于生物性原则，而精神价值又天生不具生命强力，不在肉身之中，因此，人的位置就在于没有定位和趋向于定位之中——X，这个趋向于定位的X有如一条生命力的洪流由下而上奔涌，把生命强力奉献给精神价值，使天生无力的精神价值充溢着生命。这整个奔涌着的生命洪流的动姿，按舍勒的概括，就是爱，“在人成为思维的存在或意志的存在之前，就已是ensamans(爱的存在)”⑨，这永不止息的爱源于上帝，又奔向上帝，“爱上帝并爱每个人”。只有在爱之中，人才超升到神性本身的生成之中。
这就是舍勒下述著名论断的含义：人是超越的意向和姿态，是祈祷的、寻求上帝的本质。并非“人在祈祷”，人是生命超越本身的祷告；“人不寻求上帝”，人是活生生的X，X寻求上帝！在我国泛滥已久的毫无根据地以为基督教思想贬低人的价值的陈词滥调，应该知趣地收场了。我们倒是应该充分警惕那些拼命鼓吹生物欲求、强力意志的论调，小心它们把谎言伪装为真实。
(舍勒：《价值的颠覆》，罗悌伦、魏育青译，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的价值伦理学》，魏育青译，已列入“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即将山三联书店出版；舍勒：《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李伯杰译，即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上卷，第450页。
②参阅舍勒：VomUmsturzderWerte(价值的颠覆)，Leipzig，一九一九，卷一，第2页。
③ 舍勒：《价值的颠覆》，Leipzig，卷二，第8页。
④M.舍勒：DerFormalismusinderEthikunddiematerialeWertethik(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实质的价值伦理学)，《全集》，卷二，Bern1966，第382页。
⑤ 舍勒的这一与基督教伦理学说紧密结合的位格论，在本世纪影响至为深远，其伦理学被视为康德以后最重要的伦理学说。曾长期任伦理神学教授的波兰哲学家、现任教皇保罗二世(原名KarolWojtyla)就追随舍勒来建立其伦理神学，并在舍勒和茵加尔敦这两位价值现象学家的著作引导下，深入钻研过胡塞尔。参阅其发表于《胡塞尔研究年鉴》十卷(一九七九)上的《TheActingPerson》(行动的位格)一书和哲学文集《PrimatdesGeistes》(精神的第一性)。
⑥M.舍勒《VomEwigenimMenschen》(论人身上永恒的东西)，Leipzig一九一九。
⑦参阅《海德格尔全集》，第26卷，第62—64页。
⑧M.舍勒《DieStellungdesMenschenimKosmos》(人在宇宙中的位置)，Darms－tadt，第46页。
⑨《舍勒全集》第十卷，Bern，一九五七，第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