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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作家丁海笑孤身一人进行搭车环亚之旅，他从拉萨出发，跨越印度、伊朗、高加索、地中海等地，历时一年回国。对他而言，这次旅程应证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
作者在搭车前往高加索的途中，一路上频频历险：行李被盗、被人误解；陷入冰天雪地、无车可搭；在格鲁吉亚关口，遭受粗暴对待……不过，那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高加索各国残留的前苏联印记，都给他带来了别样的感受。
告别时，这几个凶神恶煞的大汉突然露出了一丝笑容。几个渔夫在路边搭起帐篷卖鱼，路边拴着一条金灰毛发的猎狗。人们冲我笑笑，或许是看到了我的灰头土脸。在这里，四周都是漂亮的雪山，而我已没有心情用辞藻去形容它们。在广袤大地上，西沉的太阳洒下浓郁的色彩，强烈、美好，此后的搭车之旅我会格外小心，每次搭车都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步入不归路。
幸运的是，焦勒法终于到了。
焦勒法→诺杜兹→梅格里→卡潘
周围突兀、挺拔的山峰尽收眼底，云雾盘山路陡峭险峻，不时有180度大转弯，笨拙的车头重重地滑向路边，又拖着半个轮胎弹回原路，险中求生……
焦勒法位于俗称“火药库”的高加索边界，这里有无数的堡垒和检查站，伊斯兰建筑与基督教堂对峙着，传统的石头城堡和苏维埃死灰色的砖楼相连，就像是一座世界景观乐园。在焦勒法残破的网吧，还能窥见些许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小镇的模样。
与焦勒法一河之隔，便是阿塞拜疆共和国，焦勒法的居民也是阿扎里族人——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几年前，伊朗将焦勒法列为免税口岸商品区，但这并不能缓解国界间的紧张局势——过去同属前苏联阵营的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如今却是死对头。
我没有在焦勒法久留，而是直接搭车前往伊朗—亚美尼亚的诺杜兹口岸，司机是一位会英语的筑路工程师，一路上他不断向我控诉亚美尼亚人有多恶劣，杀死了多少阿扎里族妇女和儿童，又说伊朗的阿扎里族想独立，并入美丽的阿塞拜疆……种种饱含负面情绪的话语，听得我战战兢兢。
不过，在前往诺杜兹口岸的路上，却有无数的雪山和美景：石头和木头栅栏堆砌起来的优雅房子，气势磅礴的高山耸立，仿佛从天而降……我不禁感叹：为何如此美丽的山川、河流，却每每被人类作为天然的国界，用以阻隔彼此的国民？
几个小时过后，车辆抵达了目的地，戴着俄式皮帽的亚美尼亚士兵检查完我的护照，顺手指了指那座教堂城堡般的入境大厅，上面有亚美尼亚半狮半鹰的国徽，屋顶飘扬着红、蓝、黄三色国旗。
卡潘没有人会讲英文，我打了一辆车，用刚学会的蹩脚俄语说了声“宾馆”，司机带着我在小城里绕路，我们用不同的两种语言争吵起来。最后他把我丢在一家宾馆的前台，我向前台询价，房间贵得离奇，但服务员信誓旦旦地保证这里是卡潘最便宜的住宿——因为卡潘只有两家宾馆。
勉强安顿下来，感到了饥饿，就在宾馆的商店买了几块巧克力，售货员只会用计算器算钱，这似乎与精明得与犹太人并称的亚美尼亚人的形象不符。当然，卡潘人有可能来自别的民族，在族群高度混杂的高加索地区，谁也很难说自己是纯正的某族人。吃完巧克力，我还在街上溜达了几圈，但没有找到一家开门的商店或餐厅，遂放弃了对这里的探索，卡潘的雪夜里，弥漫着压抑和不安。
次日，雪大得无法出门，风咆哮着，将树枝上滞留的积雪清扫干净，泛蓝的灰色是这里唯一的色彩，寒冷的季节使得人类活动停滞。皑皑的白雪覆盖了近处的教堂和远山上的十字架雕塑，营造出一个冰雪世界，这让耽于逸乐的我找到充足的理由放慢脚步。尚未从伊朗的遭遇中平静，好奇心却依然不减——卡潘住着怎样的人，他们都在干什么？只是我很快就失望了，四处是提着伏特加酒瓶的流浪汉，人们的表情冷漠得就像刀割般的冷風。在这片凌乱的土地上，唯一能够滋长的，是日夜笙歌的赌场和酒馆，与冷清的城池并行不悖。
在惶恐不安中度过两日，我决定启程。但过了一段时间，我便明白现在搭车是多么的愚蠢——我不仅高估了亚美尼亚人民的热情，还高估了亚美尼亚的人口，在凛冽的寒风和飘扬的雪花中站了几个钟头，最后，幸运地搭了一辆笨重的奔驰轿车，上面坐着两个虎背熊腰的亚美尼亚军官和一位优雅的中年妇女，我夹在其间像是被挟持一般。军官将我载到了下一个总人口只有两万人的小城，晦暗的建筑成排地摆放着，暴风雪令这里毫无生气。
我没有在此停留，为了尽快到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我只能一边徒步，一边搭车前行。在这银装素裹的世界里，我显得无比渺小。在路上，只能看到一种颜色时，是无比悲哀的。这里没有沙漠的荒凉，也没有大海的宽广，只是像一片白色的反光板，机械地做着反射运动，这样的旅途毫无乐趣可言。
快到埃里温时，晚霞照耀着亚拉腊山，显得十分妩媚，霞光普照的平原上开始充满生气，积雪退却，世界好似重生一般。
埃里温→出入境关口→第比利斯
另一个士兵检查完我的护照后，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他带着护照转身离开，将检查岗的门砰地一声锁上，示意让我等一等。我感到情况有些不妙……
当你站在埃里温的中央，这座要乐观估计才能被称得上是百万人口的城市，仿佛让你穿越到二十几年前的前苏联。虽然加盟共和国的称号让这个国家的历史看上去并不光彩，但苏维埃的灵魂已经渗透进亚美尼亚的躯体，俄语至今仍是主要交流语言之一，在城市边缘，偶尔还能发现几栋标着“CCCP”（苏联的俄文缩写）的建筑，一座座被推倒的列宁塑像残破不堪，只是有些地方被新的雕塑替代。
我在埃里温休整了一个月，其间听闻女同胞Vivian，在格鲁吉亚入境处，由于向签证官多要了两日签期，就被对方以行李太多、怀疑是非法移民为由，而拒绝入境。虽然周旋一番后，Vivian成功入境，但我还是陷入了担忧——如果无法从陆路进入格鲁吉亚，那么我必须途经第三国甚至第四国转机，再到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获得落地签，这不仅很昂贵，还将毁掉整个环亚旅行计划。 经过反复思量，我决定铤而走险。我乘坐从埃里温驶往第比利斯的跨国小巴，因为时间紧迫，这也是我唯一能选择的入境交通工具。车里没有供暖，寒风凛冽，吹得我头疼，而旁边一个伊朗商人还在我耳边不住地“吹冷风”：一会儿不停咒骂自己的国家，一会儿又说他预测中国30年后会超过美国……
我重获曙光，即使车程已半，我还是决定冒险一试。不料司机却趁火打劫，说必须包他的车到第比利斯，否则哪里也不去了。天色已晚，我骑虎难下，只好答应。但司机得寸进尺，又示意我刚才打的是国际长途，这笔钱也要跟我算，我气愤地将身上所有的钞票扔在挡风玻璃前面，说我就这么多了，他见好就收，怕我反悔。
我们回到了关口，不料这一次却是亚美尼亚边境不许我出境了。我反复和亚方沟通，军官却迟迟不肯回复，想是怕惹麻烦上身，此后竟再也不露面了。士兵左右为难，只好将我的护照和签证在检验机上仔细端详，借机拖延时间，好让我知难而退。但我跟他们僵持了两个小时，参赞打来电话说快下班了，要是亚美尼亚边境不放我，那他也无能为力。我向一位懂英语的士兵申明：“我是外国公民，你没有理由拒绝我出境，况且我的签证已到期。如果我入境有任何事情发生，我会及时联系大使馆，这个你不用管。”闻言，亚方终于妥协，说：“人可以放，但责任自负。”
盖好出境章，我拿着被一群士兵反复蹂躏的护照，前往边检，但尚未抵达，车辆就被格鲁吉亚警方控制了，我仿佛成了“恐怖分子”，氣势汹汹的防暴警察似乎随时可能冲上来，揍我一顿，然后把我关起来。情况紧急，事到如今，只好再次通过大使馆官方交涉，不到15分钟，警察便用扩音器叫我过去。进了格鲁吉亚入境大厅，公务员很快办理了我的过境签证，最后成功进入格鲁吉亚。
可是，这一天的厄运并没有结束，抵达第比利斯郊外时，司机突然示意我车没油了，然后丢给我1里拉的硬币，就让我下车。我揣着这一枚硬币，茫然无措。远处无垠的草地，在夕阳照耀下显得无限美丽，此刻我却已无力欣赏。在自己生日当天所遭遇的不公，让我想到了甘地（Gandhi）先生——如果他没有在南非被扔下火车的经历，恐怕就不会有他后来为争取平等权利所推行的运动了。
作者在搭车前往高加索的途中，一路上频频历险：行李被盗、被人误解；陷入冰天雪地、无车可搭；在格鲁吉亚关口，遭受粗暴对待……不过，那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高加索各国残留的前苏联印记，都给他带来了别样的感受。
告别时，这几个凶神恶煞的大汉突然露出了一丝笑容。几个渔夫在路边搭起帐篷卖鱼，路边拴着一条金灰毛发的猎狗。人们冲我笑笑，或许是看到了我的灰头土脸。在这里，四周都是漂亮的雪山，而我已没有心情用辞藻去形容它们。在广袤大地上，西沉的太阳洒下浓郁的色彩，强烈、美好，此后的搭车之旅我会格外小心，每次搭车都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步入不归路。
幸运的是，焦勒法终于到了。
焦勒法→诺杜兹→梅格里→卡潘
周围突兀、挺拔的山峰尽收眼底，云雾盘山路陡峭险峻，不时有180度大转弯，笨拙的车头重重地滑向路边，又拖着半个轮胎弹回原路，险中求生……
焦勒法位于俗称“火药库”的高加索边界，这里有无数的堡垒和检查站，伊斯兰建筑与基督教堂对峙着，传统的石头城堡和苏维埃死灰色的砖楼相连，就像是一座世界景观乐园。在焦勒法残破的网吧，还能窥见些许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小镇的模样。
与焦勒法一河之隔，便是阿塞拜疆共和国，焦勒法的居民也是阿扎里族人——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几年前，伊朗将焦勒法列为免税口岸商品区，但这并不能缓解国界间的紧张局势——过去同属前苏联阵营的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如今却是死对头。
我没有在焦勒法久留，而是直接搭车前往伊朗—亚美尼亚的诺杜兹口岸，司机是一位会英语的筑路工程师，一路上他不断向我控诉亚美尼亚人有多恶劣，杀死了多少阿扎里族妇女和儿童，又说伊朗的阿扎里族想独立，并入美丽的阿塞拜疆……种种饱含负面情绪的话语，听得我战战兢兢。
不过，在前往诺杜兹口岸的路上，却有无数的雪山和美景：石头和木头栅栏堆砌起来的优雅房子，气势磅礴的高山耸立，仿佛从天而降……我不禁感叹：为何如此美丽的山川、河流，却每每被人类作为天然的国界，用以阻隔彼此的国民？
几个小时过后，车辆抵达了目的地，戴着俄式皮帽的亚美尼亚士兵检查完我的护照，顺手指了指那座教堂城堡般的入境大厅，上面有亚美尼亚半狮半鹰的国徽，屋顶飘扬着红、蓝、黄三色国旗。
卡潘没有人会讲英文，我打了一辆车，用刚学会的蹩脚俄语说了声“宾馆”，司机带着我在小城里绕路，我们用不同的两种语言争吵起来。最后他把我丢在一家宾馆的前台，我向前台询价，房间贵得离奇，但服务员信誓旦旦地保证这里是卡潘最便宜的住宿——因为卡潘只有两家宾馆。
勉强安顿下来，感到了饥饿，就在宾馆的商店买了几块巧克力，售货员只会用计算器算钱，这似乎与精明得与犹太人并称的亚美尼亚人的形象不符。当然，卡潘人有可能来自别的民族，在族群高度混杂的高加索地区，谁也很难说自己是纯正的某族人。吃完巧克力，我还在街上溜达了几圈，但没有找到一家开门的商店或餐厅，遂放弃了对这里的探索，卡潘的雪夜里，弥漫着压抑和不安。
次日，雪大得无法出门，风咆哮着，将树枝上滞留的积雪清扫干净，泛蓝的灰色是这里唯一的色彩，寒冷的季节使得人类活动停滞。皑皑的白雪覆盖了近处的教堂和远山上的十字架雕塑，营造出一个冰雪世界，这让耽于逸乐的我找到充足的理由放慢脚步。尚未从伊朗的遭遇中平静，好奇心却依然不减——卡潘住着怎样的人，他们都在干什么？只是我很快就失望了，四处是提着伏特加酒瓶的流浪汉，人们的表情冷漠得就像刀割般的冷風。在这片凌乱的土地上，唯一能够滋长的，是日夜笙歌的赌场和酒馆，与冷清的城池并行不悖。
在惶恐不安中度过两日，我决定启程。但过了一段时间，我便明白现在搭车是多么的愚蠢——我不仅高估了亚美尼亚人民的热情，还高估了亚美尼亚的人口，在凛冽的寒风和飘扬的雪花中站了几个钟头，最后，幸运地搭了一辆笨重的奔驰轿车，上面坐着两个虎背熊腰的亚美尼亚军官和一位优雅的中年妇女，我夹在其间像是被挟持一般。军官将我载到了下一个总人口只有两万人的小城，晦暗的建筑成排地摆放着，暴风雪令这里毫无生气。
我没有在此停留，为了尽快到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我只能一边徒步，一边搭车前行。在这银装素裹的世界里，我显得无比渺小。在路上，只能看到一种颜色时，是无比悲哀的。这里没有沙漠的荒凉，也没有大海的宽广，只是像一片白色的反光板，机械地做着反射运动，这样的旅途毫无乐趣可言。
快到埃里温时，晚霞照耀着亚拉腊山，显得十分妩媚，霞光普照的平原上开始充满生气，积雪退却，世界好似重生一般。
埃里温→出入境关口→第比利斯
另一个士兵检查完我的护照后，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他带着护照转身离开，将检查岗的门砰地一声锁上，示意让我等一等。我感到情况有些不妙……
当你站在埃里温的中央，这座要乐观估计才能被称得上是百万人口的城市，仿佛让你穿越到二十几年前的前苏联。虽然加盟共和国的称号让这个国家的历史看上去并不光彩，但苏维埃的灵魂已经渗透进亚美尼亚的躯体，俄语至今仍是主要交流语言之一，在城市边缘，偶尔还能发现几栋标着“CCCP”（苏联的俄文缩写）的建筑，一座座被推倒的列宁塑像残破不堪，只是有些地方被新的雕塑替代。
我在埃里温休整了一个月，其间听闻女同胞Vivian，在格鲁吉亚入境处，由于向签证官多要了两日签期，就被对方以行李太多、怀疑是非法移民为由，而拒绝入境。虽然周旋一番后，Vivian成功入境，但我还是陷入了担忧——如果无法从陆路进入格鲁吉亚，那么我必须途经第三国甚至第四国转机，再到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获得落地签，这不仅很昂贵，还将毁掉整个环亚旅行计划。 经过反复思量，我决定铤而走险。我乘坐从埃里温驶往第比利斯的跨国小巴，因为时间紧迫，这也是我唯一能选择的入境交通工具。车里没有供暖，寒风凛冽，吹得我头疼，而旁边一个伊朗商人还在我耳边不住地“吹冷风”：一会儿不停咒骂自己的国家，一会儿又说他预测中国30年后会超过美国……
我重获曙光，即使车程已半，我还是决定冒险一试。不料司机却趁火打劫，说必须包他的车到第比利斯，否则哪里也不去了。天色已晚，我骑虎难下，只好答应。但司机得寸进尺，又示意我刚才打的是国际长途，这笔钱也要跟我算，我气愤地将身上所有的钞票扔在挡风玻璃前面，说我就这么多了，他见好就收，怕我反悔。
我们回到了关口，不料这一次却是亚美尼亚边境不许我出境了。我反复和亚方沟通，军官却迟迟不肯回复，想是怕惹麻烦上身，此后竟再也不露面了。士兵左右为难，只好将我的护照和签证在检验机上仔细端详，借机拖延时间，好让我知难而退。但我跟他们僵持了两个小时，参赞打来电话说快下班了，要是亚美尼亚边境不放我，那他也无能为力。我向一位懂英语的士兵申明：“我是外国公民，你没有理由拒绝我出境，况且我的签证已到期。如果我入境有任何事情发生，我会及时联系大使馆，这个你不用管。”闻言，亚方终于妥协，说：“人可以放，但责任自负。”
盖好出境章，我拿着被一群士兵反复蹂躏的护照，前往边检，但尚未抵达，车辆就被格鲁吉亚警方控制了，我仿佛成了“恐怖分子”，氣势汹汹的防暴警察似乎随时可能冲上来，揍我一顿，然后把我关起来。情况紧急，事到如今，只好再次通过大使馆官方交涉，不到15分钟，警察便用扩音器叫我过去。进了格鲁吉亚入境大厅，公务员很快办理了我的过境签证，最后成功进入格鲁吉亚。
可是，这一天的厄运并没有结束，抵达第比利斯郊外时，司机突然示意我车没油了，然后丢给我1里拉的硬币，就让我下车。我揣着这一枚硬币，茫然无措。远处无垠的草地，在夕阳照耀下显得无限美丽，此刻我却已无力欣赏。在自己生日当天所遭遇的不公，让我想到了甘地（Gandhi）先生——如果他没有在南非被扔下火车的经历，恐怕就不会有他后来为争取平等权利所推行的运动了。